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風,吹過戊戌年的宣武門,吹過橫濱的櫻花巷,吹過清華園的荷塘月色。風里裹挾著一紙《變法通議》的墨香,裹挾著“少年中國說”的吶喊,裹挾著一個書生滾燙的心跳——他是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
那是一個風雨如晦的年代。大清王朝的龍旗,在列強的炮火中搖搖欲墜;四萬萬同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沼里苦苦掙扎。彼時的梁啟超,還是個弱冠之年的書生,一襲青衫,一雙布鞋,跟著恩師康有為,在京城的街頭奔走呼號。他以筆為劍,以紙為鋒,寫下一篇篇振聾發(fā)聵的檄文,想要喚醒沉睡的國人,想要用變法的火種,點燃這個垂暮的王朝。
光緒二十一年,甲午戰(zhàn)敗,《馬關條約》的墨跡未干,舉國嘩然。梁啟超與康有為一同,聯(lián)合十八省舉人,發(fā)起“公車上書”。一千三百余名舉子,浩浩蕩蕩地涌向都察院,他們的吶喊聲,穿透了京城的層層霧霾:“拒和、遷都、變法!”那一刻,這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站在人群之中,目光灼灼,他的聲音或許稚嫩,卻帶著刺破黑暗的力量。
戊戌變法的一百零三天里,梁啟超是最活躍的身影。他協(xié)助康有為,草擬新政詔書,參與創(chuàng)辦《時務報》,筆鋒所至,字字泣血。他寫《變法通議》,高呼“變者,天下之公理也”;他辦京師大學堂,想要為中國培養(yǎng)新一代的棟梁。那時的他,滿心都是“救亡圖存”的執(zhí)念,他以為,憑著一腔熱血,憑著一紙新政,便能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
可歷史的車輪,從來都不會因書生的意氣而輕易轉(zhuǎn)向。慈禧太后的一道懿旨,戊戌六君子血染菜市口,變法的火種,被無情的暴雨澆滅。梁啟超倉皇出逃,踏上了流亡海外的船只。船行海上,他望著漸漸遠去的故國,淚水打濕了衣襟。他或許迷茫過,或許絕望過,可當船帆揚起,他握緊了手中的筆——只要筆還在,只要心還熱,就不算輸。
流亡日本的十余年,是梁啟超思想蛻變的時光。他創(chuàng)辦《清議報》《新民叢報》,以“新民”為己任,想要重塑國人的精神。他寫下《少年中國說》,那句“少年強則國強”,如同一道驚雷,炸響在無數(shù)國人的心頭。他說:“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字里行間,是對少年的期許,是對未來的篤定。
他不再執(zhí)著于君主立憲的單一路徑,而是睜眼看世界,吸納西方的民主與科學思想。他的文章,也從最初的慷慨激昂,變得沉穩(wěn)深邃。他談民權,談自由,談國家與國民的關系,他的文字,如同一盞明燈,照亮了無數(shù)在黑暗中摸索的青年。孫中山曾說,梁啟超的文章,“筆鋒常帶感情”,這感情,是對家國的深情,是對民族的擔當。
辛亥革命的槍聲,終結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梁啟超結束流亡,回到了闊別已久的故國。他以為,新時代的曙光,終于照進了神州大地。他投身政壇,想要為共和事業(yè)奔走,卻發(fā)現(xiàn),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隔著萬水千山。袁世凱復辟帝制的野心,張勛復辟的鬧劇,讓他一次次失望,又一次次奮起。
他發(fā)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公然反對袁世凱稱帝;他策動蔡鍔起兵,護國戰(zhàn)爭的烽火,燒遍了西南大地。那時的他,早已不是當年那個青澀的舉人,而是一個目光如炬的戰(zhàn)士。他以筆為槍,以聲為鼓,站在時代的潮頭,與逆流抗爭。
晚年的梁啟超,褪去了政壇的喧囂,回歸了書齋的寧靜。他執(zhí)教于清華大學寧靜。他執(zhí)教于清華大學,成為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之一。他站在講臺上,須發(fā)花白,卻依舊目光炯炯。他給學生們講國學,講歷史,講人生的道理。他說:“十年飲冰,難涼熱血。”這八個字,是他一生的寫照。
他一生著述等身,留下了一千四百萬字的著作,從政治、經(jīng)濟到文化、哲學,無所不包。他的文字,穿越了百年的時光,依舊有著打動人心的力量。他不是完人,他的思想,也曾有過搖擺與矛盾,可他那顆為國為民的赤子之心,從未改變。
1929年,梁啟超病逝于北京。臨終前,他依舊牽掛著國家的命運,叮囑子女:“不要忘記,你們是中國人。”
百年后的今天,當我們重讀《少年中國說》,依舊能感受到那份滾燙的熱血。當我們走過清華園的小徑,仿佛還能聽見他的諄諄教誨。他就像一顆不滅的星辰,照亮了近代中國的漫漫長夜。
飲冰十年,熱血未涼。這是一個書生的堅守,也是一個民族的脊梁。他的名字,刻在歷史的豐碑上,刻在每個中國人的心里,永遠滾燙,永遠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