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東方
橫跨伶仃洋的港珠澳大橋，這座耗資1269億的“世紀工程”，從設想之初就裹挾著利益博弈與理念碰撞。當年，香港商界巨擘李嘉誠為守護港口商業利益極力反對，而企業家胡應湘卻以35年的執著推動項目落地。如今大橋通車七年，客流超9334萬人次，車流突破1942萬輛次，進出口貨值累計達1.24萬億元，用實打實的成就回應了當年的爭議。這座橋早已超越交通設施的范疇，成為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的“大動脈”，更見證了短視利益與長遠格局的鮮明分野。
一、理念相悖：短視私利與長遠格局的正面交鋒
港珠澳大橋的爭議核心，本質是兩位商界大佬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李嘉誠緊盯短期商業利益，胡應湘心系區域長遠發展，兩種理念的碰撞貫穿了項目從設想至開工的全過程。
1983年，胡應湘借鑒美國跨海大橋的建設經驗，首次提出伶仃洋大橋設想，希望通過一座橋梁連接珠海東岸與香港，打破地域阻隔。彼時港英政府與內地的隔離狀態讓計劃暫時擱置，但這個關乎區域融合的構想，已在胡應湘心中埋下種子。而此時的李嘉誠，其家族旗下已掌控包括南海高欄港、珠海九州港在內的52個港口及287個泊位，港口業務成為集團穩定的“現金牛”，任何可能沖擊海運格局的規劃，都觸及了他的核心利益。
1997年，國務院批準伶仃洋大橋項目，珠海迅速成立指揮部并修建示范路段，但香港方面反應冷淡。港英政府顧問報告稱“需求到2020年才成熟”，背后則是李嘉誠等航運巨頭的暗中抵制。他們堅稱大橋會搶走海運生意，直言貨柜經大橋運輸成本更高，試圖以商業邏輯否定項目價值。與此同時，澳門因擔心選址邊緣化持觀望態度，項目陷入停滯。
2001年，擔任香港港口及航運局主席的胡應湘，再次提交優化方案：將橋梁起點調整為大嶼山，連接珠海與澳門，配套建設貨柜碼頭，以土地免地價批租、物流收益補貼建橋成本。這一方案直接觸碰李嘉誠的利益底線——他擔憂大橋建成后，珠江口貨運會從海運轉向陸路，內地港口吞吐量增長將削弱香港的轉運地位。于是，李嘉誠公開反對“投資建橋換豁免地價發展新碼頭”的模式，聲稱這“破壞市場平衡，損害現有商業”，甚至通過媒體施壓，質疑胡應湘的遠見。面對指責，胡應湘毫不退縮，直言對方是“短視私利”，這場理念之爭成為當時香港商界的焦點。
二、堅守與博弈：35年執著終破重重阻礙
胡應湘對大橋的堅守，跨越了35年的漫長時光，期間歷經政策變動、利益博弈、區域協調等多重考驗，最終在多方支持下促成項目落地。
2002年，胡應湘的方案得到香港特區政府支持，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明確表態贊成。但新的爭議隨之而來：廣東方面對橋名存在分歧，是“港珠澳大橋”還是“粵港澳大橋”各有考量；深中大橋是否同步建設的討論，也讓協調難度增加；香港方面希望減少融資投入，引發廣東與澳門的不滿，區域利益的平衡成為新的挑戰。
在重重博弈中，胡應湘始終是大橋最堅定的推動者。他不僅持續優化方案以平衡各方利益，更不斷向公眾普及大橋的長遠價值，強調其對區域經濟的帶動作用，而非單純的交通功能。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李嘉誠的反對從未停止，除了公開表態，他還在大橋動工時主動減少港口投資，通過調整業務布局控制潛在損失，用實際行動表達對項目的否定。
2009年12月15日，恰逢澳門回歸十周年之際，港珠澳大橋正式開工。這座集橋、島、隧為一體的超級工程，歷時九年艱苦建設，攻克了多項世界級技術難題。2018年10月24日，大橋通車儀式舉行，站在橋上的胡應湘熱淚盈眶，35年的堅守終于夢想成真。這一刻，不僅標志著一座跨海大橋的誕生，更意味著區域融合的藍圖，終于從構想變為現實。
三、效益彰顯：從交通樞紐到灣區融合引擎
通車七年來，港珠澳大橋用實實在在的運營數據，證明了其超越交通設施的多重價值，成為拉動經濟、便利民生、促進融合的核心引擎。
在交通出行方面，大橋將香港到珠海、澳門的車程從3小時縮短至約45分鐘，“一小時生活圈”成為現實。“澳車北上”“港車北上”政策相繼落地，讓港澳居民自駕“北上”購物、旅游、求學、創業變得極為便捷。數據顯示，今年以來經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澳居民已超1436萬人次，內地赴港澳旅客超過1015萬人次，“北上”“南下”的雙向奔赴，讓地域間的心理距離不斷拉近。澳門旅游大學研究生彭啟康一家的生活軌跡，正是無數家庭的縮影——每周自駕“北上”，在中山購置房產，大橋讓“跨境生活”成為常態。
