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數年后的今天，令我感到遺憾的是，往昔于平頂山工作之際，從未謁過郟縣的三蘇園。如今，身在西安，關山阻隔，少有暇余，成行的機會愈加渺茫。
但，所幸的是，我的書齋便是我的三蘇園。當我翻開東坡先生的傳記，臨寫東坡先生的書帖，展閱東坡先生的詩集，拜讀東坡先生的札記，我便仿佛置身于那深邃的園中，與偉大的靈魂悄然對坐。
如此說來，我雖未謁過三蘇園，但與三蘇園神交已久。我將這種神交稱之為“神謁”。或許，這才是拜謁一處古跡的真正含義，不在于形跡的接近，而在于精神的感通，正所謂：“與古賢神交，求精神之契”。
于是，決心付諸于筆墨，趁著這秋雨天，靜夜時，挾蘇子以遨游，達蘇園而暢懷。
二
三蘇園是蘇東坡的埋骨之處，但這不是他的終點，而是他的起點。他從這里走出，穿過歷史的煙塵，走進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正如林語堂先生在《蘇東坡傳》中寫的那樣，“一提到蘇東坡，中國人總是親切而溫暖地會心一笑?！?/p>
這是因為他有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四十余年的官海沉浮，從鳳翔到杭州，從密州到徐州，從黃州到惠州、儋州，他將“為生民立命”的精神火種灑遍半個中國。
近年來，由于工作的原因，我頻繁往返于眉縣的太白山景區，這里曾是蘇東坡初仕鳳翔的轄區。他上太白山為民祈雨的軼事，在當地廣為流傳。為了紀念這次祈雨，他還賦詩一首:
平生聞太白，一見駐行騶。
鼓角誰能試，風雷果致否。
巖崖已奇絕，冰雪更雕鎪。
春旱憂無麥，山靈喜有湫。
蛟龍懶方睡，瓶罐小容偷。
三蘇園中的祈雨臺，正是為了紀念此事。
或許是歷史的巧合，或許是上天的眷顧，與蘇東坡同榜登科的大儒張載，亦于太白山北麓開設橫渠書院，并寫下名震天下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命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但我翻遍史書，也沒找到蘇東坡與張載來往的記錄，盡管他們同時在世的交集長達四十余年。二人距離最近的一次，是蘇東坡赴任鳳翔時途經張載講學的橫渠鎮，題詩于崇壽院壁，可惜彼時張載正在外地任職，因而失之交臂。二人雖未直接來往，但卻在不同領域踐行著儒治思想，蘇東坡“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實踐，恰是張載橫渠四句精神的體現。
值得一提的是，與蘇東坡同榜登科的，除了大儒張載，還有朱程理學家程顥、程頤兄弟，以及唐宋八大家之中的曾鞏、蘇轍等人。這場考試，由歐陽修主持，被譽為“千年龍虎榜”。之后，宋代的士人儒學思想，如星火燎原一般，照亮中國的每一寸山河。蘇東坡的蜀學，張載的關學，程顥、程頤的理學，百花齊放，爭鳴天下，于中國歷史上大放異彩。
可以說，蘇東坡“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實踐，并非個體行為，而是北宋士人精神的集中體現。在這股精神潮流的裹挾下，蘇東坡每到一處地方，就會有軼事佳話流傳下來。
在杭州。
蘇東坡疏浚西湖，將挖出的淤泥葑草堆筑成蘇堤，既解決了西湖淤塞問題，又為百姓提供了便利通道。同時修繕六井，改善杭州城供水系統，使百姓免受缺水之苦。
在徐州。
黃河決口，洪水圍城，蘇軾組織軍民加固城墻、修筑堤壩，親自指揮抗洪，最終成功抵御洪水，保全了徐州城。災后還組織修建木堤，增強防洪能力，使徐州數十年未再受水患。
在嶺南。
蘇東坡被貶惠州時，修建“兩橋一堤”，解決當地交通和水利問題。被貶儋州時，帶領鄉民挖鑿東坡井，解決當地飲水難題，還指導村民開鑿雙泉，為當地提供長期穩定的飲用水源。
再堅硬的石碑，也有被侵蝕的一天；再璀璨的帛書，也有被腐爛的一天；再耀眼的官位，也有被遺忘的一天，只有百姓口口相傳的故事，才會恒久流傳。
三
每一個浪漫的故事，每一段優美的詩行，往往都藏著最殘酷的現實。
讀完余秋雨的《黃州突圍》，再讀“人間有味是清歡”的詩句，優雅的背后是對世事的掙扎。蘇東坡的詩行，本該寫在山河大地間，卻因屢遭貶謫，閑賦在野，幾無用武之地。他的一腔雄心抱負，只能化為對一粥一菜的關心。
蘇東坡被貶期間，寫下的所有詩詞，都藏著窮困、孤獨和無奈的現實。
被貶黃州時，他只有一份微薄的俸祿，一家老小二十余口的花銷成了一大難題。
