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不上高中才去讀職高”“職校生就是沒前途”——這些根深蒂固的偏見，像一條無形的“鄙視鏈”，將職業教育困在教育體系的“下游”。一邊是制造業升級背景下，我國高端技能人才缺口超3000萬；另一邊是職業院校畢業生被貼上“低學歷”標簽，即便手握高級技工證書，也可能在就業時遭遇歧視。這種“供需錯配”與“價值倒掛”的矛盾，凸顯了職業教育發展的迫切性。要讓職業教育真正挺起腰桿，絕非簡單的口號呼吁，而是需要從政策、產業、社會認知三個維度協同發力，打破偏見的枷鎖，構建“技能光榮、職業平等”的教育生態。
破除“身份壁壘”，政策要為職業教育搭建“上升階梯”。長期以來，職業教育被視為“斷頭路”，中職生、高職生的升學通道狹窄，這是“鄙視鏈”存在的核心癥結之一。家長之所以抗拒職業教育，本質是擔心孩子失去深造機會，無法獲得更高的社會認可。近年來，國家推出的“職教高考”改革正在破解這一難題：2024年，山東、江蘇等省份擴大職教高考招生規模，中職生可通過考試升入本科院校的職業教育專業，實現“技能+學歷”的雙重提升。青島某職高的李同學，憑借精湛的數控操作技能，通過職教高考考入山東理工大學，畢業后被某航天企業高薪錄用，他的經歷證明，職業教育同樣能通向“金字塔尖”。
政策的發力點不僅在于升學通道，更在于保障職業教育的“同等地位”。2025年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明確提出“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要求企業按職工工資總額的一定比例提取經費用于職業教育。深圳更是率先試點“職業院校教師與企業工程師雙向掛職”制度，讓職業教育師資隊伍與產業需求無縫對接。這些政策舉措，正在從制度層面瓦解“鄙視鏈”的根基，讓職業教育從“備選方案”變成“主動選擇”。
激活“產業基因”，校企融合要讓職業教育“學以致用”。職業教育的核心價值是“對接產業、服務就業”，脫離產業需求的職業教育，必然會陷入“教得沒用、用得沒教”的尷尬。很多職校生就業遇冷，并非技能不足，而是所學內容與企業需求脫節——學校教的還是傳統機床操作，企業早已普及智能數控設備。要改變這一現狀，必須讓企業從“旁觀者”變成“參與者”，構建“校企共生”的培養模式。
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學生60%的時間在企業實訓，40%的時間在學校學習理論，企業直接參與課程設計和考核標準制定。我國江蘇蘇州的“工業園區校企合作模式”也頗具成效：當地20家龍頭制造企業與職業院校共建“產業學院”，企業提供實訓設備和帶教師傅，學校根據企業崗位需求調整課程，學生畢業后直接進入合作企業工作，就業率高達98%，起薪比傳統職校生高出25%。這種“訂單式培養”讓職業教育精準對接產業痛點，也讓職校生的技能價值得到企業認可，從根本上提升了職業教育的含金量。
重塑“價值認知”，社會要為技能人才正名“摘掉標簽”。“鄙視鏈”的本質是“學歷崇拜”下的價值偏見——認為腦力勞動高于體力勞動，學歷文憑優于技能證書。要打破這種偏見，需要用真實的案例和實打實的待遇，讓社會看到技能人才的價值。深圳某技工院校畢業生周浩，憑借攻克芯片封裝技術的核心難題，獲得企業百萬獎金和“深圳市技能大師”稱號；杭州一位電梯維修技師，因研發出智能故障預警系統，被當地高校聘為兼職教授。這些“技能明星”的涌現，正在顛覆人們對職校生的傳統認知。
價值重塑更需要從基礎教育階段入手，消除“職業教育低人一等”的隱性暗示。上海某小學開展“職業體驗日”活動，邀請廚師、電工、程序員等不同職業的人進校園，其中一位職高畢業的汽修技師現場演示新能源汽車維修技術，讓孩子們驚嘆不已：“原來修汽車也需要這么多知識！”這種早期的職業啟蒙，能幫助孩子樹立“職業無高低，技能有優劣”的觀念，從源頭瓦解“鄙視鏈”的形成土壤。同時，媒體應多宣傳技能人才的成長故事，企業要提高技能崗位的薪資待遇和晉升空間，讓“憑技能吃飯、靠本領致富”成為社會共識。
值得警惕的是，讓職業教育挺起腰桿，不能走向“重技能輕文化”的極端。真正的職業教育，應是“技能素養”與“文化素養”的有機結合。湖南某職業院校在開設機械制造專業的同時，增設“工業文化”“溝通禮儀”等課程，培養出的畢業生不僅操作技能過硬，還能熟練撰寫技術報告、與客戶高效溝通，深受企業青睞。這說明，職業教育的“腰桿硬”，既體現在技能的精湛上，也體現在綜合素養的全面上。
從“中國制造”到“中國智造”，國家的發展離不開高素質技能人才的支撐，職業教育的地位也從未如此重要。打破職業教育“鄙視鏈”，不是要貶低普通教育，而是要構建“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教育格局——讓擅長理論的學生深耕學術，讓精通技能的學生精進本領，兩條賽道同等重要、同樣光榮。當政策為職業教育拓寬上升通道，當產業為職業教育注入發展活力，當社會為職業教育重塑價值認知，職業教育必將徹底挺起腰桿，成為培養人才的重要陣地，為國家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技能力量。#我的年度民生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