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鄉村振興進程中
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
我國職業教育城鄉布局邏輯取決于自身功能變遷、城鄉關系演進以及產業形態變化等因素，并形成了相應的階段性特征。職業教育資源布局的城鄉結構性失衡、資源流動的單向性與資源可及性的人群差異，造成城鄉空間主體接受職業教育權利保障水平不同，弱化了職業教育的結構性地位，影響了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質量。鄉村振興背景下，推動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具有深刻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意義；各地的探索積累了經驗，但也存在局限。從內涵上看，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涵蓋了人口要素、產教關系要素、投入要素、資源要素以及質量要素等，旨在實現職業教育功能與機制持續優化，推動發展要素在城鄉之間順暢流動，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結構全面適配。從實踐策略看，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應堅持系統觀念，不斷完善城鄉融合發展模式與治理框架，整合統籌“三教”協同創新戰略與城鄉融合發展，并探索數字技術賦能方案，健全評價機制，從而構建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格局。
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鄉村振興戰略；要素融合；職業教育資源
2024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一般項目“統籌三教協同創新的制度供給研究”（項目編號：BJA24016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城鄉關系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城鄉融合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探索。近年來，黨和國家從中國式現代化的高度定位城鄉關系，強調城鄉融合發展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過程的必然性，推動城鄉關系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城鄉融合發展是一個人口結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的整體性、全局性、底層性變遷的過程。在具體方式和目標上，我國提出了加快打通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的制度性通道，推動縣域內城鄉融合發展等路徑，并明確了“到2035年，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農村基本具備現代生活條件，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更加完善；到21世紀中葉，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成熟定型”[1]。城鄉融合發展在本質上是強調農村與城市在國家發展中的同等戰略地位，徹底改變農村的依附從屬性質，走向城鄉共生關系。加快建立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2]，其核心是在經濟、人口等要素向少數優勢區域集聚的一般規律下，以體制機制創新和空間優化配置為出發點，實現經濟、社會與生態全過程全要素融合發展[3]，從而促成新型城鄉關系與經濟社會均衡發展狀態。
在新型城鄉經濟社會關系背景下，推動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均等化，實現城鄉教育均衡，促進發展要素城鄉流動，成為提高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基本條件和重要內容。在鄉村教育體系中，職業教育是重要組成部分，推動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既是補農村教育發展短板、建設教育強國的現實選擇，也是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拓展教育現代化的空間與能力的必要舉措，還是滿足城鄉居民對高質量教育資源需求和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方式。本文從鄉村振興戰略需求出發，立足職業教育在城鄉之間的功能變遷，分析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邏輯和實踐經驗局限性，探討鄉村振興進程中推動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現實路徑。
我國職業教育城鄉布局的時空邏輯與城鄉失衡問題
