——評霍俊明《何為詩人，何為好詩歌》
楊青雲（《周公研究》總編輯）
霍俊明在《何為詩人，何為好詩歌》一文中，以詩學批評家的敏銳與詩人的共情，拆解了“詩人”身份的精神肌理與“好詩歌”的審美標尺。在詩歌逐漸被消費主義稀釋、被碎片化傳播消解的當下，這一追問不僅是對詩歌本體的回歸，更是對當代寫作者精神向度的叩問。詩人何為？好詩何解？霍俊明的思考跳出了形式主義與浪漫主義的二元對立，將“詩人”的定義錨定在生命體驗與語言創造的雙重維度，將“好詩歌”的標準落腳于真實、在場與審美張力的統一，為當代詩歌的創作與批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照。
霍俊明對“詩人”的界定，首先打破了“詩人是天生的”這一浪漫化迷思，也拒絕將詩人簡化為“掌握語言技巧的寫作者”。在論家看來詩人的核心特質并非天賦的靈感迸發，而是“對世界保持持續的敏感與追問”，是“將個體經驗轉化為公共精神符號的能力”。這種界定剝離了詩人的光環化想象，回歸到創作主體的生命實踐本質。
從詩學傳統來看中國古典詩學中“詩言志”“緣情”的命題，早已將詩人的身份與情感表達、志向抒發綁定，但霍俊明的思考更具當代性，先生強調詩人是“時代的感知者與記錄者”，卻又不淪為時代的傳聲筒。詩人的敏感，不是對現實的被動反映，而是對日常經驗的“陌生化”處理：在菜市場的喧囂里聽見時間的褶皺，在都市的鋼筋水泥間看見人性的褶皺，這種從庸常中提煉詩意的能力，是詩人區別于普通寫作者的核心素養。正如他在文中所言，“詩人的眼睛，是能在塵埃里看見星辰的眼睛”，這種視覺與心靈的雙重轉化，構成了詩人身份的第一層審美奧義。
其次霍俊明認為詩人必須具備“語言的自覺”。詩歌是語言的藝術，而詩人則是語言的“煉金術士”。但這種語言自覺并非對辭藻的炫技，而是對語言本質的敬畏與創造。在當代詩歌創作中，不乏堆砌辭藻、玩弄技巧的“偽詩歌”，這類作品看似華麗，卻因缺乏語言的真誠而淪為空洞的文字游戲。霍俊明指出，真正的詩人懂得“讓語言回到事物本身”，用最精準的語詞觸碰經驗的本質，讓語言成為生命的載體而非枷鎖。比如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沒有復雜的修辭，卻以樸素的語言構建出永恒的精神圖景，正是因為詩人讓語言與生命體驗達成了深度同構。這種語言與生命的互文，是詩人身份的第二層審美奧義。
更重要的是霍俊明將“詩人”的身份與“精神的擔當”相聯結。在消費主義與功利主義盛行的時代，詩歌不再是時代的“號角”，卻依然需要成為“靈魂的棲息地”。詩人不必刻意扮演“精神領袖”，但必須保有對人類共同命運的關懷，對底層的凝視、對自然的敬畏、對人性的反思，這種超越個體的精神向度，讓詩人的創作具有了公共價值。霍俊明以諸多當代詩人的創作為例，指出那些能夠穿越時間的詩歌，往往都蘊含著詩人對人類生存狀態的深切思考。這種“小我”與“大我”的融合，是詩人身份的第三層審美奧義：詩人的筆，既是寫給自己的日記，也是寫給時代的史詩。
“好詩歌”審美標尺的真實在場與張力的三重維度
