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一場以詩為名的政治風波席卷北宋朝堂，主角便是一代文豪蘇軾。這場被后世稱為“烏臺詩案”的案件，既是北宋新舊黨爭的激烈縮影，也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字獄之一。它不僅讓蘇軾歷經百余天的牢獄之災，更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與創作風格。從案件的醞釀、爆發到終結，每一個環節都交織著政治博弈與文人風骨，值得后人細細品讀。
一、前因：新舊黨爭的漩渦與蘇軾的仕途困境
烏臺詩案的種子，早已在熙寧年間的變法浪潮中埋下。北宋中葉，積貧積弱的局面日益凸顯，宋神宗急于通過改革扭轉國運，遂于熙寧二年（1069年）起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推行以青苗法、免役法、均輸法等為核心的“熙寧新法”。然而，新法的實施觸動了豪紳大地主的利益，且在執行過程中暴露出諸多弊病，由此引發了朝野上下的激烈爭議，逐漸形成了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和以反對變法者為核心的“舊黨”兩大陣營，黨爭的陰霾自此籠罩北宋政壇。
蘇軾的立場，自始至終站在新法的批評者一方。他并非反對改革本身，而是質疑新法的激進推行方式與實際成效。早在應制科時，蘇軾便在策文中表露過變法圖強的思路，但與王安石的主張大相徑庭。目睹新法給百姓帶來的困擾后，他先后寫下《上神宗皇帝書》《再論時政書》等奏疏，直言“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對新法展開尖銳批評。這種鮮明的態度，自然遭到了新黨的排擠與打壓。
為避開朝堂的紛爭，蘇軾主動申請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他調任杭州通判，之后又相繼出任密州、徐州知州。在地方任職的八年里，蘇軾親身體察民生疾苦，更見證了新法執行中的種種亂象：青苗法淪為官吏盤剝百姓的工具，免役法加重了底層民眾的負擔。心懷悲憫與憤懣的他，將所見所感訴諸詩文，寫下了大量“托事以諷”的作品，借文字抒發對新法的不滿與對民生的關切。這些詩文在當時廣為流傳，既成就了他的文壇聲譽，也為日后的劫難埋下了隱患。值得一提的是，據史料記載，早在熙寧六年（1073年），蘇軾的友人沈括在巡查兩浙路時，便曾將其詩稿上呈神宗，指控其涉嫌誹謗朝政，只是當時未被重視，這也成為了詩案的早期伏筆。
二、緣由：《湖州謝上表》的導火索與新黨的發難
元豐二年（1079年）四月，蘇軾由徐州移知湖州，按照北宋官場慣例，他需向皇帝上呈《湖州謝上表》，以表達感恩與履職之心。這本是一份例行公事的公文，卻因其中兩句看似平常的表述，成為了新黨發難的導火索。蘇軾在表中寫道：“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在新黨眼中，這短短二十余字充滿了“挑釁”意味。“新進”二字，被解讀為諷刺因擁護新法而被破格提拔的新黨官員；“生事”則直指新法的推行是“無事生非”。新黨早已視蘇軾為眼中釘，此番找到“把柄”，自然不會放過。六月，監察御史何正臣率先上書彈劾蘇軾，指責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并稱其每逢水旱之災、盜賊之變，必將罪責歸咎于新法，“喜動顏色”。他還特意進呈了市面上流傳的蘇軾文集，請求神宗詳查。
何正臣的彈劾拉開了序幕，隨后新黨官員紛紛跟進。七月二日，御史舒亶的彈劾更為致命，他從蘇軾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中摘出大量詩句，與新法逐一對應，羅織罪名：陛下推行青苗法扶植貧民，蘇軾卻寫“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譏諷百姓為領青苗錢常年奔波；陛下整頓吏治考核郡吏，蘇軾則以“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嘲諷新政重視律法而輕視儒學；陛下興修水利，他寫下“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暗諷政策不切實際；陛下申明鹽禁，他又以“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暗示鹽禁給百姓帶來不便。舒亶斷言蘇軾“懷怨天之心，造訕上之語”，罪行嚴重到“雖萬死不足以謝圣時”，請求以“大不恭”論處。