在不同歷史時期，由于價值取向、制度情境與產業基礎的差異，職業教育功能呈現動態變遷特征，決定了國家的職業教育發展策略與重點選擇。動態功能與布局邏輯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耦合特征，塑造了職業教育的發展方向、功能定位以及布局結構的基本形態。
新中國成立之初，教育突出了“以政治為中心”的重要特征，教育的政治功能被強化，傳導國家治理意志是教育的基本定位；分布形態上，城鄉教育分離發展。當時，我國農民受教育程度、農業科技水平以及鄉村產業發展水平均較低，中等農業技術學校與農業中學等辦學機構和“半農半學”“半耕半讀”的培養模式適應了農村需求。城市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和各類職業學校也得到了初步發展，形成了“半工半讀”的學習模式。這一階段城鄉職業教育總體水平不高，定位、功能、內容和方式上各有差異，二者分離發展，缺少溝通與聯系。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職業教育開啟了“以經濟為中心”的發展階段，突出教育的經濟功能，強調職業教育為經濟發展服務，關注效率，職業教育城鄉鴻溝顯現。初期，由于大量人口被固定在農村，農業仍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比例高，農業技術推廣和職業培訓需求較多，縣城和鄉村出現了一批職業教育類機構，并形成了以縣城各類職業學校和鄉鎮農校為基礎，通過“燎原計劃”“農科教結合”以及農村地區基礎教育、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的“三教統籌”等具體行動構成的農村職業教育體系。隨著我國工業化提速，城鄉人口流動與城市化進程加快，“三農”問題凸顯，職業教育在城鄉的功能被重新定位，農村職業教育面臨招生與聲譽下降、資源流失、政府政策不力與投入不足等一系列問題[4]，形成了城鄉職業教育的規模差距、資源差別和質量差異。上述情況與21世紀以來我國高等教育擴招的沖擊相疊加，造成我國農村職業教育領域大量機構撤并、消失，職業教育在鄉村的經濟功能與社會功能大幅下降。同時，在發展效率與效益取向之下，優質職業教育資源向城市集聚，大批城市高水平中、高職院校崛起，城鄉職業教育發展差距越來越大。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職業教育逐步進入“以人為中心”的發展階段，更加強調公平與質量，關注職業教育創造美好生活的作用。在服務區域經濟社會與產業發展的基礎上，職業教育越來越突出“人民屬性”與民生價值，服務于民生福祉的改善。為保障城鄉居民公平接受優質職業教育的權利，我國近年來重點推動各類教育高水平均衡發展，探索了從“城鄉聯系”“城鄉互動”到“城鄉一體化”“城鄉融合”的職業教育體系和覆蓋城鄉人群的職業教育資源布局。隨著鄉村振興戰略持續推進，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制度體系與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格局逐步形成，尤其是產業、人才、文化、生態及組織“五大振興”的具體路徑和系統性發展目標，引導職業教育進入新發展期，資源布局與發展形態邁入城鄉融合發展階段。
但是，當前我國職業教育發展仍存在城鄉失衡問題。這種不均衡主要與經濟活動密切相關，也受地理空間影響，并與城鄉人口結構變化、產業結構轉型與城鄉結構失衡格局相互作用，伴隨這一進程的是城鄉教育結構與教育資源分布的調整，在城市職業教育快速發展的同時，農村職業教育的規模、結構與質量持續縮減，逐步形成了城鄉分割背景下的職業教育發展區域差異。通過考察現實狀況，我國職業教育城鄉失衡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具體表現與后果。
一是資源布局的城鄉結構性失衡。根據國家統計局2024年發布數據顯示，我國農村人口占比約33%，常住人口超過4.6億人。從職業教育資源分布特點看，我國中等職業學校主要設置在縣城，高等職業院校基本集中在地（市）級城市。隨著農業產業技術發展和非農就業機會增加，農民的職業教育與技能培訓需求強烈，但面向農民的職業教育機構少、資源少、機會少，需求與供給錯位。農村職業教育體系本應是農民群體教育機會與就業能力補償的重要載體，但資源布局的城鄉結構性失衡限制了我國職業教育體系的功能，降低了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正義性。
二是資源流動的單向性。效率邏輯與城市發展取向影響市場主體行為、資本流向以及教育資源分布向度，造成職業教育向城市集聚，影響了職業教育在區域經濟社會中的結構性地位。在資源弱勢、產業發展落后的鄉村地區，職業教育日漸邊緣化，資源汲取和服務能力降低，導致其在鄉村影響力、貢獻力和凝聚力弱化，教師、生源向城市流動集聚，影響鄉村地區的人才和技能供給水平，職業教育發展動力下降。勞動力技能水平與職業教育發展水平的城鄉差距可能轉化為不斷擴大的城鄉收入差距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5]，進而形成了產業發展與職業教育布局變化的循環，造成職業教育在鄉村社會的功能性地位和發展聲譽下降。
三是資源可及性的人群差異。為了有效提高農民工群體的職業技能水平，我國出臺多項政策，提出面向農村轉移勞動力大力開展就業技能培訓，強化在崗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等。從現實看，雖然城市職業教育資源向進城人員開放，但由于城鄉資源和人口統籌不足，降低了職業教育資源利用效率，農村進城人員和農民工在參與城市職業教育、技能培訓以及創業培訓等方面能獲得的機會和資源水平有限，造成了城鄉各類教育與培訓資源要素存在人群分割的狀態。