在經濟帶動方面，大橋的“經貿動脈”作用愈發凸顯。截至2025年10月，經大橋口岸進出口貨物總值累計達1.24萬億元，涵蓋精密電子元件、高端醫療設備、新能源產品等多種品類。廣東寶萊特醫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周國軍坦言，大橋開通后，公司出貨效率大幅提升，從出庫裝車到口岸通關僅需2小時左右，24小時通關優勢完美適配海外市場時差需求。跨境電商業務更是蓬勃發展，今年前9個月，大橋口岸跨境電商出口貨值已超去年全年，躍居全國跨境直購（9610）模式出口第二大口岸，每天有近500輛跨境電商貨車將超160萬個包裹送往香港機場，發往全球130余個國家與地區。
對區域發展而言，大橋的輻射效應持續釋放。珠海金灣、中山等地的制造業直接受益，遠東幕墻等企業的產品三小時即可抵達港澳，市場空間大幅拓展。2025年1月，黃茅海跨海通道通車，與港珠澳大橋連成南部交通走廊，有效分流車流；軌道四網融合、“一碼通三地”等舉措，讓要素流動更加順暢。隨著深中通道、黃茅海通道等相繼建成，大灣區跨江跨海交通群逐步成型，加速了東西兩岸的資源流動，為西岸地區注入強勁增長動能。
四、格局升華：一座橋背后的國家戰略與時代意義
港珠澳大橋的價值，早已超越了單一工程的范疇，它不僅是利益取舍的見證，更是國家戰略的體現、民族自信的象征，以及“一國兩制”實踐的生動寫照。
從當年的爭議來看，李嘉誠的反對源于商業利益的考量，無可厚非，但他局限于短期收益的視角，未能看到項目背后的長遠價值。而胡應湘的堅守，則站在了區域發展的高度，他深知一座跨海大橋能打破地域壁壘，讓粵港澳三地形成發展合力。時間給出了最公正的答案：大橋并未如李嘉誠擔憂的那樣沖擊香港港口地位，反而通過“陸運+海運”的互補模式，完善了區域物流網絡；而他當年極力維護的港口業務，在時代浪潮中未能避免轉型壓力，反觀大橋則成為大灣區建設的核心支撐，印證了“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的深刻道理。
在國家戰略層面，港珠澳大橋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標志性工程。它實現了三地“硬聯通”，更通過通關便利化、政策協同等“軟聯通”，加速了人員、貨物、資金、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動。7年來，大橋口岸的貿易伙伴網絡不斷織密，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進出口貨值同比增長52.6%，出口貨物收發地覆蓋內地31個省區市，觸達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為聯通內外的重要樞紐。
更深遠的意義在于，這座大橋是民族自信與工程實力的彰顯。建設過程中，工程師們攻克了外海沉管隧道、人工島筑島等多項世界級技術難題，創造了多項世界之最。它的建成通車，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工程技術能力與創新精神，更體現了“一國兩制”下粵港澳三地協同發展的強大合力。從“中國香港隊”到“香港隊”的稱謂之變，再到港珠澳大橋帶來的深度融合，都印證著國家的強大與自信——當融合達到一定深度，刻意的強調已無必要，行動與成果便是最有力的證明。
結語：遠見者行遠，篤行者功成
港珠澳大橋橫跨伶仃洋，連接的不僅是香港、珠海、澳門三地的地理空間，更是過去與未來、利益與格局、個體與國家的精神紐帶。當年的遠見之爭，如今已塵埃落定：李嘉誠的商業邏輯雖符合短期利益，卻難抵時代發展的洪流；胡應湘的執著堅守，因順應區域融合大勢而終獲成功。
這座橋告訴我們：真正的遠見，是超越個體利益的格局，是順應時代潮流的智慧，是著眼長遠發展的擔當。它用七年的輝煌成就證明，國家發展的大格局，遠非單一商業利益所能局限；區域融合的大趨勢，終將沖破重重阻礙。未來，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深入推進，港珠澳大橋還將持續釋放紅利，而它所承載的遠見、堅守與融合精神，也將激勵著我們在時代浪潮中，以更大的格局、更堅定的信念，書寫民族復興的壯麗篇章。
伶仃洋上的遠見之爭：港珠澳大橋如何超越一座橋的意義
2025-11-16 16:37來源：大學教育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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