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是對君子人格極為凝練的概括，君子的根本在于德性。儒家認為德性通過詩的感發才得以興起，進而將詩視為涵養德性的重要路徑，在論詩時尤其注重其道德意蘊。這被后世繼承、吸收，形成了中國歷史上重德性之美的獨特詩學傳統。
孔子論詩是這一傳統的淵藪，他提出“盡善盡美”的詩學理想，十分注重詩歌的政教功能。比如孔子說，詩可以興、觀、群、怨，可以事父、事君，有助于博識名物。孔門解詩重德性的傾向被漢儒進一步發揮、鞏固。《毛詩序》將《關雎》主旨從“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意涵層層遞進，將詩歌與道德、政教相關聯。唐代的韓愈反對無“道”之文，主張“文以明道”，強調文章須以仁義道德為本。宋代王安石認為，《詩》的內容與道德貫通，其情感受到禮義節制。詩與德性相融，構建出中國詩學特有的傳統。
詩是“言志”的載體，其精髓在于將個體情志升華為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關懷。詩人感物吟志，雖緣于個人情志，卻以禮義為歸宿，使一己之悲歡與家國天下相通。比如詩人屈原，愛國是其思想中最閃光的核心，他在《橘頌》中托物言志，表明自己絕不遠離楚國的決心，流露出堅定而深沉的愛國之情。此后，愛國成為君子德性的核心品質，也成為千百年來中國詩歌反復吟誦的主題。“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中夜四五嘆，常為大國憂”“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這些抒寫愛國之志的詩篇，在代代吟唱中培養起我們的愛國之情。
于中國古代詩人而言，他們多將德性修養視為安身立命之本，以詩訴說自己的志向。于謙的“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以石灰自喻的錚錚誓言，道盡中國士大夫“內圣”的人格理想。這不僅是對清白品格的堅守，更宣示了在生命之上更高價值的存在。這種將道德境界置于生命之上的價值取向，與孟子“舍生取義”的價值一脈相承，形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品質。詩人把對人格完美的追求淬煉成驚天地泣鬼神的詩句，這種以詩魂鑄造民族脊梁的創作實踐，使詩歌成為傳承文明火種的精神燈塔，讓后進的讀者感受到穿越時空的人格力量，促使我們在喧囂的現代社會中重新審視生命的終極價值。
正因此，古人在談論作詩之道時往往將德性修養作為前提。陸游說“工夫在詩外”，當中就包括要涵養正氣，唯有德性方正、人格光大,才能創作出格調高的詩。而詩歌由于蘊含德性，又成為教化的手段，形成中國歷史悠久的詩教傳統。詩教一方面著眼于倫理秩序，一方面側重德性的涵養。漢代學者解釋“詩”字意義時，就將其訓為“持”，鄭玄進一步加以解釋，認為詩可以扶持人的性情，使人德性不偏邪。宋代士人尤其相信詩歌可以培養個體的仁義之性，使人合于道德。古人認為詩可以見性情，作者強烈的道德意識與人格修養滲透在詩歌中，傳遞給讀者，在無形中淘洗讀者的精神。中國詩教傳統的核心，正在于以詩歌德性之美為舟筏，渡人抵達道德的境界，最終實現個體人格的完善與民族精神的賡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