發展職業教育的主要目標在于為經濟社會發展培養技能型人才，培育高質量勞動力市場，服務產業發展與創新，這是要素市場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勞動力市場的城鄉一體化是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基礎動力[6]，隨著我國“劉易斯拐點”到來和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提高，充分激發勞動力市場轉變帶來新技術變革潛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城鄉關系變革的重要基礎。雖然在現代經濟社會中，資本、技術的流動性與可塑性越來越大，但是勞動力有其自身的相對固定性，特定地區（如鄉村）的勞動力表現、調控和再生產的特殊性，共同塑造了勞動力和技能的地方性特征。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和管制從本質上是地方層次的，工作職位的創造與消失，就業、失業和工資制定的過程以及這些過程的制度與社會管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地方構建的，勞動力市場的變革也影響了工作、工資等方面的地方地理特征。[7]影響一個地區勞動力市場成熟與發展水平的關鍵因素在于教育資源的配置水平。由于不同地區，尤其是城鄉之間職業教育資源配置水平鴻溝直接導致了勞動力市場的人才供給水平不足，進而在技術、收益等多個方面限制了鄉村產業和經濟社會的發展。
我國職業教育城鄉均衡發展的探索與城鄉融合發展趨勢
為了有效推動職業教育城鄉均衡發展，不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地區不斷探索職業教育城鄉均衡發展的具體做法，積累了有效經驗。如教育部與重慶市、成都市共建的“國家統籌城鄉教育綜合改革試驗區”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促進了城鄉教育一體化進程；各地職業院校也依托自身的資源和地方產業優勢探索了城鄉融合發展的路徑。深入分析已有實踐模式，能為當前我國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提供有價值的思路。
1.我國職業教育城鄉均衡發展探索的典型案例與反思
一是高職教育資源下沉縣域模式。該模式以“縣域發展”為抓手，將優質教育資源擴展至縣域及鄉鎮，如浙江工商職業技術學院與寧海縣政府自2004年起合作共建寧海學院等。《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提出“推動有條件地區將高等職業教育資源下沉到市縣”，體現對這一模式的肯定。浙江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積極引導推動高職院校加大縣域產業學院建設力度，并于2025年3月立項27家緊密對接產業布局的縣域產業學院，在采用產教融合創新模式的同時，探索將先進辦學理念和教育教學管理經驗擴散到縣域，形成職業教育資源汲取和優勢互補的發展格局，是職業教育城鄉均衡發展的典型探索。
二是區域內中高職一體化辦學模式。構建城鄉一體化職業教育和技能培養體系是這一模式的主要做法，如江蘇常熟的“三校一體”模式，常熟職業教育中心校（常熟中專）、常熟職業技術學院以及產業園區與企業通過對接鄉鎮初中，讓農村學生在中職教育階段獲得基礎職業技能，探索“職普融通”“就地培養，就業不離鄉”等培養方式，實現人才、技術和經濟效益在城鄉間順暢流動。
三是“田間學院”模式。如重慶三峽職業學院在三峽庫區的萬州、云陽、開州等區縣的14個鄉鎮聯建“田間學院”，將傳統教學的“黑板+教室”模式轉變為“田間+實踐”，根據各村特色經濟，包括水產養殖、農業機械和鄉村旅游，量身定制專業課程，并結合“村校共建”的資源優勢，與鄉賢、產業技師組成教學團隊，開設農業科技、鄉村旅游、農產品加工等一系列課程，為農民提供技術培訓、創業輔導和就業指導。
四是城鄉共建辦學模式。如岳陽職業技術學院在全市鄉鎮創辦多家服務當地農民培訓的鄉村社區學院，將職業培訓送到農民身邊；溫州職業技術學院形成了覆蓋“東西南北中”的分布式辦學模式，打造瑞安學院、永嘉學院等5個融入產業聚集區的產業特色鮮明的“共同體”，探索出了“立地創新”等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新路徑；煙臺汽車工程職業學院開創“五方聯動雙向賦能”育人模式，與地方政府、行業聯盟、高職院校、電商企業、縣鄉農村合作共建，凝聚各方優質資源，實現產業所需與學生所學同頻共振，在服務區域發展過程中實現職業教育資源區域均衡。
諸多探索體現了我國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基層活力，積累了寶貴經驗，但部分案例也有其結構性約束與階段性目標，地方局限性明顯，缺乏可持續性，難以形成有效推廣。總體來看，由于資源不均衡的問題突出，縣域和鄉村的師資、設備限制依然嚴重；由于理念、管理模式差異，專業設置、課程體系、校企合作、教學方法等方面難以形成城鄉整合；面向鄉村和農民的職業培訓的理實結合、課程設置針對性、教師實踐經驗以及實習實訓條件存在困難；城鄉互動、區域一體化、資源整合的可持續性與資源利用效率有待進一步優化。因此，我國亟待構建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與政策框架，突破局部探索的條件與經驗限制，通過集合力量、聚焦重點，以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深化教育綜合改革，助力鄉村振興與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構建縱深推進。
