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金平
迪士尼動畫電影《瘋狂動物城2》在中國市場掀起觀影熱潮，多項數據打破紀錄，成為2025年最火爆的動畫電影之一。在近期持續低迷的電影市場環境中，這一成績無疑令人振奮。
在票房一路高歌猛進的同時，不少觀眾也暗自疑惑：該片的制作水準固然精良，但劇情走向難逃俗套，部分橋段的邏輯銜接略顯生硬、難以自洽，若干人物的塑造也稍顯倉促潦草。
那么，《瘋狂動物城2》為何能在相對冷清的檔期里一枝獨秀?更進一步說，大量成年觀眾在為影片喝彩時，他們感動的點在哪里?同時，該片在中國電影市場的“一騎絕塵”，對中國動畫片創作有哪些啟示?
正邪交鋒背后的現實影射
《瘋狂動物城2》中，朱迪與尼克成為警隊新秀，兩人聯手阻止林雪猁家族對濕地市場的侵占，并揭發了該家族昔日欺世盜名的丑聞。這仍是一個正義戰勝邪惡的常規故事，過程與結局未見太多的新意。而且，片中一些情節的邏輯自洽性有待商榷。例如，馬市長在朱迪的言語刺激下，突然轉變立場，從林雪猁家族的走狗變為“討逆”急先鋒，這一轉折顯得頗為突兀;牛局長此前一直將朱迪與尼克視為通緝要犯，卻在關鍵時刻毫無過渡地摒棄前嫌，轉而成為朱迪的助力，這種處理方式亦難以令人信服。
尤其在朱迪與尼克的探案途中，他們幾乎毫無阻力地獲得了眾多角色的協助，如貍寶、荷蘇蜥、巖羊，以及前作中已建立情感聯結的閃電、大先生等。這些角色在主角陷入困境時適時登場，如同接力般推動劇情前行，帶有明顯的“爽劇”敘事特質——優先追求情節推進的絲滑順暢，卻在部分人物行為邏輯的合理性、人物形象的真實感上有所欠缺。
《瘋狂動物城2》在劇作層面可能難稱亮眼，但它必然在某個層面引發了觀眾的情感共鳴，否則難以解釋它能收獲如此廣泛的贊譽。
影片雖未直接針砭現實，卻絲絲入扣地融入了普通人的職場境遇和感受。朱迪與尼克出身平凡，既無背景和資源，也無突出才華，偏偏身邊強手環繞，他們時刻被無形的壓力籠罩著。在他們看來，或許唯有憑借“瘋狂內卷”，才可能占得一線先機。因此，牛局長分配任務時，兩人雖并未被列入名單，卻仍搶先一步主動趕赴現場展開調查。兩人高漲的工作熱情背后，藏著的正是“打工人”的卑微與倔強，易引發觀眾的代入感。
影片還通過階層敘事，揭露了社會運行中的部分潛規則。像林雪猁家族這樣的權貴勢力，不僅負責制定社會資源分配的方案，還能公然霸占他人的勞動成果。更可怕的是，這種家族也能操縱輿論，在美化自我道德形象的同時，將個人私欲以社會福祉的名義包裝成光鮮亮麗的民生項目。這樣的刻畫頗具現實隱喻性。
此外，影片中的爬行動物受制于公眾的刻板印象與媒體的污名化宣傳，被貼上了“邪惡”“陰險”的標簽，遭到制度性的排斥與隔絕，被迫棲居于遠離主流社會的濕地市場。這一設定直指“社會偏見與群體歧視”的普遍議題，多少是在為某些無法被看見、不會被聽見的族群發聲。這讓影片的現實關照更添一層深度。
因此，《瘋狂動物城2》雖然講述的是一群小人物、邊緣人與“異類”的逆襲，但朱迪與尼克的英雄征程，并非對“美國夢”的樂觀詮釋，而是面對社會不公發出的冷笑與痛斥。當觀眾從影片中洞察了現實的痼疾，就能與朱迪、尼克等角色產生深度共情，并因此包容影片中那些邏輯的疏漏與人物刻畫的粗糙。
成長中的意識形態指向
朱迪與尼克堪稱患難之交，兩人曾并肩作戰、書寫傳奇，本應是默契無間的完美搭檔。然而，迥異的成長軌跡，早已在他們心中埋下了觀念分歧的種子。朱迪自幼便因出身與體型遭受欺凌與輕視，這份創傷讓她格外渴望通過證明自我打破偏見。這是一種源于深層自卑的心理防御機制，最終催生出強烈的求勝心。反觀尼克，他的精神創傷來自童年的顛沛流離，加之從小混跡街頭，養成了一種“滿不在乎”的散漫與松弛，這也是一種自我保護：唯有對事事保持疏離，才不至于在投入過多情感與期待后，再度陷入失望。
不同的成長經歷，造就了朱迪與尼克迥異的人生態度與價值取向。具體到辦案過程中，朱迪渴望偵破每一起案件，讓世界變得更美好;尼克則傾向于接受現實，認為世界有其固有的運行邏輯，難以憑一己之力扭轉。正是這種根本性的觀念差異，導致兩人之間漸生裂隙。
在經歷了現實的沖擊與觀念碰撞后，朱迪與尼克終于完成了各自的反思與成長。尼克卸下了“無所謂”的偽裝，坦言自己在乎的是朱迪本身，而非兩人是否處處一致;朱迪也逐漸掙脫了“證明自我”的執念，明白他們是彼此不可或缺的支撐。最終，尼克點出了兩人和解的核心：人與人在承認差異的前提下，可以有更多對話、更多理解，并實現團結互助。
