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湯是王朝更替的開創者
商族始祖契因協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封于商（今河南商丘）。商族早期以畜牧業和貿易聞名，逐漸發展壯大，成為夏朝東部的重要方國。從契到商湯共傳14代，經歷了從部族聯盟向早期國家形態的演進。
商湯是一位胸懷大志的部落首領，夏桀的殘暴給他提供了有利條件，尤其是各諸侯國陸續與夏王朝離心離德，天下實際已經是四分五裂，這更給商湯提供了實現其政治抱負、發揮其政治才能的舞臺。
經過多年的苦心孤詣、秣馬厲兵，商湯親率精銳之師，鋒芒直指夏朝的心臟——都城斟鄩（今河南洛陽偃師）。夏桀驚聞商軍大舉來襲，倉促間調集所有可用軍隊前往迎戰，雙方在鳴條（今山西運城夏縣西，一說在河南封丘東）展開了一場決定王朝命運的生死決戰。戰斗伊始，商軍在成湯沉著冷靜的指揮下，陣容嚴整，士氣高昂。
鳴條之戰商湯以弱勝強，取得勝利。鳴條之戰的輝煌勝利，正式宣告了夏朝四百余年統治的終結，同時標志著一個嶄新王朝商朝的巍然崛起。當勝利的捷報傳遍商國大地，百姓們奔走相告，載歌載舞慶祝這盼望已久的和平與新時代的降臨。成湯在斟鄩的廢墟之上，舉行了莊嚴盛大的祭天儀式，向天地神明宣告商朝的正式建立。
商湯滅夏是中國上古史上的一件大事。一個強大的夏王朝被一個東方小國滅了，這在當時及后世都是令人震驚的，因而發出了“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的感嘆。《史記?夏本紀》中說：“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湯修德，諸侯皆歸湯”。《國語?魯語上》說：“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指消滅夏桀）”。這里，修德與不修德，根本的原因在于對待百姓的態度。《管子?牧民篇》進而指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這是一種“民為本”的思想。
《周易》評價商湯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一評價揭示了商湯革命的本質，它不僅是一場軍事行動，更是一次順應歷史潮流、符合人民意愿的政治變革。商湯推翻夏朝的統治，建立商朝，開創了中國歷史上通過“革命” 實現王朝更替的先例，為后世樹立了“有道伐無道”的政治典范。
二、商湯的治國理念
（一）輕賦薄斂與民生關懷
商湯建立商朝后，對內減輕征斂，鼓勵生產，安撫民心，從而擴展了統治區域，奠定了商王朝疆域的基礎，影響遠至黃河上游，氐、羌部落都來納貢歸服。他推行的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輕賦薄斂
《淮南子?修務訓》記載，商湯“輕賦薄斂，以寬民氓。”這一政策直接減輕了百姓的經濟負擔，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實施效果顯著，達到了“百姓親附，政令流行”的局面。
2.布德施惠
商湯“布德施惠，以振窮困”（《淮南子·修務訓》）。這一措施幫助了社會弱勢群體，緩解了社會矛盾，增強了社會凝聚力。
3.吊死問疾
商湯“吊死問疾，以養孤孀”（《淮南子·修務訓》）。這種對弱勢群體的關懷，體現了商湯的仁德之心，也增強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凝聚力。
4.對百姓仁愛
《管子?輕重甲》記載：“桀者冬不為杠 (不許百姓冬天在河上架橋)，夏不束柎 (夏天不準百姓在河上編扎木筏)，以觀凍溺 (以便觀賞人們受凍和受淹的情況)。弛牝虎 (母虎) 充市，以觀其驚駭。”商湯對百姓與夏桀相反，他對百姓特別仁愛，春、夏、秋收貯蔬菜和糧食，對饑餓的人給飯吃，對受凍的人給衣穿，對貧困的人給予救濟。商湯的仁慈使“天下歸湯若流水”。
商湯的這些政策措施，體現了他“以民為本”的治國理念，通過減輕負擔、扶持生產、關懷民生，贏得了百姓的衷心擁護，為商朝的長治久安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二）任賢使能與政治改革
商湯很了解人才的重要性，因此他非常注重網羅人才，而且不拘一格。伊尹原是有莘國的奴隸，有莘侯的女兒嫁給商湯，伊尹作為陪嫁的“媵臣”隨去。
