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那個故事
收拾老屋時,從樟木箱底翻出一沓用麻繩捆扎的信箋。紙已泛黃,邊緣被歲月咬成了毛邊,墨跡卻依然清晰。我隨手抽出一封,攤開,往事便如潮水般漫過記憶的堤岸。那年,那月,那些被時代洪流裹挾著前行的人們,他們的故事,從未真正沉睡。
一、離家的行囊
1969年的秋,鑼鼓聲敲碎了城市的晨霧。我背著幾乎與身形等高的行囊,擠在歡送的人群中,還未滿十六歲的臉龐上,寫著與年齡不符的凝重。火車嘶鳴著將熟悉的街景拉成模糊的線條,載著我們駛向未知的群山。下了火車,生產隊長沉默地在前頭引路,我們幾個少年跟著他,用稚嫩的雙腳去丈量七十多里的山路。汗水浸透了衣裳,肩膀被行李帶勒出深痕,心里只有一個念頭:不能停,絕不能顯得嬌氣。
最終抵達的村莊,懸掛在大山的半腰上。我住進了潘大娘的土房。那房子真是破舊,墻是土夯的,裂縫處用稻草塞著,夜里風鉆進來,發出嗚咽般的聲響。最難忘的是雨天,外面下著瓢潑大雨,屋里便跟著下起淅淅瀝瀝的小雨,鍋碗瓢盆都得擺出來接水。潘大娘是村里的五保戶,貧窮了一輩子,卻把最好的慈愛給了我。夜里怕我冷,她會把自己的薄被悄悄壓在我腳頭;我發高燒昏迷時,是她摸黑跑了幾里路喊人,村民們用樹枝做成擔架,抬著我走過三十里夜路送到公社衛生所。
生活的艱苦是全方位的。清晨,哨聲就是命令,我們跟著社員下地,掙那每天五六個工分——一個工分不過值五六分錢。砍柴、燒飯,這些在家從未沾手的活計,成了生存的必修課。洗澡更是奢侈的難題,燒一鍋熱水,在四面透風的天井里匆匆沖洗,夏天與蚊蟲搏斗,冬天與嚴寒抗衡。最饞的是肉。有一次,收到母親寄來的一小瓶熬好的豬油,我用筷子小心地挑一點拌在飯里,吃著吃著,眼淚就毫無征兆地滾落下來,混著飯粒一起咽下。那時,一封家書要在山路上輾轉十天,等待郵差的身影,成了灰暗日子里最明亮的企盼。
五年后,當我終于拿到返城的通知,潘大娘拉著我的手,眼里有淚光閃動。我答應她,以后一定接她去城里看看。這個承諾,最終成了我一生最大的憾事——回城不久,便聽聞她在那個從未走出的大山里安靜病逝的消息。那片土地,糅合了我的血汗、淚水與整整五年的青春,它用最粗糙的方式磨礪我,也將最質樸的溫情深植我心。
二、河灘上的生計與萌芽
關于那個年代的記憶,并非全是灰暗的苦澀。在一些故事里,困苦反而催生出近乎野性的生命力和朦朧的情感。
比如黃河灘上的“撈河炭”。那是黃河發大水后,上游煤礦沖下來的煤炭,堆積在淺灘。對岸邊貧窮的村莊而言,這無異于天賜的財富。一個少年被鄰居家的女孩央求著,帶上她和她的母親加入撈炭的隊伍。天蒙蒙亮趕到河邊時,景象令人震撼:淺灘上擠滿了黑壓壓的人群,男人大多赤著上身,僅穿短褲,在泥水里奮力勞作;其間也夾雜著幾個中年婦女,身著青衣,渾然不顧周遭。為了生計,體面已退居其次,正如那女孩對羞澀少年說的一句:“這年月,誰也不笑話誰。”
少年笨拙地學著父親的樣子,卻一腳陷進泥窩,摔得狼狽。是女孩毫不猶豫地下水,將他拉起。在渾濁的黃河水與黑泥中,他們合力篩著炭沙。少年悄悄打量她,她渾身上下沾滿泥點,卻像一株生長在濁流里的植物,散發著堅韌而潔凈的氣息。那一刻,共同的勞作與生存壓力,讓一種超越性別與年齡的理解悄然滋生。后來,女孩考上了大學,臨別時在站臺上哭得不能自已。她知道此去將是新生,而有些情愫與過往,或許只能留在那片奔騰的黃河水和黝黑的河灘上了。
更尋常的互助,發生在校園里。一個男孩因為家里缺糧,常常餓肚子。他的同桌,一位來自更貧困山區的女孩,每天總會“多帶”幾個糜面坨坨來學校。實際上,那是她從自己口中省下來的口糧,為了不傷男孩自尊,便說是自己飯量大。那些粗糙的、帶著谷物清香的糜面坨坨,喂養了一個男孩的身體,也溫暖了他此后數十年的記憶。在那個普遍匱乏的年代,一點食物所承載的善意,重過千金。
