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讀河南：從應天書院到花洲書院——范仲淹的行跡與河南書院文化探微
河南，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發(fā)祥地，自古便是文脈綿延、書院林立的沃土。宋代以來，河南的書院文化尤為興盛，其中應天書院與花洲書院猶如雙星輝映，不僅見證了中原教育的繁榮，更與一代名臣范仲淹的行跡緊密交織。范仲淹（989—1052），這位“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杰出政治家、文學家，其成長、從政與歸隱的關鍵節(jié)點多與河南書院息息相關。本文以“走讀河南”為線索，追溯范仲淹從應天書院到花洲書院的行跡，深入剖析河南書院文化的內涵、范仲淹的貢獻及其對后世的影響，以此展現(xiàn)中原文化的精神底色。
河南的書院文化可追溯至唐末五代，至宋代達到鼎盛。北宋定都汴梁（今河南開封），河南成為全國政治、經(jīng)濟與文化中心，為書院的勃興提供了土壤。宋代書院兼具教育、學術與藏書功能，是理學家傳播思想、培養(yǎng)人才的重要陣地。河南境內著名書院除應天書院（今商丘）、花洲書院（今鄧州）外，還有嵩陽書院（今登封）、百泉書院（今輝縣）等，其中應天書院更被譽為宋代四大書院之首。這些書院多依山傍水，環(huán)境清幽，以“明道致用”為宗旨，強調德才兼?zhèn)?，成為士子求學問道的圣地。
宋代河南書院的繁榮與科舉制度完善、印刷術普及密切相關，但更深層的原因是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覺醒。書院不僅是傳授知識的場所，更是砥礪氣節(jié)、涵養(yǎng)家國情懷的熔爐。例如，嵩陽書院以程顥、程頤講學而聞名，開創(chuàng)洛學一脈；應天書院則因范仲淹的革新而聲名遠播。河南書院文化的核心在于“經(jīng)世致用”，其課程以儒家經(jīng)典為主，輔以史籍、詩文，注重實地考察與辯證思考，培養(yǎng)出眾多如范仲淹般“文武雙全”的棟梁之材。這種文化傳統(tǒng)，使河南成為宋代儒學復興的重鎮(zhèn)，對后世書院發(fā)展影響深遠。
應天書院（今河南商丘睢陽區(qū)）始建于五代后晉時期，原為南都學舍，由儒生楊悌創(chuàng)建，后經(jīng)戚同文發(fā)揚光大。北宋景德三年（1006），宋真宗追念太祖功業(yè)，將宋州升為應天府，書院遂得名“應天”，與岳麓、白鹿洞、嵩陽并稱四大書院。這里學風淳厚，“貧賤不屈、刻苦好學”的校風，成為寒門子弟躍龍門的階梯。
范仲淹與應天書院的緣分，是其人生的轉折點。大中祥符四年（1011），22歲的范仲淹輾轉至睢陽，入讀應天書院。此時的他，雖出身貧寒，卻胸懷大志。在書院期間，范仲淹延續(xù)了“斷齏畫粥”的苦讀精神，“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五年未嘗解衣就枕。他常因“食不繼”而以粥度日，卻“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其詩《睢陽學舍書懷》便是這段歲月的寫照：“瓢思顏子心還樂，琴遇鐘君恨即銷?！边@種清苦自律，奠定了他日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品格根基。
應天書院對范仲淹的塑造不僅在于學問，更在于思想的升華。時任教官的晏殊重學尚德，范仲淹在此接觸到“仁義為本”的儒家精髓，提出“讀書次序”與“為學次序”，強調“宗經(jīng)致用”。他執(zhí)掌書院后，更將校訓從“天下同文”改為“以天下為己任”，推行“明體之學”，主張德才并重。這一時期，范仲淹發(fā)掘并資助了胡瑗、孫復、石介等理學先驅，為北宋儒學復興播下火種。應天書院因而成為范仲淹憂樂思想的萌芽之地，其《奏上事務書》中“救文弊、修武備”的主張，亦源于此間的積淀。
范仲淹在書院的另一軼事，彰顯其超然氣節(jié)。大中祥符七年（1014），宋真宗駕臨應天，萬人空巷，唯范仲淹靜坐苦讀，言“日后再見，也不遲”。次年他果中進士，印證了“沉潛方能致遠”的書院精神。應天書院不僅是范仲淹的“精神搖籃”，更通過其改革，成為宋代書院教育的典范，影響波及后世。
范仲淹一生“三進三出”朝堂，其行跡以河南為軸心，貫穿求學、從政與歸隱三個階段。青年時，他游學四方，但核心經(jīng)歷在應天書院；入仕后，多數(shù)職務涉及河南，如任秘閣校理于汴梁，后因“慶歷新政”被貶，輾轉鄧州；晚年歸隱，仍心系河南教育。這種行跡的背后，是宋代士大夫“居廟堂則憂民，處江湖則憂君”的典型寫照。
