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5年，楚漢相爭的戰火正熾，劉邦率領的漢軍在彭城之戰中遭遇慘敗，數十萬大軍被項羽的鐵騎沖得七零八落，劉邦本人僅帶著數十騎倉皇出逃。彼時，諸侯見風使舵，紛紛叛漢歸楚，劉邦的處境可謂是四面楚歌，危在旦夕。就在這眾人皆以為劉邦必敗的時刻，謀士張良卻冷靜地向劉邦獻策：“九江王英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
張良的這番話，看似是舉薦人才，實則是一種超越常人的認知體現。在兵敗如山倒的混亂局面下，大多數人看到的是絕望，而張良看到的卻是項羽陣營的破綻和可以爭取的力量。正是這種對局勢的深刻洞察和對人心的精準把握，讓劉邦得以重整旗鼓，最終逆轉戰局，開創大漢基業。《資治通鑒》中這一經典的歷史片段，恰恰印證了一個亙古不變的真理：對于普通人而言，破局的真正密碼，從來不是家世背景，也不是運氣機遇，而是深藏于內心的認知高度。認知，才是一個人最高級的競爭力。
古人云：“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認知的第一層境界，是審時度勢，看清事物的本質。在《資治通鑒》的浩瀚史海中，從不缺乏因認知不足而錯失良機，甚至身敗名裂的例子。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國推行變法，廢井田、開阡陌，獎勵耕戰，極大地提升了秦國的國力。然而，當時的舊貴族們卻因變法觸動了自身利益，紛紛反對。他們看不到變法背后秦國崛起的大勢，只盯著眼前的一畝三分地，最終在歷史的洪流中被淘汰。反觀商鞅，他深刻地認識到，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的核心是國力的較量，而國力的提升，離不開制度的革新。正是這種超前的認知，讓他頂住壓力推行變法，為秦國日后統一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可惜的是，商鞅雖有變革的遠見，卻缺乏對人性和權力的深層認知，最終落得個“車裂”的下場。這也告訴我們，認知是一個立體的體系，不僅要看透事，更要讀懂人。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真正有智慧的人，從來不會固步自封，而是在觀察他人的成敗中，不斷完善自己的認知。就像楚漢相爭時的韓信，他早年曾受胯下之辱，卻能忍一時之氣，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志向不在于一時的榮辱，而在于建功立業。后來他投奔劉邦，起初未被重用，便毅然離去，幸而蕭何月下追韓信，力薦他為大將軍。韓信之所以能成為一代名將，正是因為他對自己的能力有清晰的認知，對時勢有準確的判斷，更懂得在關鍵時刻把握機遇。
認知的第二層境界，是擺脫慣性思維，打破路徑依賴。《資治通鑒》中記載，公元前207年，巨鹿之戰爆發，項羽率領數萬楚軍，破釜沉舟，背水一戰，最終擊敗了秦軍主力。而在此之前，各路諸侯軍都畏懼秦軍的強大，不敢貿然出兵。項羽的過人之處，就在于他沒有被“秦軍不可戰勝”的慣性思維所束縛，而是看到了秦軍長途跋涉、糧草不濟的弱點，以雷霆之勢發起進攻，創造了以少勝多的軍事奇跡。
反觀我們現實生活中，很多人之所以困于困境，往往不是因為能力不足，而是因為被固有的思維模式困住了手腳。就像《呂氏春秋》中所說：“世易時移，變法宜矣。”時代在不斷變化，如果我們總是用過去的經驗來應對當下的問題，無異于刻舟求劍。北宋文學家蘇軾曾說：“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一個人的認知高度，往往來源于他的見識和閱歷。只有不斷拓寬自己的視野，接觸新的思想和事物，才能打破思維的邊界，找到破局的新思路。
?呂蒙早年是一介武夫，只知打仗，不愛讀書，孫權勸他說：“卿今當涂掌事，不可不學！”呂蒙起初以軍務繁忙為由推辭，孫權又說：“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呂蒙聽后深受觸動，開始發奮讀書。后來魯肅路過尋陽，與呂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呂蒙笑道：“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正是讀書帶來的認知提升，讓呂蒙從一個粗莽的武將，成長為一位智勇雙全的統帥，為東吳立下了赫赫戰功。這個故事也印證了“腹有詩書氣自華”的道理，讀書，是提升認知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方式。
認知的第三層境界，是心懷敬畏，懂得取舍。《資治通鑒》中記載了很多因貪婪和傲慢而身敗名裂的人物，比如秦朝的趙高，他憑借著秦二世的寵信，結黨營私，指鹿為馬，最終卻落得個被腰斬的下場。正如《道德經》所言：“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一個人的認知越高，越懂得敬畏規律，敬畏人心，越懂得取舍之道。
反觀西漢的張良，在劉邦統一天下后，他沒有貪戀權位，而是選擇功成身退，歸隱山林。張良深知“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他明白帝王之心，懂得在合適的時機放下權力，保全自身。這種通透的認知，讓他在波譎云詭的政治斗爭中得以善終。古人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人生在世，不可能事事如意，懂得取舍，是一種智慧，更是一種高級的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