2.鄉村振興進程中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趨勢
在現代化進程中，如何處理好工農關系、城鄉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現代化的成敗。馬克思在論述城鄉關系時，形成了經典的三階段關系論，即工業化之前的“城鄉一體”關系、資本主義工業化以后的“城鄉對立”關系以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時代的“城鄉融合”關系三個階段。當前，我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加快推進，鄉村振興成為重要的國家戰略，城鄉關系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城鄉融合發展將是未來較長一段時間的發展思路、方向與目標。作為經濟社會體系的子系統，教育資源分布也折射出城鄉關系的演進與特征，職業教育在城鄉空間的分布格局由人口、產業、資源以及基本公共服務等方面的特征所決定，反映了不同時期職業教育定位與功能的動態變遷及其區域時空分布邏輯。隨著鄉村振興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與農業農村現代化協同推進，我國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公共資源均衡配置以及工農產業協調發展等趨勢越來越清晰，培育我國職業教育優質資源，促進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與共享，也創造城鄉融合發展與城鄉人民共同富裕的有利條件，奠定了鄉村全面振興的基礎。
當前，我國職業教育發展面臨幾大歷史性機遇，如我國對職業教育發展的重新定位、產業發展與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變遷、鄉村振興與城鄉融合發展的總體趨勢以及數字經濟與數字化社會的到來。其中，鄉村振興與城鄉融合發展不僅為職業教育提供了全新的發展空間與條件，也是強化職業教育自身結構性功能與地位的契機。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及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背景下，理解城鄉職業教育的功能定位和職能分異，明確職業教育資源優質化與城鄉產業高質量發展是前提條件，推動城鄉教育均衡發展與城鄉職業教育要素互動是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基本路徑。
“城鄉關系的面貌一改變，整個社會的面貌也跟著改變”[8]，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也將對我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產生結構性根本影響。城鄉融合發展以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功能深度吻合、權利平等化為基本特征，本質上是城鄉優勢互補、協同統一的過程。[9]立足于職業教育體系的正義性與公平性，通過科學、合理的資源配置，以城鄉職業教育資源布局均衡為基本方式，以補齊農村地區職業教育資源短板為主要手段，促進鄉村社會整體現代轉型。通過發展職業教育，激活職業教育在鄉村社會的積極效應，深度參與并塑造著城鄉空間的社會生產過程，以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和技能型社會建設引導鄉村經濟、社會、文化以及精神等多個層面的現代轉型與發展，將推動社會從物質空間的簡單對接向關系空間與精神空間的深度融合邁進，實現空間重構與社會結構轉型的雙重飛躍[10]，形成城鄉融合的經濟社會發展格局。
鄉村振興進程中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系統結構
1.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價值追求
一是補齊短板，促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空間均衡。城鄉融合發展的核心目標是縮小城鄉差距，走向城鄉共同繁榮。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首要工作是解決農村地區資源、質量、機會、服務等方面的匱乏問題，逐步彌合城鄉職業教育之間的差距，資源配置基本公平，破解職業教育空間布局失衡困境。城鄉融合發展充分結合農村地區人口、經濟、社會發展特征與規律，合理規劃農村職業教育資源的空間格局，實現農村地區職業教育供給方式科學化，形成空間布局均衡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結構，逐步實現城鄉職業教育發展的實質性公平。
