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中國旅游大省云南的民宿經營者們不再沉默。
云南省旅游民宿行業協會一紙維權公告，正式對攜程等在線旅游平臺的壟斷行為“宣戰”，這場涉及7000家會員、直指“二選一”“隨意漲傭”“屏蔽流量”的集體行動，不僅將平臺與中小商家的矛盾推向輿論頂峰，更揭開了在線旅游行業長期存在的生態失衡傷疤。
當攜程2025年三季度199億元的凈利潤遠超貴州茅臺，當“攜程系”掌控超71%的酒旅市場份額，這場維權早已超越個體利益之爭，成為拷問平臺經濟邊界的標志性事件——流量霸權究竟該如何約束？平臺盈利與商家生存的平衡又該如何實現？
01 綁定、抽傭與技術操控
云南省旅游民宿行業協會會長賀雙全的辦公桌上，堆著厚厚一疊會員提交的投訴材料。
這些來自大理、麗江、昆明的案例，勾勒出攜程層層遞進的壟斷收割閉環——從準入控制到利潤壓榨，再到技術操控，每一步都精準擊中中小商家的命門。
“二選一”是懸在商家頭頂的第一把利劍。
“要么獨家入駐，要么被市場拋棄。”這是云南民宿經營者最無奈的選擇。攜程雖未明文要求“二選一”，卻通過特牌、金牌分級制度構建了隱性壁壘——特牌商家需完全獨家合作，金牌商家則需承諾價格低于其他平臺5%，否則將面臨搜索降權、流量屏蔽的懲罰。
大理一家網紅民宿的遭遇極具代表性。2025年上半年，該民宿嘗試在抖音生活服務平臺同步上架房源，一周內攜程后臺搜索排名便從首頁跌至100名開外，訂單量銳減90%，直接陷入經營危機。“我們不是不想多渠道發展，而是根本不敢。”民宿負責人坦言。
這種排他性策略本質上是利用市場支配地位擠壓競爭空間。
交銀國際數據顯示，2024年攜程以56%的GMV市占率居行業首位，疊加控股的同程旅行15%份額，形成了絕對的市場霸權。法律界人士指出，這種“變相二選一”已違反《反壟斷法》，通過非公平方式搶奪交易機會，嚴重破壞了市場競爭環境。
單方面漲傭則直接蠶食商家利潤。
2020年以前，OTA平臺的傭金比例普遍在8%-10%，而如今攜程的顯性傭金已漲到12%-18%，再疊加推廣費、排名費等隱性成本，部分民宿的綜合費率甚至突破40%。
要知道，云南民宿的平均毛利率僅20%左右，這意味著很多中小民宿淪為“給平臺打工”的角色。某昆明民宿經營者算了一筆心酸賬——141元的客單收入中，攜程抽成達51元，扣除房租、人工等固定成本后，凈利潤所剩無幾。為了勉強維持運營，不少民宿只能被迫壓縮保潔頻次、選用廉價布草，最終陷入“低價低質”的惡性循環。
更隱蔽的收割來自技術手段的操控。
攜程的“調價助手”功能，被商家稱為“關不上的水龍頭”——平臺實時監控其他平臺價格，不經商家同意就自動下調房價，最快8分鐘完成一次“強制調價”。
武漢多家酒店反映，五一假期期間，部分房型被平臺單方面壓低一倍多，單日損失超萬元；同一房型在不同時段的價格差最高可達44.88元，讓酒店的成本核算完全失效。
這種技術霸權不僅剝奪了商家的自主定價權，更將其拖入“調價拉鋸戰”——有民宿專門安排員工每小時檢查一次價格，“每天啥也別干，就跟平臺算法斗智斗勇。”
02 壟斷紅利的終結信號
云南民宿的集體發聲，不是孤立的反抗，而是行業積怨與監管加壓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
2025年以來，攜程已多次因壟斷相關問題被監管“點名”。
8月5日，貴州省市場監督管理局集中約談攜程等5家涉旅平臺，直指其可能存在的“二選一”、技術干預定價、價格欺詐等問題，要求嚴格遵守《反壟斷法》《價格法》等法律法規。
9月17日，鄭州市市場監管局更是直接對攜程下達《責令改正通知書》，查實其存在“利用服務協議、交易規則和技術手段對平臺內經營者的交易及交易價格進行不合理限制”的違法行為，違反了《電子商務法》和《網絡反不正當競爭暫行規定》。
監管部門的密集動作，釋放出清晰的信號——平臺經濟不是法外之地。
