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是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立足新的歷史方位，著眼中國式現代化全局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深刻領會全會精神要義，準確把握知識產權法治建設服務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戰略意蘊、核心要求與實施路徑，對于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深刻領會戰略意蘊
知識產權制度是推動知識經濟發展的基本制度。歷史表明，人類社會重大進步始終伴隨核心生產要素變革與對應產權制度確立。農業文明依托土地產權，工業文明植根資本產權，當今世界，知識與信息成為關鍵的生產要素。知識產權法治建設通過制度化的產權安排，賦予創新者排他性權利，為高投入、長周期、高風險的原創研發提供穩定收益預期與法治保障。
知識產權法治建設是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制度基石。強化知識產權法治建設，本質上是為技術突破配置法治引擎，為要素優化掃清制度梗阻，為產業升級鋪設規范軌道。作為關鍵的制度供給，知識產權法治通過明晰權利歸屬、規范利益分配，構建起激勵原始創新的穩定規則環境；作為重要的技術樞紐，知識產權法治通過強化成果保護、暢通轉化渠道，推動創新成果轉化，為產業升級注入持續動能。
準確把握核心要求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我國排名提升至第10位，擁有的全球百強科技集群數量達到24個，連續三年位居世界各國之首。然而，從知識產權大國邁向知識產權強國，我國仍面臨知識產權整體質量效益還不夠高，高質量高價值知識產權偏少、知識產權法治能力難以應對新業態、新發展風險等問題。必須從新發展階段要求出發，樹立系統性治理思維、構建全鏈條治理格局，正確處理國際合作與競爭、私權保護與公益維護等關系。
協調知識產權國際合作與國際競爭。在經濟全球化、全球產業鏈高度交織背景下，知識產權保護早已成為構建全球創新鏈、價值鏈、供應鏈穩定性的基礎性制度，無論是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的TRIPS協議（即《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還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條約體系，均體現了知識產權規則是國際公共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價值指引，堅持開放包容、平衡普惠原則，妥善處理國際合作與競爭之間的博弈關系，在全球知識產權治理中堅持共商共建共享。
平衡知識產權私權保護與公益維護。知識產權具有私人財產和公共財富的雙重屬性，既體現權利人對其智力成果的專有支配與收益期待，又在本質上屬于社會全體可共享的公共知識資源。新時代加強知識產權法治建設，應突破傳統知識產權作為私權保護的單一取向，既嚴格保護知識產權，又防止知識產權保護過度“私有化”導致創新資源壟斷、公共利益受損，確保公共利益和激勵創新兼得。
扎實推進實施路徑
以高水平知識產權法治建設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必須發揮法治的系統性、穩定性優勢，推動法治建設貫穿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管理、服務全鏈條。
完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體系，增強制度供給的及時性與有效性。加快推進大數據、人工智能、基因技術等前沿領域問題立法研究。修訂完善專利、商標、著作權等基礎法律，加大對重復侵權、惡意侵權的懲罰性賠償力度，顯著提高侵權違法成本。完善成果轉化、知識產權金融等制度，破除轉化障礙、激活市場價值。完善與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的銜接，依法規制專利濫用、惡意訴訟等權利濫用行為，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完善知識產權立法域外適用制度。鼓勵地方因地制宜開展知識產權綜合立法。
加強知識產權法治協同，健全跨部門、跨區域的共治機制。在發揮司法保護主導作用的同時，強化行政保護的效率優勢，推動司法、行政、仲裁、調解的有機銜接，構建大保護工作格局。實現信息互通、線索移送、聯合懲戒。強化行政執法能力建設，依法科學配置和行使有關行政部門的調查權、處罰權和強制權，針對重點產業、關鍵環節開展專項整治。大力發展仲裁、調解等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推動行業自律與知識產權保護聯盟建設，創新集預警監測、維權援助、信用評價知識產權保護預警與維權援助平臺。
參與全球知識產權治理，貢獻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理性與治理智慧。應更加主動參與條約解釋、制度談判和標準制定，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發出“中國聲音”。通過推動國際規則在技術許可、專利池、綠色技術傳播等領域的改革創新倡導知識共享，推動全球知識產權治理體制向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學教授 張曉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