二是拓展空間，適應城鄉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通過改變資源城鄉空間布局的非均衡狀態，延伸現代職業教育服務方向，擴大服務對象，拓展發展空間，在有效提升農村人力資本積累水平的基礎上，推動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改變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與扭曲，為城鄉產業現代化提供有力的人力資源支撐，縮小城鄉勞動力就業機會與收入水平差異，為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提供人才基礎與技能支撐，奠定城鄉產業融合與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基礎，促進城鄉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為鄉村振興和中國式現代化持續提供動力。
三是優化資源，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城鄉融合發展的根本目的在于人，“通過城鄉融合，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發展”[11]。其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是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核心，在保障充分的優質教育資源的基礎上，提供多元選擇，尊重個體多元需求與個性要求，保障城鄉居民公平共享發展機會，提高生活水平與生命質量，在個體全面、充分發展的過程中實現美好生活。
2.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主體要素和整體框架
雖然城鄉職業教育在基本功能上是一致的，但是產業資源稟賦、生源結構、產業基礎以及發展環境等方面的差異，導致質量和能力上的差距。推動城鄉職業教育融合發展，旨在促進區域內城市、縣城與鄉村的職業教育有效互動，為經濟社會全局發展奠定教育支撐，同時這也是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內容。基于事業發展的關鍵領域，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基本目標是城鄉職業教育要素流動、結構適配與功能實現，統籌城鄉職業教育的生源要素、產教關系要素、投入要素、資源要素以及質量要素，優化供需結構、制度框架與共享機制，以高水平職業教育助推城鄉教育結構、產業結構、治理結構、生態結構以及文化結構的整體現代化。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關注高度包容的職業教育人口要素。人口要素指的是職業教育生源與服務對象，是職業教育融合發展的基礎性要素，也是一切資源建設與系統改進的根本。人口要素在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中表現為“包容性”，體現在區域內的城鄉所有居民均能根據自身需求選擇相應內容與形式的優質職業教育，從而保障不同年齡階段在鄉、在土、在城的農村人口接受職業教育的權利，同時滿足城市各行各業不同來源與背景從業者的職業發展需求，實現以“人”為中心的職業教育融合發展形態。在城鄉融合發展過程中提升職業教育發展與人口分布的空間匹配性，通過優化城鄉職業教育配置機制與需求響應機制，適應人口結構與發展趨勢，大幅度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并轉換成城鄉協同發展效應。
二是優化城鄉職業教育產教關系要素。產教關系是職業教育的基本關系。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在城鄉產業統籌發展，產教融合將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和城鄉融合發展奠定基礎。立足城鄉地域和產業優勢，在城鄉產業互補互促的基礎上，以縣城為關鍵場域，以縣城職業教育機構為基礎發展城鄉產業協同發展平臺，形成穩定的職業教育產教關系，利用區域職教集團（聯盟）、市域產教聯合體、區域行業產教融合共同體、縣域產業學院等產教融合載體，引導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教學資源開發，統籌推進區域內職業教育積極完善資源城鄉布局，調整人才培養結構，培育新型城鄉職業教育組織與機構形態，促進城鄉職業教育機構產教關系要素優化配置，形成適應城鄉區域與產業發展戰略的產教融合格局和城鄉一體化勞動力市場。
三是穩定城鄉職業教育投入要素。以城鄉融合發展整體戰略引導職業教育投入要素合理配置，從保障城鄉居民尤其是農村居民權益的角度改進財政性教育投入、公共服務財政投入以及技術投入，構建與城鄉融合發展相適應的城鄉教育一體化財政體制與管理機制，尤其關注財政性教育經費對農村職業教育的支持；對于條件與能力相對落后的縣域中等職業教育，以創新性投入模式與管理機制穩定發展基礎。依托財政手段促進投入要素的城鄉空間再分配，政府對農村地區職業教育發展的投入力度持續強化，以財政轉移支付實現城鄉之間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的路徑進一步優化。在此基礎上，通過政府采購服務，補足農村地區職業教育與培訓資源空缺，實現投入要素與結構再優化、公共資源再分配以及公共服務權益再分享。
