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達950頁的長篇小說《米德爾馬契》“聳立”在面前的書桌上，等待筆者去打開。雖然久仰喬治·艾略特的大名，知道她是19世紀英國現實主義文學巨匠，但依然有些許疑惑：
這部講述近200年前英國鄉村生活的小說，它的“厚度”能不能為今天在短視頻里流連忘返的老中青讀者接受？它既沒有意識流也沒有蒙太奇閃回的老實巴交的傳統敘事方式，能不能吸引今天已經看慣了劇情多次翻轉的好萊塢大片和美劇韓劇的年輕人？它的帶著古典主義情感的人物能不能找到今天已經日漸“珍稀”的純文學愛好者？
《米德爾馬契》 作者喬治·艾略特 譯者陳錦慧 九讀·文匯出版社2025-11
讀完全書“尾聲”的最后一頁，筆者釋然，再次體會到了“經典”歷久彌堅的價值。如果說，與作者幾乎同時代的雨果的《悲慘世界》至今沒有失去魅力，那么《米德爾馬契》亦應魅力依舊。艾略特以她筆下的千姿百態的英國維多利亞的社會鏡像，無愧為與查爾斯·狄更斯和威廉·梅克比斯·薩克雷比肩齊名的維多利亞時代三座文學巔峰之一。
所有人都在這不完美的世界里面對挑戰
《米德爾馬契》作者喬治·艾略特，名似男性，實為女生。1819年11月22日，英國沃里克郡一個鄉村莊園的木匠伊萬斯家里傳出“哇哇”的嬰兒啼哭聲，一名女嬰降臨人世，她被取名瑪麗·安·伊萬斯。她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對哲學、宗教等有著濃厚興趣。30年后，長大成人的瑪麗·安個性獨立，思想進步，開始走上文學創作道路。但鑒于當時英國社會歧視女性的舊習依然深重，她取了男性化的筆名“喬治·艾略特”。1859年，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亞當·比德》問世，廣受讀者歡迎。
喬治·艾略特，照片攝于1858年
1872年面世的《米德爾馬契》，是她的巔峰之作。該小說以19世紀初葉英國鄉村小鎮“米德爾馬契”為故事展開的背景，這是作者從小生活的鄉村環境，她對鄉村中活躍的各式人物——農場主、貴族、牧師、鄉村醫生、生意人，乃至各種匠人的生活樣貌，都了然于心。
在這個從小熟悉的環境中，她通過多線敘事交織展現不同階層人物的命運：既有風華正茂決心在醫學領域有所創新為人類作出貢獻的年輕醫生李德蓋特，又有抱著一副死腦筋還心胸狹窄死了也不讓自己的寡妻幸福的牧師卡索邦；既有年輕聰慧一心想為社區服務的理想主義女性多羅西婭，又有貪慕虛榮還自以為是的少婦羅莎蒙德；既有熱衷投身當時英國改革的社會活動家布魯克和威爾，又有早年犯下錯事而被敲詐令其眾叛親離的銀行家布爾斯特羅德；既有善良的農場管理者葛爾斯和牧師菲爾布勒，又有卑鄙下流的敲詐者拉夫歐斯（拉夫歐斯不能不讓筆者聯想到《悲慘世界》中那個貪婪狡詐卑鄙的旅館老板德納第，德納第或許就是拉夫歐斯的法國表兄？）……所有的人物都在這個不完美的世界里面對各自的挑戰，既有理想與現實、理性覺醒與傳統習俗的沖突，又有人性在善惡之間的抉擇和碰撞。
全書情節峰回路轉，高潮迭起，為讀者呈現了一幅19世紀初葉的英國社會的長卷，有著深刻的思想性和不同凡響的藝術價值。
應當指出的是，《米德爾馬契》面世時，作者已推出過《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織工馬南傳》等一系列成功之作，時年53歲的她正處于創作的巔峰狀態。且作者自己也經歷了異于常人的感情生活，她與已婚學者喬治·亨利·劉易斯維持了長期伴侶關系，這自然為維多利亞時代所不容，但她不為所動。這些人生經歷的印跡，不同程度地融入作者筆下的多位女性形象的塑造，不僅使其對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情感把握格外精準細膩，而且也勇于為女性發出挑戰宗教和世俗的聲音，此亦賦予了《米德爾馬契》超越時代的經典價值。