伊尹利用做廚師的機會，向商湯陳說天下大勢和治國之道。湯大喜，遂破格提拔他，后來伊尹便成為湯的右相。湯的左相仲虺原是夏王朝的高干子弟，本來可以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可是他不滿夏桀的暴虐，投奔商湯。伊尹和仲虺更成為商湯的左膀右臂，使商湯如虎添翼，更加銳不可當。
商湯的用人政策體現了他的政治智慧和遠見卓識。他不僅重用了伊尹這樣的賢才，還通過“景亳會盟”等方式團結了各方諸侯，形成了強大的政治聯盟。《史記》記載：“湯修德，諸侯皆歸湯。”《竹書紀年》載：夏桀“二十三年，釋商侯履。諸侯遂賓 (歸順) 于商。”夏朝統治基礎漸漸陷于分崩離析的境地。
商湯在建立商朝后，進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他廢除了夏桀的暴政，作《湯誥》警告諸侯：“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又警告說：你們當中如果有誰腐敗貪婪，干出違背道義的事，那就不允許他回國再當諸侯。伊尹為此作了《咸有一德》，說明君臣都應該有純一的品德。這些措施有效地鞏固了商朝的統治基礎，為后世王朝的政治制度建設提供了重要借鑒。
三、商湯的政治哲學
（一）“天命靡常，惟德是輔”的提出
商湯在推翻夏朝的過程中，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輔”的重要思想。這一思想集中體現在《尚書?湯誓》中，它打破了傳統的天命觀，將天命與統治者的德行聯系起來，開創了中國古代政治哲學的新紀元。
“天命靡常，唯德是輔”，這句格言不僅揭示了商人天命思想的根本邏輯，更標志著一種全新王權正當性的構建路徑：君位的合法性來自德行與天意，而非世襲與血統。
早在成湯革命之前，商族就已將祖先神“帝”視為其族群崇拜核心，這一點可從殷墟卜辭中頻繁出現的“上帝”與“下帝”祭祀中看出。甲骨文中，“上帝”往往為最高神靈，決定戰爭勝負、災異吉兇，乃一切“命”的根源；而“下帝”通常指已去世的王族祖先，如成湯、武丁等，他們在死后被升格為可與上帝溝通的中介神靈。正是在這套信仰系統中，商族逐步將祖先崇拜與天命論結合起來，構建出“由祖先得天命、由德配上帝”的政治宗教體系。
這一體系的關鍵在于對“帝”字的再語義化。最初的“帝”作為祖先稱號，是對部族開創者契及其后裔的神格化；而后，“帝”逐漸被推升為掌管命運的超越性存在，成為賦予王權正當性的來源。從上甲微起，殷商君主便開始以祭祀“上帝”作為王位繼承合法性的象征性儀式。正如甲骨卜辭中常見的“卜祀上帝”與 “貞問帝命”，這種卜問不僅是宗教行為，更是政治權力運作的一部分：通過祖先神中介向“天”確認自身統治權力。
（二）“以德配天”的政治倫理
商湯的“天命靡常，惟德是輔”思想，進一步發展為“以德配天”的政治倫理。這一倫理強調統治者必須具備良好的德行，才能獲得上天的眷顧和人民的支持。這種思想對后世中國政治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尚書?湯誥》全文以“天道福善禍淫”為核心，闡釋夏桀因暴虐失德招致天罰，強調君主須以德配天、勤政安民。商湯提出“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的責任觀，要求諸侯恪守禮法，追溯禹、皋陶等先賢功績以強化政治倫理。指出天道是沒有偏私的，福善禍淫是上天的基本法則，夏之所以滅亡完全是上天降災的結果。
清華簡的記載進一步豐富了商湯的政治哲學。《尹至》《尹誥》等文獻中，商湯的軍隊是從西面發起進攻，繞過了夏朝東部的重兵防線。這個細節恰巧與《尚書?湯誓》中提到的“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ér，今山西永濟南）出其不意”的記載相吻合。這些新發現顯示，夏朝東部可能布置了堅固的防御工事，為避開這些防御，商湯選擇了繞道南面，跨過黃河北岸，最后從后方偷襲安邑。這一策略不僅展現了商湯卓越的軍事智慧，也體現了他“以德服人”的政治理念。
商湯的“以德配天”思想，為后世儒家“仁政”學說奠定了基礎。孔子、孟子等都對商湯的德行和政治理念給予了高度評價，將其視為理想君主的典范。這種思想也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實踐。
（三）“以民為本”的治國理念
商湯的政治思想中，還包含了“以民為本”的重要理念。他認為，君主的權力來自于上天，但上天的意志則通過人民的意愿來體現。這一思想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
《尚書?湯誓》中，“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尤為關鍵，確立了“以民為天”的早期君主觀。這種理念的確立，使成湯革命在道義上獲得壓倒性優勢，也為后世周人提出“天命無常”提供了思想先例。這場革命不僅是一場軍事行動，更是一次德命理念的深度實踐。