四是改進城鄉一體化的職業教育質量要素。城鄉融合發展意味著職業教育質量要素城鄉一體化。質量是教育資源配置效率的直接體現，在提高職業教育資源的產出效率過程中不斷改進社會全要素生產率，進而提升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與此同時，職業教育質量要素是影響個體知識、技能與素養水平的重要變量，也是職業教育事業和職業院校在社會聲譽的重要信號，影響人們對職業教育的信心。職業教育質量要素的核心體現在人才培養，并通過專業體系與培養目標定位、課程體系建設、師資隊伍、培養過程和學生發展等方面具體呈現，涵蓋了投入、過程與產出三個層面。構建城鄉一體化的職業教育質量要素，穩定城鄉職業教育質量標準，才能有效改變當前“由鄉到城”的教育人口單向遷移、產業中心單向聚集的發展趨勢，形成城鄉互動的教育人口流動格局，并將高度融合的高質量職業教育轉換為鄉村發展動力。
五是平衡與城鄉融合發展相匹配的職業教育資源要素。資源要素是職業教育發展的基礎，縮小城鄉職業教育資源差距是融合發展的重要目標。一方面，立足區域產業發展和經濟社會需求，以鄉鎮產業發展定位為戰略支點，完善城鄉一體、區域協作的產業發展模式，奠定職業教育發展的產業基礎。建設區域職業院校共享的職業教育資源庫，搭建覆蓋城鄉職業院校的資源平臺，城鄉院校共享標準庫、課程庫、教材庫、素材庫、案例庫等等；建設城鄉學校共享的學習者社區與教研室。另一方面，以城鄉職業教育師資一體化為核心，構建城鄉教師發展共同體，實現區域內城鄉職業院校師資自由流動與高水平共享。基于城鄉師資一體化建立城鄉職業院校協同共建專業、開發課程、共建師資隊伍與實訓基地的相關機制，促進區域內城鄉職業院校專業共建、課程系統化建設以及師資流動化共享，形成以縣城為中心、鄉鎮為輻射點的城鄉職業教育資源格局，推動教學及相關設備與場館、儀器設備資產、圖書資源、數字終端、實訓基地等資源城鄉一體化，促進資源要素的建設、開發與利用的城鄉協同與優質均衡。
3.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系統目標
一是強化城鄉職業教育要素順暢流動。職業教育要素順暢流動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需要政府、職業教育機構、企業、各類組織和教育對象協同合作，以要素流動激活區域職業教育發展動力，構建以“人”為核心要素的城鄉職業教育資源優化配置和雙向流動的新格局。通過系列制度創新與政策集成，創造人口要素、產教要素、投入要素、資源要素以及質量要素的城鄉互通與交流的環境與條件，在提供農村職業教育發展動力機制的同時，提高優質職業教育資源利用效率，保障職業院校、相關產業以及農民的權利增益，帶動現代農民、鄉村技能人才培養與產業發展整體融入中國式現代化全局。
二是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結構全面適配。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提出人類歷史發展和人類社會形態的三個標尺：社會的生產方式尺度、社會主體生存狀態尺度以及城鄉歷史格局為坐標的空間尺度。職業教育連接了鄉村生產方式現代化、鄉村社會主體生存狀態現代化以及城鄉關系現代化，通過發揮職業教育作為生產要素、治理要素、文化要素以及生態要素所形成的系統性影響，城鄉融合發展將在提高整體教育水平與質量的同時，促進鄉村社會在新的發展機會和條件約束情境下，通過有力外部支持和內生能力發展，消解城市化與技術變革給鄉村發展帶來的負面效應，以高水平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適應我國城鄉開放融合與協調發展的基本趨勢，形成共建共享共榮的城鄉生命共同體[12]，改變城鄉失衡狀態，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結構動態適配。
三是實現城鄉職業教育功能持續優化。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根本目標是所有人群在任何年齡、任何地點都能接受優質職業教育資源，實現自我全面發展。當前，我國城鄉人口結構、空間結構以及生產要素配置結構等都孕育著一場新的變革，技術進步、農業農村現代化以及鄉村振興的總體進程將對教育產生深刻影響。城鄉融合發展戰略的目標是城市和鄉村基于自身優勢和特色，實現城鄉之間要素流動和要素互補，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與政策體系，通過觀念更新、制度創新、載體培育、戰略整合以及機制優化，實現城鄉空間、人口、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互動，走向城鄉物質空間、關系空間和精神空間的協調發展與全面融合。從具體方式來看，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將圍繞鄉村振興戰略，充分關注鄉村與農民發展需求，促進鄉村地方產業發展并不斷融入區域與國家產業體系，提升鄉村產業生命力和可持續發展水平，以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拓展我國鄉村在我國經濟社會全局、全國統一大市場以及全球變局中的發展空間，從而實現鄉村全面振興與農業農村現代化。
鄉村振興進程中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實踐策略
1.堅持經濟社會現代化的系統觀與方法論