盧米埃爾兄弟也要驚嘆的畫面感
如果說，狄更斯以強烈的社會批判精神著稱，薩克雷則以辛辣的社會諷刺見長，而艾略特則更注重人物內心世界的細膩刻畫，在人生理想、世俗觀念、宗教信仰和個人情感的多重沖突中寫出人性的脆弱和桎梏、堅強和升華。
《米德爾馬契》目錄
在書的第二卷《老與少》中，多羅西婭的丈夫卡索邦第一次見到威爾，艾略特是這么寫的：“卡索邦見到威爾有點驚訝，那驚訝之中沒有一絲喜悅，但他打招呼時仍然不失一貫的禮貌。威爾則是站起來解釋自己為什么在這里。卡索邦看起來比平時郁悶，或許是因為這樣，他的氣色顯得更暗淡，更蒼老。”卡索邦盡管內心沒有一絲喜悅，卻依然不失禮貌，可謂從表及里寫出了這個老牧師的道貌岸然和狹隘內心。但與青春勃發的威爾相比，他的氣色卻顯得“更暗淡、更蒼老”。接下來，她繼續寫道：“不過，這也可能是跟年輕的威爾對照之下產生的效果。威爾給人的第一印象有如陽光般耀眼，這使得他多變的表情更顯生動……他快速轉頭的時候，發絲仿佛能甩出光線，有些人覺得這種光芒肯定是天縱英才的象征。反觀卡索邦卻是暗淡無光地站在原地。”毫無疑問，能感受到這強烈對比的，不僅是讀者和多羅西婭，內心沖擊更強烈的，一定是卡索邦自己！
他不僅自己內心知曉投注了其畢生心血的《神話學要義》，已為時代所淘汰，其實并無一丁點兒價值，他以所謂的高深理論堆砌起來的尊嚴（現在稱為“人設”）已悄然崩塌；而且他本能地感覺到這位年輕人的威脅：他只能以艱深晦澀行將就木的“學問”吸引妻子，而威爾渾身散發出的卻是澎湃的生命力，并能給予他的妻子他從未給予過的幸福！總之，威爾的出現，對他來說是更為致命的一擊！
艾略特不僅人物描寫極為出色，還堪稱懸念大師。在書的第五卷“死亡之手”里，卡索邦逼多羅西婭承諾“等我將來死了，你會照我的意愿行事”，而多羅西婭“已經猜到丈夫的意愿會變成她的另一套枷鎖”，因此遲遲不敢允諾。次日一早，卡索邦獨自到紫杉步道里去等待多羅西婭給他答復。讀到此處，筆者已經猜到后面可能會發生什么——“可是她丈夫的耳朵再也聽不進任何聲音了”，此章到此戛然而止！但筆者怎么也沒有猜到，這個所謂的丈夫竟然在他遺囑附加條款里寫下“多羅西婭如與威爾結婚，就會失去全部財產”，卡索邦活著時要掌控妻子的一切，死后還要剝奪妻子的幸福，此人人格何其卑劣！
最初，多羅西婭和威爾對這個有著法律意義的遺囑條款，不得不屈從，但人性的追求如同天道般不可違逆。在第八卷“日落與日出”中，全書漸漸走向高潮。艾略特將多羅西婭和威爾見面的場景設置在多羅西婭自家莊園的圖書室里，而此刻，天地間的一場暴風雨正要襲來。“他們默默站著，沒有看對方，而是望著在強風中搖晃的常青樹，樹葉淺色的背面襯著越來越黑暗的天空。威爾從來沒有像現在這么期待暴風雨的到來，因為風雨一來，他就不需要急著離開。樹葉和細枝被吹得滿天飛舞，雷聲漸漸逼近。光線越來越昏暗，這時突然一道閃電，他們驚嚇之余看向對方，相視而笑。”
在暴雨襲來的時刻，兩人內心的激情也在奔涌，開始互訴衷腸，“他說話的時候，閃電的強光劃過天際，讓他們看清對方的模樣。那光線像絕望的愛那般驚悚。多羅西婭快速從窗子旁躲開，在她背后的威爾反射性地抓住她的手。他們就這樣握著手站定，像兩個孩子，望著窗外的暴風雨。啪啦一聲，響雷在天空中奔騰而過，大雨傾瀉而下。他們轉身面對彼此，威爾剛才的話言猶在耳，兩人都沒放開手。……她的嘴唇在顫抖，他的也是。沒有人知道誰的嘴唇主動去碰觸另一個人的，但他們在顫抖中親吻，之后又立即分開。雨水仿佛憤怒的精靈，兇猛地拍擊窗玻璃，疾馳的狂風緊隨其后。”
盡管如此，兩人依然沒有下決心走到一起。此生的命運只能屈從卡索邦留下的枷鎖嗎？人物情感跌宕起伏中，威爾炸雷般地發出了憤怒的吼聲——
他突然一陣驚呼，像面臨酷刑的威脅，跳起來說：“不能這樣！……將別人拆散就跟殺人或其他恐怖罪行一樣要人命。”他又大喊，“生命因為小事被殘害，叫人難以忍受。”……“噢，我受不了，我的心會碎掉。”多羅西婭從椅子上跳起來。她激烈的情感沖破言語的阻礙，眼淚也奪眶而出，撲簌簌掉下來。“我不在乎財產，我討厭我的錢。” 下一瞬間威爾已經來到她身旁，將她摟在懷里。
