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標關注獵聘公眾號 探尋職場的另一種可能
如果不是上了熱搜，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有一天凌晨，孫堅發了一段很普通的“打工人吐槽”。
據微博熱搜頁的內容，12月8日凌晨，他在社交媒體上說：“能者多勞這句話，真的聽累了。”
有網友在評論里問他為什么這么感慨，他解釋：家里很多活、很多事都要他一個人抽空去做，工作和生活的擔子都壓在自己身上。
本來只是深夜里一聲“我有點累了”，結果很快就被部分網友解讀為，“你這是在賣慘”“明星還好意思喊累”。
相關話題被做成了?#孫堅沒有想過賣慘#，掛在熱搜上。后來，他出來回應，說自己“沒有想過賣慘，忘了自己是公眾人物，以后會更加謹言慎行”。
一個已經有知名度、收入也不算差的演員，只是隨口吐槽了一句“能者多勞”，就要立刻收回、解釋、檢討，以后還得時時刻刻“注意形象”。
更扎心的是評論區里那種很典型的聲音：“連明星都不敢喊累了，我們這些普通打工人就更不敢了。”
這也是為什么，這個看起來不算大的娛樂新聞，會在社交平臺上反復被討論，因為太多人在自己的生活里，演著同一套戲：很累，但不敢好好說自己累。
為什么“喊累”總被聽成“賣慘”？
你會發現，這幾年“賣慘”這個詞用得越來越頻繁。
它本來的意思，是指有人故意把自己說得很慘，用悲情故事換流量、換資源、換錢。可現在，只要誰公開表達一點負面情緒，哪怕只是說“我有點撐不住了”，總會有人跳出來回一句——“別賣慘了”。
為什么“喊累”會變成一件這么危險的事？
一個很現實的原因是：大家都很累，于是開始爭奪“誰更有資格喊累”。
明星說自己辛苦，有人會回：“你賺那么多，還好意思喊累？”
一線城市白領說自己的通勤和加班，有人會回：“那你來體驗一下流水線夜班？”
當“比慘”成了底色，任何疲憊都顯得不夠格，于是順理成章被歸入“矯情”和“賣慘”。
第二層是職場文化，在很多公司，“抗壓能力強”被寫進了招聘 JD，“能者多勞”被默認是褒義詞。你說自己累，很容易被理解成“不夠敬業、不夠能打”。
一些調查也在側面印證這種氛圍：調研顯示，全球范圍內，大量職場人都在高壓下工作，中國職場中感到“精神壓力”的 Z 世代比例尤其高，高達 84% 的中國年輕受訪者表示自己在職場中存在精神壓力。
越是高壓環境，越少有人敢承認自己扛不住。
于是，不說話的人被視為“扛得住”，開口說“我累了”的那一個，反而被放大成“玻璃心”“愛抱怨”。
第三層，是流量時代的后果，確實有一些人，把悲慘經歷當成內容，反復包裝自己的不幸，換取同情、打賞和關注。久而久之，我們對“苦難敘事”變得警惕，甚至有一點麻木——看到別人說累、說難，就本能地懷疑：“你是不是在博關注？”
在這樣的背景下，再看孫堅就很微妙了。一方面，他確實是明星，天然擁有更多關注度和資源；另一方面，從他的描述里，你也能看到一個很典型的角色：
家里大事小情都靠他扛；
工作上是“能者多勞”的那一個；
公眾面前還要維持一種“狀態在線”的樣子。
你很難說，他到底是“明星”，還是一個放大版的“中堅打工人”。
想想我們身邊，是不是也有這種人：項目來了第一時間想到他，下屬有問題最終要他兜底，團隊突發狀況他得沖在前面。別人眼里，他是“靠譜”“抗壓”，但很少有人會問一句，你到底累不累？
所謂“孫堅式打工人”，指的就是那一批——經濟上要扛事，工作里要扛活，情緒上還被要求穩定的人。
在聚光燈下，是一個明星；在寫字樓里，是很多團隊里的“萬金油”。
普通打工人，怎樣開口說“我真的有點撐不住了”？
承認一個現實，在大多數團隊里，“我好累”這四個字，是有成本的。
你可能擔心被貼上“矯情”“不抗壓”的標簽，擔心領導覺得你“不適合做核心骨干”，甚至擔心同事翻白眼：“誰不累啊？”
所以，與其一刀切地說“大家要勇敢喊累”，不如我們現實一點，與其問“能不能喊”，不如先學會“怎么喊”。
很多時候，溝通的效果差別，就差在那幾句話的說法上。
想象兩個場景：
場景一：你沖進領導辦公室，張口就來一句：
“我真的快被你們這些活搞死了！”
這話是真心話，也確實反映了你的情緒，但對方聽到的，可能只有攻擊和責怪：
“又在抱怨”“又在甩鍋”“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場景二：你帶著排期表和近期工作記錄，坐下來慢慢說：