作為關系我國鄉村振興戰略與農業農村現代化成敗全局和長遠的重大決策，城鄉融合發展是基于空間布局優化和制度供給創新的經濟、社會、環境全面融合的發展[13]，體現了系統論與協同論的結構化整體思維方式，將城市化、工業化、鄉村振興戰略等工作系統看待，充分理解城市和鄉村各自資源與能力的優勢，強調城鄉交流、互補、共享，進而實現城鄉共同繁榮。推動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重在“自覺運用科學方法論，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14]，既要關注職業教育發展的整體性、階段性與差異性，又要關注職業教育與經濟社會全局的普遍聯系和多元復雜的關系。整體性是系統最基本的特性[15]，立足“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五大目標來理解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系統特征并進行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要素設計。一是要立足社會公平關注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整體效應，重視我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整體構建與城鄉融合發展之間的關系，把握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現實需求。二是要在職業教育辦學規律中把握城鄉融合發展的方向與重點，既要創新融合模式，又要尊重教育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雙重規律。三是在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過程中，要突出政府主導的基礎上的市場力量積極參與，“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是超歷史的存在，而是存在于特定歷史時期的制度現象”[16]，在城鄉融合發展過程中實現“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不斷增強職業教育改革與城鄉融合發展的整體經濟社會發展效應。
2.探索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多元模式
我國各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差異大，產業條件、職業教育基礎能力以及發展需求各不相同，因而在城鄉融合發展方面也存在目標、內容與模式的差異。一方面，應深入研究各地、各校開展的職業教育城鄉融合模式探索與實踐，總結做法、提煉經驗、反思不足，形成對城鄉融合發展規律的科學認識，不斷完善高職教育“下沉縣域”“縣校合作”“鄉村社區學院”等辦學模式，并通過適切的政策供給與制度保障進行有效推廣；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基層職業院校的積極性與創造性，鼓勵相關職業院校與地方針對產業集群優勢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探索城鄉融合發展的新模式與機制，積極試點，強化政策引導，創造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多元模式與系統生態。
3.構建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治理框架
城鄉融合發展不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不是資本偏好或者效率偏好的結果，而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體現。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主體要素發揮作用以及框架運行是在一系列機制保障之下實現的，需要與之相匹配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根據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要素配置、人才培養以及質量評價等工作要求，強化制度設計，優化立足全局的系統治理方案。
從宏觀機制看，應基于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推動職業教育發展與鄉村振興戰略、農業農村現代化戰略的銜接與協同，構建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建立城鄉協同發展、共同繁榮的目標體系。完善城鄉職業教育一體化制度體系，利用國家體制優勢和行政力量，推動城鄉要素平等交換與雙向流動、城鄉產業協同發展與城鄉公共服務高質量均衡等，奠定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基礎。
從微觀機制看，完善城市高水平職業院校和優質企業、產業力量支持鄉村和鄉村職業教育合理布局的相關引導與激勵制度，推動政府為鄉村定向購買職業教育與培訓服務，探索職業培訓的準市場化機制，建立全面覆蓋的城鄉等值的公共服務保障機制，拓展政府治理空間與協同方案，形成精準面向需求的跨地域、跨城鄉職業教育資源合作、互通與共享的實施路徑與操作方案。
4.統籌“三教”協同創新與城鄉融合戰略協調發展
