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畢贛。王流軒/攝
11月22日，導演畢贛的新電影《狂野時代》上映。這距離他2016年上映的《路邊野餐》，正好過去10年。
過去10年，中國電影市場經歷了很多變化。2024年，中國微短劇市場規模超過該年內地電影市場的總規模。與此同時，畢贛仍然在堅持做一個小眾的藝術電影導演，一如10年前。
“很多人問我說，你拍電影，但現在觀眾越來越少，電影行業不好。我的回答都很簡單，拍電影是因為喜歡電影。”畢贛說，10年間，他始終保持著自己的創作節奏——不追逐熱點，不頻繁露面，投入生活。
這位青年導演家境普通，媽媽開理發店，奶奶開麻將館，爸爸是個司機。在26歲時，他導演了《路邊野餐》。憑借這部在親人、老師和朋友的資助下完成的影片，他在33個國際電影節獲得13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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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贛的電影具有極強的作者主觀性，他擅長把現實、幻覺和夢境交織在一起，復雜的長鏡頭和詩歌一般的對白是他的標志，他形容自己的電影是把無數的拼圖扔給觀眾，靠他們自己的生命經驗去拼湊出一種可以共通的情感。10年間的3部電影標記著他與時間、記憶、死亡等終極命題的對話。
《路邊野餐》的拍攝地，是畢贛的家鄉——貴州凱里，1989年，他出生在這里。畢贛小時候是一個“特別愛聽故事的小孩”。每到親戚家，他就會拉著人講故事，而故事最后常常以鬼故事收尾。這讓他很早就建立起一種獨特的講述視角。
他從小跟著奶奶長大，奶奶在生活上要求嚴格，但在精神世界上從不限制他，“一旦我想做什么事情，我從來不會考慮應該遵循什么規律”。
媽媽開的理發店距離奶奶家很近，成為畢贛觀察人的另一個通道。理發店作為一個公共場所，匯聚了各式各樣的人，他們閑聊的環境培養了他對人與人關系的理解。
在普通人看似平淡的對話中，畢贛能夠捕捉到他們生活中的詩意時刻。《路邊野餐》讓他成名后，有個表哥忽然開始和他聊藝術，提到路遙書中“一個人花了自己的一生買了一頭牛”的情節，覺得特別感動。“那一下我覺得可能普通人在生活當中，他的詩意是綻放式的，他綻放完了可能就要回到他的軌跡上，而我因為幸運，所以可以不斷地觸發這些靈感。”
讀大學時，他只想離家遠點。在那之前，他沒出過貴州，去過最遠的地方是貴陽。后來，他選擇去要坐24個小時綠皮火車才能抵達的太原讀電視編導專業，沒想過當電影導演，對自己的人生規劃是回當地的電視臺工作。
山西傳媒學院教師丁建國是畢贛的大學老師，也是《路邊野餐》重要的投資人之一，丁建國仍然能回憶起那個坐在教室角落里、沉默寡言的學生，早早開始在影片中表達某些終極議題——關于人的存在、時間與夢。
那時丁建國組織學生作業集中放映，畢贛的影片是最特別的那一個，在同學們拍攝故事多是校園生活時，畢贛已經用打散的時間線講人的孤獨，講他對空間的感知——學校里有人欣賞，也有人說“不懂”。
后來在交流中，丁建國才知道，初中時，畢贛就開始閱讀一些哲學書籍，理由很簡單——小城的書店里就擺著那些書。畢贛說，“說實話那時也看不懂，現在也未必真懂”，但這些哲學的書籍讓他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他想找到那些哲學命題的答案，“最后找到了藝術這個途徑”。
在那家書店里，畢贛還讀了《白鹿原》《挪威的森林》，以及張愛玲的書等，這家小城里的書店成為了他創作最重要的啟蒙地。
后來，一位同學給了他一本《書城》雜志——“如果我唱它就是一首歌，如果我不唱它就是一首詩。”書里湯姆·維茨的這句歌詞讓他震撼，奶奶隨后為他訂閱了《書城》。
他開始寫小說，初中時，受到港臺流行歌詞的影響，寫了一些類似詩歌的文字。
在高中時，畢贛有個同桌，兩人經常比賽寫故事。“有一期寫的是一個童話故事，我寫的是一條河，河里面有個河神，然后河神和上面放的祝愿的燈產生了愛情。”
直到今天，當有年輕人問他，為什么始終有保持拍小眾電影的勇氣，他直接反駁：“需要勇氣的前提是害怕。但我不害怕成為一名藝術片導演，所以我不需要用勇氣來保持小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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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贛電影的評論區，有人會直接評價不懂，有人會解讀出不一樣的意思。
他說，自己的電影啟蒙來自“周星馳”，也曾“看不懂”一些藝術電影。蘇聯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潛行者》——這位被公認為世界最重要、最有影響力之一的導演拍攝的影片，也是很多學電影學的學生第一次“看睡著”的電影。
