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12月,大連產權交易所的一則掛牌公告,再次將華潤啤酒的“隱痛”擺上了臺面。
雪花啤酒齊齊哈爾富區工廠的土地使用權及房屋建筑物,正在進行第三次轉讓。價格從9月的635萬元一路下調至508萬元,降幅超過120萬元,卻依然無人問津。這并非個案,就在同一個月,已停產長達六年的華潤雪花長春工廠終于完成了注銷,而在此之前,其資產經歷了四次掛牌、降價40%仍流拍的尷尬局面。
這些被擺上貨架的資產,不僅是冷冰冰的鋼筋水泥,更是華潤啤酒在東北“發家史”的最后見證。
作為曾經的“遼寧王”,華潤雪花曾在東北三省擁有無可撼動的統治力。然而,隨著2025年12月12日華潤啤酒宣布將全國總部正式從北京遷往深圳,以及掌門人侯孝海在半年前的離職,一場跨越十年的“東北大撤退”終于畫上句號。
一邊是發家之地的落寞騰退,一邊是南下深圳的激進擴張。在產能過剩與高端化轉型的夾縫中,華潤啤酒正在進行一場刮骨療毒式的自救。只是,當老帥離場、總部南遷,這家千億酒業巨頭真的能如愿換以此來換取新的增長曲線嗎?
敗走“龍興之地”:一場持續八年的資產清算
對于華潤啤酒而言,東北不僅是市場,更是“龍興之地”。但如今,這里成了急需甩掉的沉重包袱。
大連產權交易所的掛牌信息,揭開了華潤啤酒在東北資產處置困境的冰山一角。截至2025年末,華潤啤酒在東北掛牌轉讓的工廠多達8家,涵蓋黑龍江依蘭、齊齊哈爾,遼寧鐵嶺、葫蘆島及吉林長春等地。這些工廠的命運無非就是關停、閑置、掛牌、流拍、降價、再流拍。
以齊齊哈爾富區工廠為例,幾百萬的轉讓價對于一家上市公司而言九牛一毛,但遲遲無法成交的背后,是這些資產尷尬的現實處境:地處三四線城市或縣城,地理位置偏僻,本地工業需求萎縮,且啤酒生產設備專用性強,改造難度極大。
令人唏噓的是長春工廠。這家成立于2001年的工廠,前身是當地赫赫有名的“農安縣啤酒廠”,承載了幾代人的記憶。然而,自2019年停產以來,它陷入了長達六年的注銷拉鋸戰。直到2025年末才完成注銷,其背后是數百起勞動仲裁和數年的法律糾紛。
時間回溯到1993年。彼時,華潤與沈陽啤酒廠合資成立沈陽華潤雪花啤酒有限公司,正式打響了進軍啤酒行業的第一槍。依托華潤集團的資本輸血,雪花在東北開啟“掃貨式”并購。十余年間,僅在遼寧一省就拿下了望花、大連棒棰島、丹東鴨綠江等9個本土知名品牌。那種“拿著錢找地花”的豪氣,讓華潤迅速完成了原始積累。
2011年是華潤在東北的高光時刻。在遼寧市場份額高達68%,沈陽、大連等地更是超過70%,成為絕對霸主。同年,華潤雪花成為中國首個年銷量突破1000萬噸的啤酒企業。
然而,激進的“蘑菇戰略”(在一個區域通過并購迅速做大)留下了巨大隱患。為搶占市場,華潤收購了大量設備老舊、技術落后的中小酒廠。當2014年中國啤酒行業見頂,進入存量搏殺階段時,這些低效產能很快成了累贅。
2017年,不堪重負的華潤啤酒啟動產能優化,也就是俗稱的“關廠潮”。數據顯示,從2016年到2024年,華潤啤酒內地工廠數量從98家縮減至62家,凈關閉36家。其中,東北是重災區。
“關廠”從來不是一句話那么簡單,它伴隨著巨額的財務成本和社會成本。財報顯示,2017年至2020年,華潤啤酒累計支付的“員工補償及安置費用”高達18.23億元。僅2018年,公司就因東北閑置資產計提了13.01億元的減值損失。