他在寫給章惇的信中說道：
黃州偏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廩祿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憂，不能不少念。
在寫給秦觀的信中說道：
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余。
除了饑寒，精神上的孤寂是更大的折磨。到了黃州后，那些曾經的摯友，一個個唯恐避之不及，紛紛與他斷絕書信往來。他給朋友寫的信，大多石沉大海，杳無音信。于是，他只能與漁民、農夫結交，借山水自然遣愁。
我初讀這些內容時，雖然十分心塞，但同時又無比慶幸。我慶幸那些與蘇東坡斷絕了書信往來的人，如果沒有他們的疏離，蘇東坡可能不會借山水遣懷，也就不會有《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名篇流傳。
蘇東坡繼續被貶，黃州之后是杭州，杭州之后是惠州，惠州之后是儋州。比起黃州，儋州的生存環境惡劣十倍、百倍。
眾所周知，宋時的海南島(儋州)乃是域外之地，不僅是文化層面的邊緣地，也是主流經濟發展之外的荒涼地。交通不便，物質匱乏，與中原幾近隔絕。用蘇東坡的話說，就是“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
但蘇東坡有韻而豪，毫無頹喪之意。在被貶海南途中，與弟弟蘇轍相遇時，他做了一篇《九嶷吟》：
莫嫌瓊雷隔云海，圣恩尚許遙相望。
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
天豈以我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
他年誰作與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
他沒有傷感，沒有哀怨，沒有憤懣，他那顆“為生民立命”的道義之心，不因仕途的順逆而有所改變。他將海南島視為自己的“故鄉”，不僅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他傾盡全力地為這片土地拋灑熱血，設帳講學、關懷疾苦、注經寫詩……
我從不歌頌苦難，但我歌頌直面苦難時的超邁精神。就像魯迅先生說的：“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在我心里，蘇東坡就是這樣的猛士。
我想，此時的蘇墳也應該下著秋雨，一位清癯的老者，披著蓑衣，帶著斗笠，在雨中信步前行，任意東西，大聲吟唱著“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的詩句。
于我而言，蘇東坡不是一座雕塑，而是一個可親的、活生生的人。他一直活著，從未離開，他在秋雨中散步，在秋雨中蹙眉，在秋雨中狂笑，他的身影疊印在每一寸光陰里。
四
寫這篇文章時，我始終在思考一個問題，到底什么是三蘇園？只有想明白這個問題，我們才能知道為什么要拜謁三蘇園？
我想，上述文章已經給予了很好的回答——三蘇園是一種文化符號，一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文化符號，而這種文化符號乃是宋代士人的精神風尚，只不過集中體現在以蘇軾為代表的三蘇身上。
蘇東坡的故事，之所以能夠穿越千年，打動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根本原因在于他受這種士人文化的熏陶，于人生逆境中，勇于舍棄小我，而實現大我。正如他在《九嶷吟》中寫的那樣：“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
如今，我們大部分人早已喪失了這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文化精神，我們的心思完全集中在個人的榮辱得失上，我們會因一時的挫折而頹喪，我們會因一時的貶降而驚恐，我們會因一時的不順而憂心，任何一個小小的挫折都會成為無法逾越的高山。
失眠、抑郁、貪婪、自甘墮落......一切小我的惡果，都在生活中輪番上演。因此，我們需要的不是蘇東坡，而是蘇東坡心中的那份“道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