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自古為九省通衢、兵家必爭之地。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在其波瀾壯闊又戛然而止的生命里，與這片土地有著深刻的交集。從“襄京”建制到九宮山悲歌，湖北見證了他事業的巔峰與猝然的終結，也為后世留下了一段充滿傳奇與考辨的歷史記憶。
“襄京”立業：湖北成為大順政權的戰略支點
崇禎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在連克潼關、西安后，揮師南下，以雷霆之勢攻克襄陽。在此，他并未滿足于軍事勝利，而是進行了重大的政權建設——設立官署，自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不久又改襄陽為“襄京”，建立起大順政權的雛形。這一舉措意義非凡，“襄京”不僅成為大順政權的政治中心之一，更是一個穩固的后方基地和軍事樞紐。李自成以此為根基，整飭軍隊，制定戰略，形成了“先取關中，再圖京師”的清晰規劃。此時的湖北，尤其是襄陽一帶，為大順軍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兵源、糧秣，為其后揮師北上，進軍西安（1644年正月）、攻占北京（1644年三年三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荊襄地區的納入，也使大順政權的版圖與承天（今鐘祥）、荊州等地形成呼應，成為其由湖廣北圖中原、繼而東進的重要跳板。
兵敗南撤：輾轉鄂湘贛的最后一搏
順治二年（1645年），風云突變。清軍入關后迅速南下，大順軍在山海關之戰及隨后的追擊戰中接連失利。李自成被迫放棄北京，一路向西，又折返向南。同年二月，他自河南鄧州東進湖北，命大將劉宗敏率一部東向武昌，自己則率領主力由嘉魚、沔陽間的沙湖洲試圖“截江求渡”，抵達蒲圻（今赤壁）以擺脫清軍追兵。此時的大順軍已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既要應對清軍的凌厲攻勢，又要防備南明軍隊的牽制。
四月，李自成決定南下分兵，自藥姑山進入通城、岳陽一帶，試圖在湖南、江西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做最后的掙扎。然而，形勢并未好轉。五月，當大順軍行至通城縣城南的九宮山時，一場意外徹底改變了歷史的走向。據史料記載及學界主流觀點，李自成率親兵約二十人登山，令大部隊駐扎山下，獨自入九宮廟朝神。因長途奔襲，疲憊不堪，他在神案下假寐，不料被當地姜姓鄉民誤以為盜匪，以鋤擊首，不幸遇難。一代梟雄，竟以如此戲劇性而又悲壯的方式隕落。大順軍將士尋得遺體后，以“袞冕之禮”將其安葬于九宮山北麓。
歸宿之爭與學術定論：通山九宮山的悲歌
李自成的最終歸宿，歷史上曾有過多種說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禪隱說”，即認為他兵敗后在湖南石門夾山寺出家為僧。然而，經過近現代學者，特別是20世紀80至90年代的系統考證，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組織的專題研究（1998年結項），大量碑刻、方志、族譜、出土文物以及實地調查的證據，均有力支持了“通山九宮山殉難說”。1997年北京密云研討會及后續學術評審進一步確認了這一結論。“禪隱說”因缺乏可靠的早期文獻與實物佐證，逐漸被學界摒棄。盡管在具體地點（如通山與通城交界處的細微差異）上仍有探討，但“李自成殉難于湖北通山九宮山”已成為公認的學術定論。
湖北的遺存與紀念：英雄末路的永恒憑吊
李自成的殉難，為湖北留下了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位于湖北省咸寧市通山縣闖王鎮高湖村的“李自成墓”（俗稱“闖王陵”），便是這段歷史最直接的見證。陵園依山而建，由門樓、墓冢、陳列館等組成，莊嚴肅穆。墓碑“李自成之墓”五個大字，為著名歷史學家郭沫若所題寫。1988年1月13日，闖王陵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被確定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當地政府亦以“闖王”命名鄉鎮，1999年將寶石鄉與高湖鄉合并為“闖王鎮”，以志紀念。此外，“李闖王傳說”也被列入湖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讓這位傳奇人物的故事在民間繼續流傳。
李自成在湖北的經歷，是其人生軌跡中濃墨重彩的一筆。從“襄京”的意氣風發到九宮山的英雄末路，湖北見證了一個農民政權由盛轉衰的關鍵轉折。他的成功，在于順應民心，揭竿而起；他的失敗，則折射出農民起義在戰略、政權建設及應對復雜局勢時的局限性。如今，當我們漫步闖王陵前，或聆聽九宮山的松濤，所感受到的不僅是歷史的滄桑與悲壯，更是一個時代的回響。李自成雖逝，但他在湖北留下的印記，以及圍繞其歸宿的學術探索與人文紀念，依然激發著人們對歷史的思考與追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