比錢更難解決的是人。長春工廠解散后,引發了超過180起勞動爭議案件。工齡認定、社保補繳、補償標準……每一個問題都充滿火藥味。對于那些在工廠干了一輩子的老員工來說,工廠的注銷意味著職業生涯被強行終結。
盡管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華潤啤酒“去產能”的決心異常堅定。這次大連交易所的掛牌,不過是這場漫長撤退行動的尾聲。它意味著華潤啤酒徹底告別了依靠低端產能堆砌規模的舊時代,也宣告了那個“得東北者得天下”的啤酒草莽時代的終結。
侯孝海離場與總部南遷:后百億時代的“二次創業”
關停東北工廠外,華潤侯孝海的辭職和總部遷往深圳,對華潤啤酒也是“戰略”上的徹底重構。
2025年6月27日,侯孝海辭任華潤啤酒董事會主席。這位執掌華潤啤酒帥印多年、一手締造了“勇闖天涯”單品神話的功勛人物,選擇在公司營收突破400億大關后轉身離開。
侯孝海的離去并非毫無征兆。早在今年5月,他就完成了最后一次股票減持,切斷了與華潤啤酒的資本紐帶。侯孝海在任期間,主導了收購喜力中國業務這一“亞洲最大啤酒并購案”,推出了“3+3+3”高端化戰略,將華潤啤酒從一個廉價的“大綠棒子”生產商,轉型為擁有“中國+國際”雙輪驅動的高端啤酒巨頭。
然而,侯孝海留下的并非全是鮮花。他力推的“啤白雙賦能”戰略,在白酒行業深度調整的當下,正面臨嚴峻考驗。
為了尋找第二增長曲線,華潤啤酒近年來斥資數百億,先后拿下了景芝白酒、金種子酒和金沙酒業。侯孝海曾寄希望于利用華潤啤酒龐大的渠道網絡為白酒鋪路。
但現實很骨感。白酒與啤酒的渠道邏輯、消費場景截然不同。金沙酒業在被收購后,經歷了庫存積壓、價格倒掛的陣痛。金種子酒在華潤入主三年后,依然深陷虧損泥潭,近期更是不得不“賣子求生”。
侯孝海的離職,或許也意味著華潤內部開始重新審視“啤白模式”。繼任者需要面對的,是如何收拾這攤復雜的白酒殘局。
12月12日,華潤啤酒宣布將總部遷入深圳寶安雪花科創城。
北京是華潤啤酒作為央企子公司的行政中心,而深圳則是中國最具市場活力和高端消費能力的城市之一,也是華潤集團的大本營。此次南遷,被業內解讀為華潤啤酒徹底擺脫“北方依賴”,全面擁抱華南市場和高端化戰略的信號。
數據支撐了這一決策。近年來,華潤啤酒在華南、華東等經濟發達區域的高端產品銷量增速顯著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深圳總部不僅能讓公司更貼近高凈值消費人群,還能利用大灣區的人才和資本優勢,加速數字化和高端化的落地。
盡管華潤啤酒在2024年交出了一份凈利潤47.6億元的亮眼成績單,但隱憂依然存在。
中國啤酒行業的總產量已經封頂,市場進入了殘酷的存量博弈階段。華潤啤酒雖然在高端化上取得了進步,但在超高端市場,依然面臨百威等國際巨頭的強力壓制。在精釀等細分賽道,又面臨無數小眾品牌的蠶食。
2025年上半年,華潤啤酒因產能優化產生固定資產減值和員工補償2.41億元,這說明“關廠”的余震仍未完全消散。
隨著東北工廠的最后一批資產被掛上拍賣臺,隨著侯孝海的身影消失在公告背后,華潤啤酒終于完成了一次艱難蛻變。轉型之路注定不平坦。白酒業務的整合難題、高端市場的貼身肉搏、以及組織架構調整后的磨合,都是擺在華潤啤酒面前的新考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