由此看來，影片完成了對美國文化中堅挺的個人英雄主義的反撥。朱迪起初渴望成為那個拯救世界的孤膽英雄，而牛局長、尼克與蓋瑞等則提出了另一種視角：世界并不會因單個人的力量或單一事件的成敗而輕易改變;真正能推動世界向前的，或許是眾人團結一致、堅持不懈的奮斗。
林雪猁家族中的小人物寶伯特的心路歷程與朱迪存在互文關系，他在家族中被長期忽視，因而渴望以非凡成就贏得家人尊重。寶伯特承認自己不愿落后于人，更不甘于平庸，害怕在一個“優秀”的集體中因與眾不同而被排斥。與之類似，朱迪為了被警隊接納，不得不努力與他人趨同，而非保持獨特。這實際上警示了朱迪：一味追求個人成功，不僅會導致視野的狹隘與內心的偏執，還會因追隨統一的標準而失去個性和內心尺度。
影片實際上提出了一種新的價值主張：承認自己與他人的不同，鼓勵社會在多元共存的基礎上，實現彼此的理解、連結與接納，最終構建一個既包容差異又和諧共處的共同體。
至此，我們得以破解影片的深層敘事密碼：在正義戰勝邪惡的顯性主線之外，還暗藏著另一條脈絡，即朱迪如何從信奉個人英雄主義，到逐漸認清并堅守自我個性，并對世界和他人變得平和寬容。這條暗線被精心編織于主線情節之中，主線的每一次起伏與轉折，都在無聲地觸動并重塑著朱迪的認知與心境。這使得影片的價值內核變得厚重。
明線與暗線交織的創作路徑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動畫電影的創作目標都較為單純，專注于趣味性與道德教化。這很大程度上源于動畫電影主要面向少年兒童的受眾定位，旨在充分釋放其高度假定性的藝術特質，滿足觀眾對奇幻夸張世界的想象，并為此有意與現實社會保持距離。
近年，隨著動畫電影逐漸轉向“老少皆宜”的路線，為兼顧成年觀眾的觀賞體驗，許多作品中開始滲透現實人生的困境與焦慮。以中國動畫電影為例，1999年的《寶蓮燈》仍構建了一個完整自足的神話世界，其核心人物與情節主要取材于《西游記》，與現實社會并無對應關系。到了2015年的《西游記之大圣歸來》(以下簡稱《大圣歸來》)，盡管角色同樣源自《西游記》，卻進行了顛覆性的改編。片中的孫悟空以“失意而困頓的中年人”形象出場，意外地帶有人間煙火氣。這個孫悟空曾擁有輝煌的過去，卻在中年時跌入人生低谷，顯得頹喪而消極，需要找到重新出發的勇氣。
或許是受到《大圣歸來》的啟發，此后中國動畫電影開始有意無意地拓展與現實對話的空間。無論是《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年)對家庭教育問題的審視，還是《哪吒之魔童鬧海》(2025年)對“全員考編”現象的調侃，都讓觀眾在會心一笑之余，品出一絲現實的苦澀。還有《浪浪山小妖怪》(2025年)中“草根取經團”尋找自我的西行之旅上，各個山頭的勢力集團壟斷了所有上升通道，普通人要么依附權貴，要么淪為社會的邊角料……可見，這些影片都在延續同一條創作路徑：兒童看到的是一個熟悉而充滿趣味的故事，成年觀眾則能從中品出現實暗諷，并引發對自身處境的洞悉與思考。
對于那些并不深諳美國政治語境的中國觀眾來說，《瘋狂動物城》(2016年)的成就，并不在于其涉及種族平等、多元共存等社會議題，而在于朱迪作為一個小鎮青年闖蕩大城市、在偏見與職場壓力下突破重圍的勵志敘事。這種對“平凡人逆襲”的細膩刻畫，更能跨越文化隔閡引發共鳴。由此不難理解，《瘋狂動物城2》或許在情節設計上未能擺脫套路化的窠臼，但它的市場成功是顯然的，這成功離不開它所奉行的創作路徑：明線維持了合家歡動畫的趣味性與流暢感，暗線則散落著具有現實指向性的影射，并嵌入了關于自我成長與價值認同的心路歷程。這種創作思路不僅能提升觀眾的觀影愉悅，更能深化影片的思想內涵，還契合了當代觀眾對自我身份與價值實現的普遍關切。這也許會成為動畫電影創作的一個重要方向。
當然，這種明線暗線交織的創作路徑，雖然可以對少年兒童和成年觀眾進行精準投喂，卻并非沒有藝術風險。如果有些動畫電影過分迷戀并陶醉于現實影射的表達，忽略了人物塑造的飽滿、情節推進的合理，那些打動觀眾的情感觸動與現實思考就會顯得刻意而浮泛。這也再度印證了電影創作的本質：電影首先需要扎實的敘事和人物塑造，其情感流露和主題表達才能水到渠成;若本末倒置，再精巧的隱喻與現實指涉都只是空中樓閣。
作者系復旦大學藝術教育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