北京市旭燦律師事務所律師菅峰表示，“二選一”本質是利用壟斷地位強迫交易，違反《反壟斷法》；同時這種行為對其他市場主體構成不正當競爭，也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法》。而技術干預定價、屏蔽流量等行為，更是直接侵害了商家的合法經營權和消費者的選擇權。
此次維權的突破之處，在于“集體行動”的模式創新。
以往單個商家面對巨頭時勢單力薄，維權成本高、成功率低，而協會牽頭后，不僅整合了7000家會員的資源，還委托專業律師事務所梳理合同條款、后臺截圖、溝通錄音等證據，即使部分商家選擇匿名提交，也形成了規模化的維權合力。這種“抱團取暖”不僅降低了個體風險，更讓監管部門清晰看到行業受損全貌，為執法提供了有力支撐。
消費者的態度也在轉變。
第三方投訴平臺數據顯示，2025年上半年攜程相關投訴量居OTA行業首位，其中跟團游投訴達1892件，解決率僅41.54%，退款糾紛、虛假宣傳、捆綁收費等問題頻發。當商家的利潤被擠壓導致服務降級，當平臺為維持低價形象強制壓價，最終受損的還是消費者的體驗。
這種商家抱怨、消費者不滿的雙重困境，意味著攜程依靠壟斷賺取的紅利，早已難以為繼。
03 誰在為攜程高增長買單？
2025年三季度，攜程交出了一份亮眼的財報——凈營收183億元，歸母凈利潤飆升192.6%至199億元，甚至超過同期貴州茅臺的凈利潤。
但這份盈利神話的背后，是整個旅游產業鏈上下游的利益讓渡，是生態失衡的鮮明寫照。
從商家端看，攜程的高毛利率建立在對中小民宿、酒店的“抽成”之上。
盡管其住宿預訂業務的綜合傭金率約為4.4%，但若計入流量競爭帶來的隱性成本，許多中小商家承擔的實際費率遠高于此，甚至大幅超越國際同行水平。相比之下，國內酒店行業平均毛利率僅在10%-25%的狹窄區間內徘徊。
這意味著，很多商家的大部分利潤都被平臺抽走，沒有足夠資金用于服務升級與產品創新。長此以往，行業將陷入平臺賺大錢、商家賺吆喝的惡性循環。
從行業端看，攜程的壟斷行為抑制了市場競爭。
平臺經濟的本質是“連接”，核心價值是提高效率，但攜程的“二選一”讓中小OTA平臺難以獲得商家資源，無法形成有效競爭。
交銀國際數據顯示，2024年國內OTA行業CR3（前三名市場份額）達84%，市場集中度遠超正常競爭水平。缺乏競爭壓力的攜程，喪失了優化服務、降低費率的動力，反而用技術手段強化壟斷，將“平臺賦能商家”的共贏關系，變成“平臺收割商家”的零和博弈。
從消費者端看，壟斷帶來的隱性成本，最終還是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商家為維持利潤，要么降低服務標準，要么在其他環節變相漲價。而平臺通過大數據殺熟、捆綁銷售等方式，也在無形中增加了消費者的出行成本。
有消費者發現，同一酒店同一房型，攜程上的價格比其他平臺高30%-50%，部分產品的退改費率高達50%。這種“兩頭收割”的模式，最終會透支消費者對平臺的信任。
04 從流量霸權到生態共贏
云南民宿的集體維權，不僅是為自身爭取生存空間，更是在推動行業生態的重構。
市場監管總局在《互聯網平臺反壟斷合規指引（征求意見稿）》中強調，要引導平臺經營者建立“共同體”思維，通過合作開放推動競爭升級、企業轉型和互利共贏。這一導向清晰表明，流量霸權的時代終將過去，生態共贏才是長久之道。
對于攜程而言，高市占率從來不是“壓迫”商家的資本，而應是承擔社會責任、構建健康生態的基礎。其需要正視行業訴求，取消“二選一”等壟斷條款，尊重商家自主定價權和選擇權；需要將技術從收割工具轉變為賦能手段，實現平臺、商家、消費者三方共贏。
畢竟，當流量褪去，留下的終將是那些尊重市場、敬畏法律、恪守初心的企業，而這，正是旅游行業回歸“詩與遠方”本質的應有之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