黨的二十大提出“統籌職業教育、高等教育與繼續教育協同創新”，為新時期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與方向。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本身需要充分利用各教育類型和各種教育資源，推動異質性主體之間的協同改進與協同創新。通過不斷突圍教育體系中的條塊、層次等結構性問題，破解城鄉教育體系內部不同教育類型的割裂化[17]，實現城鄉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以及繼續教育的協調發展與協同創新，尤其利用縣城資源積聚與空間中心的優勢，依托現有職業教育機構建設集職業教育、高等教育與繼續教育于一體的縣域社區學院，為全體民眾提供按需選擇的“菜單型”優質教育資源，從而創造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典型載體。基于城鄉融合發展總體戰略，構建城鄉職業教育、高等教育與繼續教育的協同發展機制，通過協同教學、協同培養、協同服務，科學處理好不同教育類型之間的關系，尤其是跨城鄉、跨區域的院校協同關系的建立，促進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與三教協同創新有機整合。通過優化城鄉院校招生機制、學分互認機制、課程銜接機制、彈性學習制度等具體辦法，為三教協同創新奠定制度基礎，推動學歷和能力、文憑和資格并重，課程和學分互通互認，實現各類教育等值等價以及城鄉“三教”資源共建共享，從而建立以城鄉融合為主要方式的多形式銜接、多通道發展的終身教育體系。
5.創新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數字技術賦能方案
數字技術在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進程中具有關鍵作用，重點在于通過將數據要素與勞動力等傳統要素相結合，破除城鄉之間信息與要素壁壘，改革城鄉生產方式、生活模式與社會治理方式，提升資源組合效率，促進鄉村社會現代轉型。在不斷完善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和數字治理水平的基礎上，職業教育應充分利用數字技術紅利，賦能城鄉融合發展，實現職業教育智能化轉型。一方面，完善職業教育信息化發展機制，為城鄉融合發展奠定豐富的資源基礎。基于數字技術的“跨越時空”的能力與優勢，開發適合職業教育學習內容與對象的優質資源，利用各類社交平臺軟件和智能終端，以“數字院校”的方式達到無障礙傳播，助力形成“時時可學、處處可學、人人皆學”的學習型社會。另一方面，利用數字技術促進職業教育要素城鄉流動，構建數字化基礎設施平臺和智能學習平臺，優化城鄉不同群體學習條件。利用大數據與智能化技術，采集和分析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狀態數據并提供即時反饋、及時改進。同時，激活數字技術延長與重構城鄉產業鏈條的技術優勢、勞動力市場配置優勢與就業模式創新優勢，實現以產教融合、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等方式推動城鄉職業教育要素的優化配置與交叉融合。
6.健全適應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評價機制
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形成了一種新的發展形態，因此要開發與之相適應的評價機制，從要素、結構與功能的角度，按照區域發展特征，分析職業教育在人才培養、產業進步與社會服務方面的具體貢獻，并重點關注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具體進展。一方面，在城鄉融合發展戰略框架的基礎上，開發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評價方案，依據城鄉融合發展的空間規劃、院校布局、要素流動、產業發展以及人才培養指數等內容，完善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指標體系，充分反映城鄉融合發展在補齊農村職業教育發展短板、挖掘農村人力資源潛力基礎以及滿足農村人民對高質量教育和美好生活需求等方面的總體水平；另一方面，加強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的督導評價與質量監控，積極利用相關評價結果，提高監督評價機制的有效性，從而在公平的基礎上引導資源優化配置和精準投入，實現以職業教育融合發展促進城鄉經濟協同、文化互動以及社會結構均衡的空間生產革命。
本文刊于《蘇州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5年第5期55-64頁。如有媒體或其他機構轉載，請規范引用、注明出處。
引用格式：唐智彬.論鄉村振興進程中職業教育城鄉融合發展[J].蘇州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5,13(05):5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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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編輯：黃溫瑞
一審一校：楊雅婕
二審二校：蔡偉瀚
三審三校：羅雯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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