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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北京城悶熱的八月天里，一則消息如同驚雷般傳遍紫禁城：年僅30歲的咸豐皇帝在熱河行宮駕崩。更引人注目的是，他留下了八位顧命大臣輔佐年僅五歲的兒子載淳即位。這八人個個都是朝中重臣，手握大權，看起來皇位傳承已成定局。然而，僅僅三個月后，這看似不可撼動的權力結構轟然倒塌，一位27歲的女子——慈禧太后——在這場權力游戲中脫穎而出，拉開了她掌控中國近半個世紀的序幕。

顧命八大臣的權力底牌

咸豐皇帝臨終前精心挑選的八位顧命大臣，確實堪稱當時清廷的核心權力集團。

肅順，滿洲鑲藍旗人，時任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是八大臣的核心人物。他深得咸豐信任，在朝中以果敢決斷著稱，曾推動“厘金”制度改革以解決軍費問題，也在“戊午科場案”中嚴懲貪腐官員，樹敵眾多但也樹立了權威。

端華，鄭親王，襲爵多年的皇室宗親，擁有豐富的朝堂經驗。載垣，怡親王，同樣出身顯赫。此外還有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和景壽等人，形成了一個涵蓋宗室、軍機、尚書等多個關鍵位置的權力網絡。

這八大臣手中的權力可謂實實在在：他們掌握著軍機處、戶部等核心機構，控制著朝廷的行政運轉；他們擁有“贊襄政務”的合法授權，代表著先帝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他們控制著年僅五歲的皇帝載淳，擁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有利地位。

歷史學者黃浚在《花隨人圣庵摭憶》中指出：“肅順等人所持者，遺詔也，名義也，幼帝也。三者皆法統所系，非常人所能動搖。”

慈禧的弱勢與隱忍

相較于八大臣的顯赫地位，當時的慈禧（葉赫那拉氏）似乎處于絕對劣勢。她只是咸豐皇帝的貴妃，雖然生下了唯一的皇子載淳，但在禮法森嚴的清朝后宮，她的地位遠不及正宮皇后鈕祜祿氏（即慈安太后）。按照規定，她甚至沒有直接干預朝政的合法權力。

咸豐生前對慈禧干政的擔憂也顯而易見。據《清實錄》記載，咸豐曾私下對肅順表示：“朕若不諱，子幼，必以事托汝等。”同時，他還留下兩道密旨：一份給皇后鈕祜祿氏，賦予她必要時制約慈禧的權力；另一份則明確限制慈禧直接干政。

更讓慈禧處境艱難的是，咸豐駕崩后，八大臣立即采取措施限制她的權力。他們規定，所有奏章需先由八大臣批閱，再送兩宮太后“鈐印”，而太后不得更改內容；朝廷重要人事任免，也完全由八大臣決定。

表面看來，慈禧似乎已經陷入絕境，只能作為象征性的太后存在。但歷史告訴我們，表面弱勢的一方往往隱藏著翻盤的潛力。

熱河與北京：兩個權力中心的角力

咸豐皇帝在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前逃往熱河行宮，并最終在此病逝，這一地理因素意外地成為了權力博弈的關鍵變量。

八大臣隨皇帝在熱河，掌控著年幼的皇帝和朝政核心；而以恭親王奕訢為首的另一批重要官員則留守北京，負責與外國使節談判。這種空間上的分隔，使得清廷內部形成了兩個權力中心。

恭親王奕訢是咸豐的異母弟，能力出眾但在咸豐朝長期受到壓制。留守北京期間，他成功與英法聯軍達成和議，穩定了局勢，聲望大增。更重要的是，他借此機會與掌握京城防務的兵部侍郎勝保、蒙古親王僧格林沁等實力派建立了聯系。

慈禧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政治裂隙。據清末學者王闿運在《祺祥故事》中記載，慈禧通過心腹太監安德海與在京的恭親王秘密聯絡，“數遣內監往來熱河京師間”，傳遞消息，商議對策。

