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中的匠人形象與明末清初手工業社會轉型
文/任明奇
摘要：本文以《聊齋志異》中的匠人形象為研究對象，結合明末清初社會背景，探討手工業者社會地位、經濟活動及文化意義的變遷。研究發現，蒲松齡通過奇幻敘事顛覆傳統等級觀念，賦予匠人道德尊嚴與技術價值，同時揭示其生存困境與社會流動的復雜性。研究不僅深化了對《聊齋志異》文學價值的理解，也為明末清初手工業發展提供了獨特的文學社會學視角。
關鍵詞：《聊齋志異》；匠人形象；明末清初；手工業；社會轉型
引言
《聊齋志異》作為清代文言短篇小說的巔峰之作，以其奇幻的敘事與深刻的社會批判聞名。學界多關注其鬼狐題材與士人心態，但對其中匠人形象的挖掘尚顯不足。明末清初是中國手工業從官營向民營、從依附農業向市場化轉型的關鍵期，匠人階層的社會角色與經濟地位發生顯著變化。本文結合《聊齋志異》文本與明清社會史資料，分析蒲松齡如何通過匠人形象構建新型道德范式，并反映手工業社會的現實矛盾。
一、匠人形象的文學呈現：從“末業”到“通神”
1.1 技藝的神圣化：馮木匠與張老相公
蒲松齡在《馮木匠》中，將木工技藝升華為通神之階。馮木匠夜宿古廟，遇仙女邀其至云間宮殿修造樓閣，完工后獲金帛酬謝，歸家方知所居乃畫中樓臺。這一情節顛覆了傳統“士農工商”等級秩序，賦予匠人“技通神明”的超越性尊嚴。類似地，《張老相公》中道士張生以造船與水工技術設計鐵牛沉江鎮水妖，其工程精密如匠作，將工程技術思維與道術融合，進一步模糊了“匠”與“仙”的界限。
1.2 商業的道德化：黃英與任秀
《黃英》中的陶生（菊精化人）以種菊、賣花釀酒為業，與姐黃英經營菊肆，“植菊如種秫”，最終富甲一方。蒲松齡借“花匠”翻轉“商賈不雅”的偏見，主張“自食其力即高潔”。《任秀》中，主人公繼承父業（鞣裘）赴揚州經商，雖遭奸商詐騙，但最終憑誠信經商得神助昭雪冤屈。兩篇通過匠人經商的故事，暗示誠實勞動可感天動地，挑戰了“重本抑末”的傳統價值觀。
1.3 死亡的升華：褚生與銀工
《褚生》中，刻字匠褚生“傭于書肆，鐫字為活”，死后魂附友人助其科舉，自述“以刀代筆，刻盡人間字”。這一設定將雕版刻工納入文人敘事，提升匠人文化地位。《保住》中的銀工“技精而貧”，女兒被權貴強奪，需俠客相救。蒲松齡通過褚生的“死后顯靈”與銀工的“技高而貧”，揭示匠人技藝與生存困境的矛盾，表達對底層手工業者的人道關懷。
二、明末清初手工業的社會轉型：文本與歷史的互證
2.1 手工業門類的專業化與市場化
《聊齋志異》中的匠人涵蓋木作、金銀細工、園藝釀造、印刷刻字等多個行業，反映手工業分工日益精細。例如，《馮木匠》中的樓閣營造、《保住》中的銀器制作、《黃英》中的菊花栽培與釀酒，均顯示手工業已形成獨立職業，具備承接復雜工程或規模化生產的能力。這與明清時期“百工技藝，各專其業”的趨勢一致——手工業不再依附于農業或官營體系，而向市場化、專業化演進。
2.2 匠人身份的轉變：從“役匠”到“自由從業者”
明代匠戶制度強制匠人服役，但至清初已漸松弛。《馮木匠》《任秀》中的匠人可自由流動（赴異地做工、經商），無官府束縛；《黃英》中的陶生姐弟自主開設“菊肆”，屬個體經營；《保住》中的銀工雖貧，但擁有家庭與職業自主權。這些文本細節與史實相符：順治二年（1645）清政府廢除匠籍，匠人獲得人身自由，成為勞動力市場中的獨立主體，推動民間手工業勃興。
2.3 手工業與商品經濟的融合
《聊齋志異》多篇揭示手工業與市場的緊密聯系。任秀之父“業鞣裘”，子承父業赴揚州販貨，體現跨區域貿易網絡；黃英在金陵（南京）設肆賣菊，“富甲一方”，說明特色手工業品可形成地域品牌；馮木匠雖為個體工匠，但其服務對象不限于本地，暗示技藝可轉化為高價值服務。這與明清時期江南“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雇傭關系、清初“手藝熟，天下用”的區域經濟格局相呼應。
三、匠人形象的雙重意義：現實批判與文化重構
3.1 對“重道輕器”傳統的反叛
在傳統儒家觀念中，匠人屬“末業”，地位卑微。但蒲松齡通過《馮木匠》《黃英》等篇，將匠人技藝升華為道德品格：馮木匠修樓“尺寸不差”，暗喻嚴謹守信；黃英種菊“晨灌夜理”，象征勤勉有序；褚生“刻盡人間字”，死后仍助友科舉，體現以技載道、重義輕利。這種書寫在科舉腐敗、士風日下的背景下，恰是對士人空談心性的反諷。
3.2 民間信仰與技術神圣化的交織
《聊齋》中匠人常成神人中介：馮木匠入畫中仙境，實為凡人通過技藝進入超驗世界；張老相公以水工技術鎮妖，將工程智慧神圣化；匠人所制器物（如鏡、樓、扇）常具靈性，成為溝通人鬼仙的媒介。這一設定反映民間“萬物有靈”信仰中，手藝是通靈的媒介，匠人即“世俗祭司”，其勞動被賦予宇宙論意義。
3.3 社會流動的有限性與結構性矛盾
盡管蒲松齡肯定匠人價值（如黃英致富、馮木匠通神），但也揭示其困境：《保住》中的銀工被權貴欺凌、《任秀》中的商人遭奸商詐騙，說明缺乏法律與組織保護的個體匠人在權力與資本面前仍脆弱。這反映社會觀念滯后于經濟現實——盡管手工業經濟地位上升，但“重本抑末”思想殘余仍使匠人難以獲得制度性保障，需依賴俠義或神助才能伸張正義。
結論
《聊齋志異》中的匠人形象，是蒲松齡對明末清初手工業社會轉型的文學回應。他通過奇幻敘事，將匠人從“四民之末”提升至道德與能力的高地，既批判了權力對底層的碾壓，也構建了以技藝為核心的的新型道德范式。文本中的手工業門類多樣化、匠人身份自由化、手工業商品化等特征，與明清社會史資料互證，揭示了手工業從依附農業向市場化轉型的歷史進程。然而，匠人社會地位的提升仍受限于傳統價值觀與制度缺陷，這一矛盾在《聊齋》的俠義與神助情節中得到了隱喻性表達。作為手工業社會的文學鏡像，《聊齋志異》不僅為研究明清經濟史提供了獨特視角，也以鬼狐之筆，為“無名的手藝人”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