如果說“何為詩人”是對創作主體的追問，那么“何為好詩歌”則是對作品本體的審視。霍俊明在文中提出，好詩歌的標準從來不是單一的，卻必然繞不開“真實”“在場”與“審美張力”這三個核心維度。“真實”是好詩歌的基石，卻并非對現實的機械復刻。霍俊明區分了“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生活的真實是零散的、偶然的，而藝術的真實是經過詩人心靈過濾、重構后的真實，是“對生命本質的揭示”。比如余秀華的詩歌，寫的是鄉村婦女的日常、病痛與愛情，這些看似瑣碎的生活細節，卻在她的筆下升華為對人性、對命運的普遍思考，這便是藝術真實的力量。霍俊明強調，好詩歌的真實，是“帶著體溫的真實”，是詩人將個人的疼痛、喜悅、迷茫轉化為人類共通的情感體驗，讓讀者在詩歌中看見自己的影子。這種真實，拒絕虛假的抒情與空洞的吶喊，是詩歌能夠打動人心的根本。
“在場”是好詩歌的時空坐標，指的是詩歌對“當下”的敏銳捕捉與深度介入。霍俊明認為，詩歌的“在場”并非簡單的“寫當下的事”，而是“讓讀者在詩歌中感受到時間的質感與空間的呼吸”。在快節奏的當代社會，人們的生活被碎片化的信息切割，而好詩歌能夠構建一個完整的“審美場域”，讓讀者暫時脫離現實的浮躁，沉浸在詩歌的時空里。比如歐陽江河的《玻璃工廠》，以玻璃為意象，將工業時代的冰冷與人性的脆弱交織，讓讀者在文字中觸摸到工業文明的脈搏，這便是“在場”的審美效果。霍俊明指出，“在場”的詩歌不是對時代的逃避，而是對時代的“深度擁抱”，它讓詩歌成為一面鏡子，照見當下的社會與人心。
“審美張力”是好詩歌的藝術靈魂，指的是詩歌內部各種矛盾元素的平衡與碰撞。霍俊明認為，好詩歌往往蘊含著“顯與隱”“虛與實”“動與靜”的張力：比如意象的陌生化與情感的熟悉性之間的張力，語言的簡潔與意蘊的豐富之間的張力，個人經驗與公共經驗之間的張力。這種張力讓詩歌具有了“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審美效果，讓讀者在解讀詩歌的過程中獲得審美愉悅。比如北島的《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以對立的句式構建出強烈的張力，既表達了對時代的批判，又留下了廣闊的解讀空間。霍俊明強調審美張力的構建并非刻意為之，而是詩人對語言與情感的精準把控，是詩歌從“可讀”到“可品”的關鍵。
霍俊明的追問不僅是對詩學理論的梳理，更是對當代詩歌創作困境的回應。在當下，詩歌面臨著兩大困境：一是“圈子化”創作，部分詩人沉溺于小眾的語言游戲，與大眾讀者脫節；二是“功利化”創作，部分寫作者為博眼球而刻意制造噱頭，背離了詩歌的審美本質。而霍俊明對“詩人”與“好詩歌”的界定，為當代詩歌的突圍提供了清晰的路徑。
對于詩人而言，需要回歸“生命的在場”與“語言的真誠”。不必刻意追求“宏大敘事”，也不必沉溺于“私人化書寫”，而是在個體經驗與公共經驗之間找到平衡點，讓詩歌成為連接自我與世界的橋梁。對于詩歌批評而言，需要摒棄“唯技巧論”與“唯情懷論”的片面評判，以“真實”“在場”“審美張力”為標尺，發現真正有價值的作品。而對于讀者而言，霍俊明的思考也提供了一種閱讀詩歌的方式：放下對詩歌的“敬畏感”，以共情的心態走進詩歌的世界，感受詩人的生命體驗與語言智慧。
霍俊明在文中寫道：“詩歌不是生活的調味品，而是生活的底色。”這句話道破了詩歌的本質——它從未遠離生活，而是潛藏在生活的每一個褶皺里。詩人的使命，便是將這些褶皺展開，讓人們看見生活的詩意；而好詩歌的價值，便是讓人們在詩意中重新理解生活。在這個詩歌被邊緣化的時代，霍俊明的追問提醒我們：只要還有人愿意用心靈感受世界，用語言創造美好，詩歌就永遠不會消亡，詩人就永遠有其存在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