緊接著，國子監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也先后上書。李定與蘇軾早有嫌隙，曾因隱瞞母喪被蘇軾譏諷“不孝”，此次更是借機痛下殺手，列出蘇軾“怙終不悔，其惡已著”“傲悖之語，日聞中外”等四條“可廢之罪”，聲稱蘇軾“訕上罵下，法所不宥”，罪在當誅。一時間，彈劾的奏折如雪片般飛向神宗，蘇軾瞬間淪為眾矢之的。
三、經過：千里緝捕與一百三十天的牢獄之災
在新黨的輪番施壓下，宋神宗最終下令將蘇軾緝拿進京，交御史臺審訊。因漢代御史臺內遍植柏樹，常有烏鴉棲息筑巢，故御史臺又稱“烏臺”，“烏臺詩案”由此得名。元豐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朝廷特使皇甫遵攜吏卒疾馳湖州，抵達州府時，“二臺卒夾侍，白衣青巾，顧盼獰惡”，氣氛極為肅殺。
此前，蘇軾的好友、駙馬王詵已派人火速送信給蘇轍，蘇轍又輾轉告知蘇軾，讓他提前做好準備。蘇軾深知此行兇險，與通判祖無頗商議后，身著朝服出迎。他請求回后堂與家人訣別，寫下遺書托付后事，家中眾人哭成一團。為安慰家人，蘇軾還講述了宋真宗時隱士楊樸被召入宮，其妻子以“今日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詩句送行，最終楊樸被放歸的故事，引得眾人破涕為笑。這份從容背后，是他對命運的無奈與文人的風骨。
七月底，蘇軾被押解上路，長子蘇邁獲準隨行照料。沿途百姓聞訊相送，“郡人送者雨泣”，目睹蘇軾“出城登舟”時被官吏如同“驅犬雞”般驅趕，無不痛心。八月十八日，蘇軾抵達京城，即刻被投入御史臺獄。入獄后，朝廷下令在蘇軾任職過的所有地方收集其詩文，李定等人則從這些詩文中斷章取義，肆意羅織罪名，對他展開輪番審訊。
審訊過程極為嚴苛，臺諫官員輪番鞠訊，逼迫蘇軾對每一句被指控的詩文作出交代。起初，蘇軾試圖隱晦其詞，但在官吏的威逼下，不得不逐一承認那些詩文確有譏諷之意。例如，他承認《山村五絕》中的“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是諷刺青苗法，《戲子由》中的“讀書萬卷不讀律”是譏諷新政重視律法。在獄中，蘇軾多次瀕臨絕望，甚至一度寫下絕命詩，托付給蘇邁。這場牢獄之災，前后持續了一百三十天，成為了蘇軾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光。
四、后果：貶謫黃州與北宋文壇的命運轉折
烏臺詩案的結局，得益于多方力量的營救。蘇軾的弟弟蘇轍得知兄長入獄后，即刻寫下《為兄軾下獄上書》，請求朝廷削去自己的官職，以贖兄長死罪。舊黨大臣張方平、范鎮等也紛紛上書求情，就連新黨內部的章惇、吳充等人，也認為對蘇軾量刑過重，出面勸諫。更關鍵的是，已罷相的王安石也向神宗進言：“圣朝不宜誅名士”，德高望重的曹太皇太后也以“仁宗皇帝曾言蘇軾、蘇轍兄弟乃太平宰相之才”為由，勸神宗明察。
宋神宗本就無意殺害蘇軾，在各方勸諫下，最終于元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旨結案。蘇軾雖免于一死，但被責授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這一官職形同流放，蘇軾實質上被軟禁在黃州，失去了政治自由。
這場詩案的影響，遠不止于蘇軾個人。二十多位與蘇軾相關的官員受到牽連：弟弟蘇轍被貶為筠州監酒；恩師歐陽修、張方平雖已離世或退休，仍被追罰；好友王鞏、王詵等被貶謫，僧道潛等方外之交也受到株連。此案作為北宋歷史上規模較大的文字獄，開啟了以文字治罪的惡劣先例，為后來宋徽宗時期禁毀蘇、黃文集埋下了伏筆，成為崇寧、宣和年間“因人廢書”事件的前奏。
然而，對蘇軾而言，黃州之貶雖是人生的低谷，卻也是他創作的巔峰。在黃州的五年里，遠離了朝堂的紛爭，他寄情山水，反思人生，寫下了《念奴嬌·赤壁懷古》《前后赤壁賦》《黃州寒食帖》等千古名篇。他的文風從早年的針砭時弊轉為沉郁頓挫，充滿了對生命、宇宙的深刻感悟，完成了從“廟堂之臣”到“江湖之客”的精神蛻變。
烏臺詩案早已塵埃落定，但它所折射出的黨爭之殘酷、文人之無奈與風骨之堅韌，至今仍引人深思。這場劫難沒有摧毀蘇軾，反而讓他在苦難中涅槃重生，成為了中國文學史上永恒的豐碑。而“烏臺”這個原本象征著監察與懲戒的地名，也因這場詩案，與蘇軾的名字緊密相連，被永遠銘刻在歷史的記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