密謀與突襲：辛酉政變的精心布局

1861年9月5日，恭親王奕訢以“叩謁梓宮”為名抵達熱河。這次看似平常的吊唁活動，實際上是改變歷史的關鍵會面。

在短短幾天的會面中，慈禧與恭親王達成了默契：慈禧需要恭親王的勢力扳倒八大臣；恭親王則需要慈禧的太后身份來獲取合法誅除政敵的名義。雙方各取所需，結成牢固的政治同盟。

與此同時，慈禧還成功地爭取到了慈安太后的支持。雖然史料中對慈安的態度記載不多，但根據《翁同龢日記》的記述，慈安對肅順等人的專橫也頗為不滿，特別是八大臣在后宮用度上的苛刻，引起了兩宮太后共同的怨憤。

10月26日，咸豐靈柩啟程回京。八大臣犯下致命錯誤：讓兩宮太后與幼帝先行，而自己則護送靈柩緩慢后行。這一安排使得慈禧、慈安和幼帝比八大臣提前四天到達北京，獲得了寶貴的時間窗口。

11月1日，慈禧抵京立即召見恭親王奕訢，商定行動細節。次日黎明，正當八大臣照常入朝議政時，突然被埋伏的衛兵逮捕。肅順在護送靈柩途中被捕，據說當時他還在臥室中安睡，完全措手不及。

八大臣失敗的多重因素

八大臣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遠不止于慈禧與恭親王的聯合那么簡單。

第一，法理依據的脆弱性。八大臣雖持有咸豐遺詔，但清朝祖制明確規定“后妃不得干政”，卻從未有“大臣輔政”的明確制度。相反，太后垂簾聽政在清朝前期已有先例（如孝莊太后）。慈禧與恭親王正是抓住了這一法理漏洞，指責八大臣“矯詔”“專擅”，將自己塑造成維護祖制的正統力量。

第二，政治基礎的薄弱。八大臣，尤其是核心人物肅順，在推行改革過程中得罪了大批官員。他嚴懲貪腐、裁減冗員雖然必要，卻樹敵過多。當他需要支持時，這些潛在的反對者便倒向了慈禧一方。

第三，對輿論掌控的忽視。八大臣注重控制朝堂，卻忽視了輿論的力量。慈禧和恭親王則精心編織了“八大臣欺侮孤兒寡母”的敘事，這在重視孝道和君臣倫理的清代社會極具煽動力。當勝保等將領上奏稱“臣等絕不認此矯詔之命”時，八大臣已經失去了道義制高點。

第四，對軍事力量的控制不足。八大臣雖然掌握行政大權，卻未能有效控制京城關鍵軍事力量。而恭親王則通過勝保掌握了部分京畿部隊，僧格林沁的蒙古騎兵也傾向于支持皇室正統。

第五，戰略判斷的失誤。八大臣低估了慈禧的政治智慧和決心，也高估了自己手中的權力。他們沒有想到一個后宮女子能有如此大的膽識和能力組織反撲，更沒有想到恭親王會與慈禧聯合。

余波：晚清權力格局的重塑

辛酉政變后，八大臣的命運各不相同。肅順被斬于菜市口，端華、載垣被賜自盡，其余五人被革職。慈禧、慈安兩宮太后開始垂簾聽政，恭親王奕訢被封為議政王，掌握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形成了新的權力核心。

這場政變深刻改變了晚清政治格局。慈禧開啟了近半個世紀的統治，其間雖有洋務運動的嘗試，但清王朝在內憂外患中最終走向衰落。有學者認為，如果八大臣執政，或許會延續咸豐朝較為務實的改革路線；也有學者指出，無論誰掌權，面對當時中國的深層危機，都難以扭轉頹勢。

歷史沒有如果，但我們從這場權力博弈中可以窺見：表面的強勢不一定能轉化為最終的勝利，權力的合法性、人心的向背、聯盟的智慧往往比紙面上的實力更為重要。咸豐留下的顧命八大臣，手握重權卻最終敗北，不僅是因為他們遇到了慈禧這樣的對手，更是因為他們自身在政治智慧、聯盟構建和戰略判斷上的多重失誤。

在熱河行宮的那個夏天，當肅順等人志得意滿地以為掌握了清朝未來時，恐怕不會想到，一個看似柔弱的女子，正在織就改變他們命運——乃至整個中國命運——的網。權力游戲的殘酷與微妙，在這一刻展現得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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