畢贛為了批評這部電影，強迫自己每天看一小段，花了半個月才看完，最后一天看完，他突然找到了電影美感是什么，但沒辦法表述，就一直用創作去和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對話。
在大學時，他寫詩，也念給丁建國聽。丁建國任他用自己的方式“學習”，對他只有一個要求，“不要掛科，拿到畢業證”。
大學時光，他總共看了5000多部電影。畢贛說，自己后來習慣用長鏡頭表達和打游戲相關，因為游戲多數是“第一視角，一鏡到底”。
在丁建國看來，畢贛或許從那個時候就建立了自己對電影的審美。
大二時，他用姑媽給的一萬元拍攝了第一部作品《老虎》。畢贛帶著4個同學回到凱里，卻發現自己“根本就不會拍電影”。最終完成的《老虎》一半素材沒有聲音，到處穿幫，他迷茫過，“我可能不是拍電影的這塊料”。
畢業后，畢贛和錄音師在貴陽開了一家婚慶工作室，很快以倒閉告終。他們搬進毛坯房，拍出了《金剛經》，并在國內的一些影展上獲獎。與此同時，家人希望他找份穩定工作。
“他后來考了爆破員證，想去炸山。”丁建國回憶道。看到自己眼中“天分最高的學生”可能荒廢才華，他前往凱里與畢贛父母溝通。
丁建國把畢贛接回太原，租房讓他專心寫劇本，拿著他的詩集，到處找投資，但當時沒有投資方愿意給這樣一個年輕人機會。
但丁建國覺得，《路邊野餐》必須要開始拍了——他看到一個年輕人最旺盛的生命力與創作欲。丁建國描述那時的拍攝條件，“組里二十幾個人租民居，地上橫七豎八躺著人，沒錢住酒店”“拍攝設備也是東拼西湊借來的”。經費緊張時，丁建國一點一點地支持。后來畢贛母親也出資2萬元支持。
《路邊野餐》粗剪完成后，才有影視公司找到他們，愿意追加投資。而后，才開始了畢贛看似“一帆風順”的職業導演生涯。
如今的畢贛回顧20歲出頭那段日子，并不覺得自己是“義無反顧”地拍電影。他也不知道下一步該怎么走，也考慮賺錢和生存。奶奶曾為他找好工廠的工作，姑媽安排他去車站上班，但真要去報到時，他還是選擇離開。
拍電影更像是一種本能的選擇。他意識到，人生很長，“要什么”可以慢慢尋找，但“不要什么”必須堅決。
如今丁建國仍然在大學教書，他看到不少有天分的學生，也猶豫是否該像挽留畢贛那樣挽留這些學生，他總要讓這些學生先能生存，“哪怕未來再回來拍電影”。
畢贛在大學時期曾差點放棄拍電影，但他如今已經有足夠的勇氣和定力去面對失敗，“我也每天很害怕，很擔憂，但失敗了以后要再來一次，因為我的目的是拍好電影”。
2018年完成《地球最后的夜晚》時，畢贛才開始理解“電影工業”，“規矩地拍”。
談及與前作的區別，畢贛形容“野餐”好像一顆好寶石沒有被打磨，但“地球”像用很好的工藝手段，把一顆沒那么昂貴的寶石變成一個好的寶石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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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后，他說，自己想講的話在電影里已經講完了。此后，他7年沒有再拍長片。
這7年間，畢贛拍了一個廣告，為一個貓糧品牌，拍了7天，準備了3個月，最終入圍戛納電影節短片競賽單元。
畢贛開玩笑，他靠賺零花錢，以非常少的成本維持著團隊的運轉。
“突然有一天，我想換一種方式看待世界。”談及新作《狂野時代》的創作契機，畢贛說，他逐漸意識到世界發生顯著變化的當下，藝術與人心靈的距離正在拉近，“在平靜的年代，藝術可能更多承擔的是美的功能”。
《狂野時代》是一個跨越百年的故事，但這個故事并沒有用線性的時間敘述，而是通過五感（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加上意識，構建了6個相對獨立又互相關聯的篇章，“人和世界的關系是通過感官建立的”，但畢贛對當代人生活狀態的觀察是：“試著三五天不碰手機，你會自我感知到世界變得不一樣了。”
他認為，現代人最可怕的不是虛無，而是“參與感弱化”，“信息繁殖到一定程度，真偽已難以分辨，人們也不再關心真假。信息成了主觀情緒的宣泄載體，這是很可怕的。”
有人說，畢贛選擇用易烊千璽做新片主角，是一次冒險又大膽的選擇。一個擁有巨大流量的年輕演員，和一個注重個人表達的藝術片導演，看起來并不屬于同一個世界。
多年來，他一直在回應這樣的擔心——藝術片導演一旦和商業走得太近，就容易失去自我。畢贛并不回避選擇“明星演員”所能帶來的好處，“一個演員有號召力，并且有演技，就會被很多項目作為最優選”。
面對過去10年電影市場的變化，畢贛表示創作邏輯始終未變，“拍電影只是因為我喜歡拍電影”，電影行業目前處于調整期，關鍵是思考“拍什么”和“看什么”的問題。
他說，簡單地做電影，“電影再復雜，核心仍是樸實的情感”。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雪兒 實習生 馬思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