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塵埃里,總有一些名字,被印在教科書的紙頁間,工整得像一幅被框住的畫。我們熟稔他寫下的旋律,卻常常忘了,旋律背后,是一個二十三歲的少年,握著一把舊小提琴,在風雨飄搖的年代里,為苦難的中國,拉響了最鏗鏘的吶喊。他是聶耳,一個名字里帶著“耳”的人,卻用音樂,喚醒了無數沉睡的耳朵。
那年的上海,霓虹與硝煙交織。弄堂里的叫賣聲,混著工廠機器的轟鳴;黃浦江的汽笛聲,裹著街頭難民的嘆息。十九歲的聶耳,背著一把破舊的小提琴,從云南的紅土地走來,擠進了這座繁華又蒼涼的城市。他住在狹窄的閣樓里,樓板薄得能聽見鄰居的呼吸,窗外是燈紅酒綠,窗內是一盞昏黃的煤油燈,照著他年輕的臉。
小提琴的弦,常常在深夜里顫動。那不是風花雪月的低吟,而是來自心底的嘶吼。他見過碼頭工人佝僂的脊背,被沉重的麻袋壓得直不起來;見過紗廠女工枯瘦的手指,在紡機上織出無盡的疲憊;見過街頭流浪的孩童,睜著一雙雙饑餓的眼睛,望著櫥窗里的面包。這些畫面,像一根根針,扎進他的心里,化作琴弦上跳躍的音符。
他的琴,是武器。沒有刀光劍影,卻有千軍萬馬的力量。當《碼頭工人歌》的旋律響起,“嗨喲嗨喲,扛起貨來跑”,粗糲的歌聲里,藏著底層勞動者的憤怒與抗爭;當《賣報歌》的調子飄過街巷,“啦啦啦,啦啦啦,我是賣報的小行家”,清脆的童聲里,裹著少年人的心酸與倔強。他把筆尖當作刻刀,把琴弦當作鼓槌,刻下這個時代的傷痕,敲出民族覺醒的鼓點。
最動人的,莫過于那首《義勇軍進行曲》。1935》。1935年的春,民族危亡的陰影,籠罩著整片中華大地。田漢的歌詞,像一團火,點燃了聶耳的熱血。他把自己關在小閣樓里,廢寢忘食地譜曲。窗外的風,帶著黃浦江的潮氣,吹得窗紙沙沙作響;屋內的他,握著筆,在稿紙上寫下一個又一個激昂的音符。餓了,啃一口冷硬的饅頭;困了,趴在桌上打個盹。那些日子里,他的眼里滿是血絲,卻亮得像天上的星。
當“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的旋律第一次響起,沒有人能抗拒那股穿透靈魂的力量。那不是輕飄飄的歌聲,是黃河的咆哮,是長城的吶喊,是四萬萬同胞攥緊拳頭的怒吼。一把小提琴,拉出了一個民族的脊梁;一個二十三歲的少年,用生命,譜寫了共和國的國歌。
遺憾的是,他沒能等到勝利的曙光。1935年7月,聶耳在日本藤澤市游泳時不幸溺亡,年僅二十三歲。他的生命,像一顆劃過夜空的流星,短暫,卻無比璀璨。他的小提琴,永遠停在了那個夏天,可他的旋律,卻從未停歇。
后來,《義勇軍進行曲》響徹天安門廣場,響徹神州大地的每一個角落。每當國歌響起,我們總會想起,那個背著舊小提琴的少年,想起他在閣樓里伏案的身影,想起他用熱血澆灌的音符。他沒有親眼看見新中國的成立,沒有看見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可他的靈魂,早已融進了這面旗幟里,融進了每一個中國人的血脈里。
我們常常說,聶耳是天才。可他的天才,從來不是憑空而來。那是對底層人民的共情,是對民族命運的擔當,是對光明未來的執著。他的二十三年,不長,卻抵得過庸碌的百年。他用一把小提琴,對抗著整個崩塌的世界,也用一生的熱愛,為中國音樂,點亮了一盞不滅的燈。
歷史的塵埃,終究會被風吹散。可聶耳的名字,永遠不會被遺忘。他是教科書里的一個名字,更是一個滾燙的靈魂。他的弦歌,穿越八十余年的時光,依舊在我們耳邊回響。那歌聲里,有少年的熱血,有民族的氣節,有永不磨滅的,中國魂。
如今,我們站在盛世的陽光下,聽著熟悉的國歌,總會想起那個二十三歲的少年。他沒有走遠,他就活在每一個跳動的音符里,活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
弦歌未絕,熱血長燃。
聶耳之名,永世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