早年求學與科舉之路：范仲淹生于徐州，但人生關鍵在河南。他9歲隨繼父遷居安鄉(xiāng)，曾游岳陽樓，埋下《岳陽樓記》的伏筆。入應天書院后，其學問精進，天禧八年（1017）中進士，殿試面圣，實現(xiàn)了“日后相見”的誓言。這一時期，范仲淹的足跡以商丘為中心，融合中原文化的厚重與個人奮斗的堅韌。
從政與改革實踐：范仲淹的政績多與河南交織。天圣年間，他任秘閣校理于汴梁，屢次直諫，如反對仁宗為劉太后祝壽，體現(xiàn)“文死諫”的氣節(jié)。三度被貶中，河南是其重要驛站：任河中府通判、陳州知州時，他體察民情，作《上執(zhí)政書》，提出“固邦本、厚民力”的革新綱領，比“慶歷新政”早16年。慶歷三年（1043），他于汴梁推行新政，雖一年半即敗，但其“十八字方針”深植河南士風。范仲淹的行跡，始終以河南為試驗場，將書院所學化為政治實踐。
歸隱與文化傳承：新政失敗后，范仲淹貶知鄧州，此時他已年近花甲，卻創(chuàng)辦花洲書院，講學著書，完成從政治家到教育家的轉型。在鄧州，他修繕百花洲，作詩百首，其中《岳陽樓記》便是在此應滕子京之請而作。范仲淹的行跡，最終在河南實現(xiàn)“功成身退”，其“先憂后樂”思想在此成熟，成為書院文化的精髓。
花洲書院（今鄧州）是范仲淹晚年的心血所系，也是河南書院文化的又一高峰。慶歷六年（1046），他知鄧州后，見此地“風俗舊淳，政事絕簡”，遂在城東南隅創(chuàng)建“春風堂”，后因臨百花洲，得名花洲書院。這里不僅是講學之所，更是其“憂樂思想”的實踐基地。范仲淹在鄧州“孜孜于善”，以書院為平臺，推行“一號工程”——興教辦學，提出“國家之患，莫大于乏人”。
花洲書院的特色在于“環(huán)境育人”。范仲淹引水修湖，建“嘉賞亭”“春風閣”，使書院與自然相融。他在此授徒講經(jīng)，張載、韓維等均曾受教，其教學注重“實地考察”，如繪制《百花洲圖》寄贈晏殊，以景寓理。書院課程以“六經(jīng)”為本，強調“經(jīng)濟之策”，培養(yǎng)出眾多如王洙、張方平等的棟梁。更重要的是，范仲淹在此寫成《岳陽樓記》，將個人沉浮升華為“先憂后樂”的普世價值觀，這篇“看圖作文”成為花洲書院的精神宣言。
花洲書院的影響歷久彌新。北宋后，范仲淹四子范純粹重修書院，使其成為千年學府；清代改為學堂，至今仍為廉政教育基地。范仲淹通過書院，將“憂樂文化”深植中原，如他詩云：“此景此情聊自慰，是非何極任循環(huán)。”花洲書院不僅是河南書院的縮影，更彰顯了士大夫“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
河南書院文化與范仲淹的行跡相互成就，其核心是“儒道合一”的價值觀。書院強調“明道致用”，范仲淹則以身踐行，將儒學精髓化為政治行動。其一，他主張“宗經(jīng)”與“創(chuàng)新”結合，在應天書院推行“選舉敦教育”，在花洲書院倡導“學以致用”，使書院成為改革思想的搖籃。其二，他的“憂樂觀”源于書院熏陶：從“斷齏畫粥”的刻苦，到“不以己悲”的超脫，皆體現(xiàn)書院“重名節(jié)、輕利益”的學風。
這種融合還體現(xiàn)在范仲淹對理學的影響上。他舉薦的“理學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后來成為宋明理學的基石，而河南書院正是這一思潮的溫床。范仲淹的《道服贊》中“重此如師，畏彼如虎”，與其書院理念一脈相承，彰顯了“內圣外王”的追求。河南書院文化通過范仲淹，實現(xiàn)了從個人修養(yǎng)到社會關懷的飛躍，為后世留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遺產(chǎn)。
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的行跡與書院活動，還促進了中原文化的傳播。其詩詞、書法（如《伯夷頌》）成為書院教材，使河南成為文化輻射中心。直至今日，花洲書院仍作為廉政教育基地，延續(xù)著“憂樂”精神，證明書院文化的時代生命力。
從應天書院到花洲書院，范仲淹的行跡如同一幅璀璨的畫卷，展現(xiàn)了河南書院文化的深厚底蘊。河南書院不僅是教育的殿堂，更是士大夫精神的象征，其“經(jīng)世致用”“以天下為己任”的理念，通過范仲淹的實踐，融入中華文化的血脈。今天，走讀河南，重訪這些書院遺址，我們仍能感受到范仲淹“云山蒼蒼，江水泱泱”的風骨。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河南書院文化提醒我們：教育之本在于育人，文化之魂在于傳承。范仲淹與河南書院的故事，終將激勵后人，在憂樂之間尋找到時代的平衡與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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