商湯的“以民為本”理念體現在他的治國實踐中。他身體力行，親自下田耕作，體驗農桑之艱辛，與底層百姓同甘共苦；同時大力推行輕徭薄賦的政策，休養生息，積極鼓勵農耕生產，使得商國的經濟迅速復蘇并走向繁榮。
商湯還特別注重傾聽百姓的聲音，關心百姓的疾苦。葛伯放縱無道，不祭祀天帝祖先。商湯便派人送去牛羊，又派亳地的民眾去幫助種地，并讓老弱者給種地的人送飯。但葛伯依然不祀，并殺掉送飯的小孩，奪了飯和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這說明商湯行仁政，不僅得到了本國人民的擁護，也得到了不注重祭祀的葛伯國國民的擁護。
商湯的“以民為本”思想，對后世中國政治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它不僅成為儒家“民本”思想的重要來源，也為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設計提供了重要指導原則。這種思想強調君主應當以人民的利益為重，關心人民的疾苦，這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
四、商湯的“日新”思想引領后人的創新發展理念
創新，是一個民族發展的靈魂。《大學》第二章載：“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湯有個“盤”，上面刻了這九個字的銘文，意思是說，如果能夠一天新，就應保持天天新，新了還要更新。這個“盤”，大多解釋為“洗臉盆”，也有說是“洗澡盆”的。無論是洗臉盆還是洗澡盆，其本義都是指洗去身體上的污垢，使整個身體或某個部位煥然一新，引申義則是指精神上的棄舊圖新。據此，有學者指出，“革新”“更新”“創新”之詞源于此。
商湯把“日新”九字鑄在洗臉盆上，當作座右銘，每天洗臉時提醒自己，要“日新”，并且通過自己的“日新”達到“新民”，帶動老百姓也煥然一新，天天新，天天進步。仔細分析，這不單單是天天洗臉的好習慣問題，這還是精神上的洗禮，品德上的修煉，思想上的改造。精神上的洗禮就是《莊子·知北游》所說的“澡雪而精神”，就是《禮記·儒行》所說的“澡身而浴德”，這是一種革新的姿態，它驅動人們棄舊圖新。所以，把這九個字鑄在洗臉盆上也好，刻在床頭、案頭也好，寫在日記本里也好，最終都是刻進頭腦里，刻進心田里，使它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和創新前進的精神動力。
商湯的“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僅是“自新”，更是“新民”“使民新”。生活從不眷顧因循守舊、滿足現狀者，從不等待不思進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將更多機遇留給善于和勇于創新的人們。也只有在“自新”的基礎上，讓老百姓煥然一新，以最佳的精神風貌，激流勇進，迎接挑戰，才是中華民族創新精神的最好寫照。
五、商湯“網開三面”，是后世生態理念和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先導
《呂氏春秋·孟冬紀·異用篇》記載商湯“網開三面”，說明商湯布德施惠的政策贏得了諸侯的信任，不少國家都歸附于他。
其中“湯之德及禽獸矣”這句話，畫龍點睛，說明商湯不僅對商人施以仁愛，而且將這種仁德惠及禽獸、自然，這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商湯的這個仁德思想，直接啟發了孔子，孔子于是有“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論語·雍也》）的論述。又說：“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論語·述而》），綱，動詞，用大繩系住網，斷流以捕魚。弋，用帶生絲的箭來射鳥。宿，歸巢歇宿的鳥。意思是說，孔子只用魚竿釣魚，而不用大網來捕魚；用帶絲的箭射鳥，但不射歸巢棲息的鳥。孔子的話語和行動，將對人類的道德關懷推及到自然萬物。
商湯是一個仁愛之君，他布德施惠，輕徭薄賦，深得民心。他的“網開三面” 、“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的做法，表現了古代人的生態思想和可續續發展的理念，對后世影響很大。