三、從土地到礦井
對有些青年而言,逃離面朝黃土的命運,意味著跳入另一個危險的深坑。
一個決意“把窮日子甩在身后”的鄉村青年,跟著招工的人走進了煤礦。他想象中的“月月拿現錢”的生活,在深入井下那一刻被徹底擊碎。巷道里彌漫著濃重的粉塵,像黑色的沙暴往鼻子、嘴巴里鉆,嗆得人直咳嗽,吐出的痰都裹著黑渣。爆破后,要頂著尚未散盡的硝煙和隨時可能掉落的煤塊,沖進去支護頂板、清理煤堆。一百六十斤的液壓支柱,比他的人還沉,在濕滑的煤泥里,每一次搬運都是與重力的殊死搏斗。
危險終于降臨。一次傳遞支柱時,他腳下一滑,被沉重的鐵柱帶著向運輸溜子滑去。就在他以為“完了”的瞬間,老師傅炸雷般的吼聲響起:“快停溜子!”幾個工友撲上來,七手八腳把他從死神嘴邊拽回。胳膊上擦破的血口子,混著煤塵,結成黑紅色的痂。那天晚上,在漏風的工棚里,他看著傷口,突然無比想念離家時村口的晨霧,想念弟弟揣在懷里焐熱的烤紅薯。當初咬牙說的“不回頭”,原來只是從一個艱難的坑里,爬進了另一個更幽深、更冰冷的坑。工業化的齒輪轟鳴向前,而最初被卷入其中的個體,他們的恐懼、傷痛與鄉愁,是齒輪縫隙里無聲滲出的、鮮為人知的潤滑油。
四、荒誕與真實的切片
當然,那年那月的故事里,也混雜著特殊年代特有的荒誕,這些荒誕如今聽來像寓言,當時卻是許多人真實的日常。
村里小學有位“隊請教師”,學問不大,脾氣不小。課上遇到不認識的字,他便停下來,威嚴地問學生:“大家說,這個字咋念呀?”學生們怯生生地回答“認不得”。他便恨鐵不成鋼地大手一揮:“悶得豬一樣!揭過去!”于是,這一頁便被翻過,新的課程就此開始。更有一次教乘法口訣,不慎將“三七二十一”教成了“三十一”。很快,村里便傳開了童謠:“四月的小麥揚旗旗,誰說教書的沒脾氣。三七教成三十一,認不得了揭過去。”知識的權威在匱乏中顯出了滑稽的底色,而這底色,又透著幾分無奈的辛酸。
名字也能成為風險。有干部名叫“學儒”,運動來時,同事打趣他:“現在評法批儒呢,你還要學儒。多危險!”他趕忙宣布自己已改名“學民”。轉而又提醒對方:“你還‘佩儒’呢!”對方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宣布改叫“佩牛”,因為魯迅詩云“俯首甘為孺子牛”。一場關于名字的危機,便在機智的“向革命看齊”中化解了。這些片段,像時代幕布上光怪陸離的補丁,拼湊出那代人在宏大敘事縫隙中,尋求自保與適應的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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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信紙重新疊好,放回箱底。箱子里似乎還殘留著樟木的香氣,和那年那月陽光與塵土混合的味道。這些故事里的少年、青年,他們有的將生命永遠留在了大山、河灘或深深的礦井下;有的帶著傷痕與遺憾,走進了歷史的褶皺;也有的,憑著一股韌勁,最終蹚過了歲月的河。
我們常說“憶苦思甜”,可真正咀嚼這些往事,味道復雜得多。那里面有真實的苦,有沉重的代價,但也有在絕境中迸發的人性光芒,有在懵懂中生長的珍貴情感。它們不是鍍了金的憶舊材料,而是一個民族曾經走過的、深深淺淺的腳印。
或許,記住那年那月那些具體的人、具體的事,不是為了簡單地歌頌或批判,而是為了理解——理解我們是從怎樣的土壤里長成今天這番模樣。那些故事,是泛黃的信箋,是沉睡的底片,更是一代人的精神年輪。只要還有人閱讀,還能被觸動,歲月便不曾真正老去,那年的風,那月的雨,就依然在無聲地滋養著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