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讀河南：書院里的憂樂長歌
文／豫劍
在中原大地的胸膛上，有一條隱形的文化長河，它從五代的風煙里發源，流經宋時的星月，至今仍在我們的血脈里低吟。河南的書院，便是這條長河上最溫潤的島嶼——應天書院如北辰朗照，花洲書院似南苑流芳，雙星輝映間，映出一個身影的步履與心光：范仲淹。
我沿著“走讀河南”的線索，踏入商丘的睢陽古城，仿佛推開了應天書院的木門。這里曾是五代的南都學舍，戚同文先生的瑯瑯書聲與楊悌先生的儒風，在宋真宗賜名“應天”時，凝成一股淳厚的學風——“貧賤不屈、刻苦好學”。二十二歲的范仲淹，衣衫單薄，背著一卷行囊，走進這片清幽院落。他延續著“斷齏畫粥”的苦讀：冬夜以水沃面驅寒，晝夜不息，五年未嘗解衣就枕。食不繼時，他笑對“瓢思顏子心還樂”，把清苦釀成精神的酒，澆灌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根系。
應天書院之于范仲淹，是精神的搖籃，更是思想的熔爐。晏殊的“仁義為本”如春雨滲入心田，他提出“宗經致用”的為學次序，將校訓從“天下同文”改為“以天下為己任”。當他執掌書院，推“明體之學”，德才并重的種子便在此播下；他發掘胡瑗、孫復、石介，為北宋儒學復興點燃星火。最動人的是那場真宗駕臨的盛事——萬人空巷，唯他靜坐案前，說“日后再見，也不遲”。次年，他果中進士，以沉潛印證了書院“致遠”的真意。應天書院的磚瓦間，已隱隱回蕩起“先憂后樂”的初音。
從中原腹地到鄧州的百花洲畔，范仲淹的行跡如一條堅韌的線，串起求學、從政與歸隱的三重樂章。青年時，他以商丘為圓心，將中原的厚重與個人的堅韌熔鑄成劍；入仕后，汴梁的秘閣、陳州的田疇、鄧州的官舍，都留下他以書院所學踐行理想的足跡——直諫太后壽宴的耿介，提出“固邦本、厚民力”的遠見，比“慶歷新政”早十六年的清醒，皆源于應天書院賦予的“救文弊、修武備”的擔當。
而當新政的潮聲暫歇，他貶知鄧州，卻在花洲書院找到了另一種圓滿。慶歷六年的春風里，他見此地“風俗舊淳，政事絕簡”，遂筑“春風堂”，引水修湖，建嘉賞亭、春風閣，讓書院與自然相擁。百花洲的波光里，他授徒講經，張載、韓維等學子圍坐，聽他講“六經”為本、“經濟之策”為用的真意；他繪制《百花洲圖》寄贈晏殊，以景寓理，讓山水成為課本的延伸。在這里，他寫下《岳陽樓記》——一篇“看圖作文”，將個人的沉浮升華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普世光芒。花洲書院的廊柱間，從此立起一座精神的豐碑：功成不必在我，而憂樂必系天下。
走讀河南的書院，我觸摸到的不僅是青磚黛瓦的溫度，更是“儒道合一”的靈魂。書院的“明道致用”，在范仲淹身上化為“內圣外王”的實踐：他舉薦的“理學三先生”，成為宋明理學的基石；他的《道服贊》“重此如師，畏彼如虎”，與書院“重名節、輕利益”的學風一脈相承。河南書院文化因他，實現了從個人修養到社會關懷的飛躍，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種子，在華夏大地生根千年。
今日重訪，應天書院的遺址上仍有書聲回響，花洲書院的廉政教育基地里，“憂樂”二字被新一代人細細品讀。風過百花洲，似傳來范仲淹的吟哦：“此景此情聊自慰，是非何極任循環。”原來，真正的文化從不會老去——它活在書院的草木間，活在士子的擔當里，活在每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步履中。
走讀河南，我終于懂得：那些書院不僅是教育的殿堂，更是士大夫精神的燈塔。范仲淹的行跡與河南書院的故事，如一首未完成的詩，邀我們在憂樂之間，尋找屬于這個時代的平衡與擔當——因為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的風骨，永遠是照亮我們前行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