“這個月 A、B、C 三個項目疊在一起，我這三周基本有一半時間都在 10 點以后下班。最近明顯感覺注意力在下降，也開始容易犯錯，我有點擔心再這樣下去，質量會受影響。”
這時你再補一句：
“我在想能不能把 X 這個需求延后到下個月，或者從別的組借一個人來一起分擔一下？”
從內容上看，你還是在說“我頂不住了”；但在聽的人那里，這就不再是單純的抱怨，而是一位對工作負責、對自己狀態有認知的人，在提醒風險、提出調整建議。
同樣是“喊累”，區別不在于你是不是勇敢，而在于你是把“累”當成一記情緒炸彈丟出去，還是當成一個需要一起解決的問題拿上桌。
真正有用的“喊累”，往往有一個微妙的區別，它會在說完“我很難受”之后，順帶問一句：“你覺得，我接下來可以怎么做？你身上有沒有類似的經歷？”
這時，對方就有機會從“聽你抱怨的人”，變成“和你一起想辦法的人”。
至于社交媒體上的“喊累”，就更值得小心了。
朋友圈、短視頻、微博，這些地方，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既不像職場那么正式，也不像好朋友那樣安全。你不知道誰在看你發的東西，也不知道某一句被截出來，會不會被斷章取義。
你當然可以用一條朋友圈來標記自己的情緒，比如“今天真的是被工作安排到麻了”“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但我的加班是實打實的”。
但把公司名字、具體項目、具體同事罵得明明白白，很可能既保護不了你自己，還給自己添了一層風險。
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更懂事的打工人，也需要一個允許喊累的環境。
說到這里，我們不能把所有責任都丟給個體。
如果一個團隊里，沒有人敢說“我頂不住”；如果一家公司里，所有人都學會了只報喜不報憂——那看起來最平靜的那段時間，往往是問題正在發酵的時期。
很多關于職業倦怠的研究都在提醒我們，長期高壓又缺乏支持，會帶來更高的離職率、更低的投入度，還會增加心理健康風險。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將“職業倦怠”納入疾病分類，視為一種不可忽視的“現代職場綜合征”。
對管理者來說，員工愿意把自己的疲憊說出來，其實是一種信任——他認為你有可能調整資源、重新分配任務，而不是只會給他貼標簽。
一個健康的團隊，不是大家都學會裝作無堅不摧，而是：
誰的工作量明顯不合理，可以被看見、被討論；
有人狀態明顯不對，可以被輕輕問一句“最近還好嗎”；
在不影響業務的前提下，適當地給人留一點喘息的空間，而不是無限透支。
有企業做過嘗試，哪怕只是設立匿名反饋渠道，或者邀請第三方做心理健康講座、提供一小部分心理咨詢報銷額度，都是在傳遞一個信號：“你可以說自己累，我們會盡量一起想辦法。”
回到孫堅，他最后說“會更謹言慎行”。
對一個公眾人物來說，這是職業自覺；但對普通打工人來說，如果我們都被迫學會“謹言慎行”，甚至連一句“真的有點撐不住了”都要反復斟酌，那被悄悄賣掉的，可能不是形象，而是我們的健康、親密關系和生活質量。
也許我們至少可以這樣期待：
作為打工人，我們慢慢練習，用更成熟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疲憊，而不是要么憋著不說，要么情緒失控；
作為同事、朋友、家人，在聽到別人說“我好累”的那一刻，先別急著回“誰不累”，哪怕只是一句“我聽見了，你要不要一起想想怎么辦”，就已經很不一樣；
作為管理者，允許團隊里有一個角落，是可以說“不太行”的。
最后，留兩個問題，給你，也給我：
你上一次認真地對別人說“我累了”，是什么時候？
那一次之后，你的生活，有哪怕一丁點的改變嗎？
如果有，不妨在評論區講講你的故事；
如果沒有，那也許是一個提示：你值得為自己再多爭取一點點說累的空間。
作者丨李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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