六、商湯的“有作為、敢擔當”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論語·堯曰》第一章，不僅記載了商湯是一個仁愛之君，而且是一個有作為、敢擔當的開國之君：“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這一段話記載的是商湯伐桀的告天之詞。商湯又名履，他以“予小子”自稱，用黑色牡牛作犧牲祭祀上天，表示自己不敢擅自赦免有罪之人，如夏桀有罪，也不敢隱瞞，請上帝來鑒察。我本人若有罪，就不要牽連天下人；天下人若有罪，都歸我一個人來承擔。這是一種擔當精神。
商湯在“桑林祈雨”時也說：“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于是剪其發，磨其手，以身為犧牲，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呂氏春秋》的這段記載，也證明了商湯的仁民思想和擔當意識。
這些內容，講的是治民之道，其基本思想是敬天愛民。愛民是為了敬天，敬天必須愛民。而愛民必須為民擔當，故無論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還是“萬夫有罪，在余一人”，所表現出來的都是為百姓擔當的精神。中國的民本思想，堅持的是道義原則，這原則上合于天理，下順乎民心。
《左傳·莊公十一年》記載：“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新唐書·卷一百一十五》也有同樣的記載。意思是是，大禹和商湯怪罪自己，他們的興盛很迅速，勢不可擋，夏桀和商紂怪罪他人，他們的滅亡也很迅速，突如其來。
《左傳·莊公十一年》的原文是：“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御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兇，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魯莊公十年，魯國軍隊在乘丘大敗宋國軍隊。次年夏天，宋國為了報乘丘之仇而侵犯魯國，魯莊公率兵迎戰。宋國軍隊還沒有擺開陣勢，魯軍就已經逼近了他們，結果把宋軍打敗了。宋國連續打了兩個敗仗，這年秋天又遇上了大水，可謂雪上加霜。魯莊公派使者前去慰問宋國，并且說：“天降大雨，使莊稼受到危害，我們怎能不來慰問呢？”宋閔公回答說：“孤對上天不夠尊敬，所以上天降下來這場災難，現在又讓貴國國君替孤擔憂，實在讓孤擔當不起啊！”魯大夫臧文仲評論說：“看來宋國就要振興了！禹、湯勇于自我責備，他們的興盛就很迅速；桀、紂卻怪罪他人，所以他們很快就滅亡了。而且，國家發生災荒，國君稱自己為‘孤’，這也是合乎禮法的。說話誠惶誠恐，自我稱謂又合乎禮法，他們大概就要興盛起來了！”不久，又傳來消息說這是宋莊公的兒子公子御說講的話，是他讓閔公那樣講的。臟孫達評論說：“公子御說這個人適合當國君。因為他有體恤百姓之心。”第二年，宋南宮長萬作亂，平定之后，公子御說被立為國君，就是送桓公。
后人在講這段話時，往往加個題目：《桓公罪己》，與“禹湯罪己”一脈相承。這段文字中講到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中國歷史的“周期律”，也稱“興亡圈”。是說任何朝代的政權都會經歷興衰治亂，往復循環呈現出的周期性現象。極端的不公導致社會的崩潰，從而達到新的相對公平，周而復始。
歷代統治者都用“殷鑒不遠”警醒自己。有商一朝，始治終亂，湯罪己，紂罪人，最后被周朝所推翻，歷史呈螺旋式上升，在興亡圈內發展。殷商的興亡史，是歷史的一面鏡子。
根據歷史故事，用一系列相關圖片，展現從乘丘之戰到公子御說立為國君等關鍵情節。
分鏡1：魯莊公十年，魯國軍隊在乘丘大敗宋國軍隊，戰場上魯軍士兵奮勇沖殺，宋兵潰敗。
分鏡2：次年夏天，宋國侵犯魯國，魯軍趁宋軍未擺開陣勢逼近并將其打敗，魯莊公在陣前指揮。
分鏡3：宋國連吃敗仗后遇大水，莊稼被淹，百姓受災，一片凄涼景象。
分鏡4：魯莊公派使者慰問宋國，宋閔公誠懇罪己，使者表情莊重，閔公態度謙卑。
分鏡5：魯大夫臧文仲評論宋國將振興，畫面中臧文仲身著朝服，神情嚴肅地與人交談。
分鏡6：公子御說被立為國君，即宋桓公，接受百官朝拜，神情沉穩莊重。
（李可亭，商丘師范學院教授，商丘市國學文化促進會會長 AI制圖/謝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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