兩人終于沖破了世俗和法律的藩籬。筆者不能不贊嘆，整個描寫太有層次感和畫面感了。風、雨、雷、電、光線，都加入了進來，音效皆備。盧米埃爾兄弟的第一部電影《工廠大門》，在艾略特已謝世的1895年才上映，她生前無緣感受電影的魅力，但這場描寫完全可以給導演斯皮爾伯格或李安拿去做電影文學腳本。
《悲慘世界》沒過時，《米德爾馬契》亦如是
李德蓋特也是書中一位不可小覷的人物，他和威爾、多羅西婭、瑪麗和弗列德一樣，身上寄托了艾略特對這個世界的美好期許。李德蓋特“在巴黎求學時就打定主意，回國后要在鄉鎮執業，擔任一般治療師”，令人恍覺是200年后中國沿海地區著名醫學院畢業后立志要去邊遠地區做鄉村醫生的志愿者。更可敬的是，“在他職業生涯的這個特定階段，有件事倒是相當值得贊賞：他不打算效法某些慈善家，一面揭發別人的假藥，一面靠有毒藥水發財致富；或跟人合伙經營賭場，好讓自己有足夠的閑暇，扮演社會道德的守護者。他決定從自身開始改革，這不但是他能力所及，而且比證實解剖學上的假設更容易。其中一項改革就是嚴格遵守最新頒定的法規：只開處方，不提供藥品，也不收取藥商給的抽成。對于一個選擇在鄉鎮地區擔任治療師的人來說，這是創新做法，醫界同業肯定會覺得這是對他們的無禮批判。”果然如此，李德蓋特因此一到米德爾馬契，就成了當地庸醫們同仇敵愾的共同的敵人。
“只開處方，不提供藥品，也不收取藥商給的抽成”，這樣的醫生即使在今天的某些經濟發達的國家或地區是不是也十分難得？艾略特怎么忍心這位帶著理想主義光芒的年輕人竟然被生活的濁流吞沒？即使在他陷于失敗的婚姻的泥淖，又無意中卷入拉夫歐斯死于布爾斯特羅德家中的風波，備受社會猜忌而焦頭爛額之際，艾略特依然要為他指點迷津助他走向光明。于是，如天使圣徒一般善良的多羅西婭走進了李德蓋特貌合神離的家，與想奪走威爾的李德蓋特的妻子羅莎蒙德進行了一場推心置腹的談話。那場談話，就如《悲慘世界》中送燭臺給冉阿讓的米里哀主教一樣，以坦蕩的胸懷、高尚的人格拯救了對方的靈魂。
書中的人物如農場管理者葛爾斯、牧師菲爾布勒，純樸善良的農家女瑪麗，以及浪子回頭的弗列德，在艾略特的筆下都綻放出人性的光芒和理想主義的彩虹。這理想主義并非沒有源頭：發端于18世紀60年代的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在19世紀40年代已基本完成，人類從此進入了“蒸汽時代”，蒸汽機如同魔法一般喚醒了潛藏在英倫三島腳下的生產力；而18世紀末（1789年）爆發于巴黎的法國大革命，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理念已傳遍歐洲大地，這都為歐洲知識分子的歷史哲學觀奠定了樂觀主義的基調，相信歷史會不斷進步。而作為女作家的艾略特，在此基礎上更多出一份對人性真善美的信念和堅守。
放眼當今這個從無人機、超高音速導彈到高額稅收的各種戰爭打個不停、政客們花樣百出、AI寫論文比人還要快的世界，再讀讀艾略特在全書結尾寫下的這段話，更覺雋永綿長：
“她（多羅西婭）敏銳的心靈依然存在于后世中，只是未必處處可見。她的人格就像被居魯士分流的那條河，最終消隱在地球上的不知名溪流里，但她的存在對周遭人的影響卻是難以估計地深遠。因為這個世界之所以越來越好，部分取決于不起眼的行為。你我的時代之所以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多半要感謝那些誠懇敦厚的小人物。他們在世時不追逐名利，死后安息在乏人問津的墳冢里。”
換做今天主流媒體上的金句，就是“千千萬萬普通人最偉大”。是的，除了高貴的人性，還有什么可以信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