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承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將進酒》）世界變動不居、韶華一去不返。在李白看來，人既然認清了追求永恒、追求來世或者回到美好的過去是一場徒勞的苦役，不如放下擔負，順應世界之變，珍惜當下，及時追求現世的歡愉。正如李白在另外一段文字里所表述的：“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游，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詠，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李白認為，光陰不為任何人停留，浮生若夢，死生不定，不能辜負良辰美景、桃花煙柳，所以應該順應天序，及時“為歡”，秉燭夜游、坐花詠詩、痛飲金谷、飛觴醉月，將歡娛進行到底。李白的這種“順應”的達觀人生態度，在《將進酒》里，更是有著充分的表現。具體來說，其物來順應的人生態度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順應人生的情勢。人的一生總是會因為世事人情而遭遇到各種情緒，李白更是一位情緒敏感的詩人，當他不得意時，他要舉杯消愁、散發弄舟，“亂我心者，今日之日不可留……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作為一個重視生命感受的人，李白總是順應情緒的變化，用自己的行動將情緒釋放出來。所以在《將進酒》里，他自覺人生得意時，要及時將人生的歡愉表達和釋放出來，展現生命的美好，“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李白：《將進酒》）。李白認為，人不必以理性的計較、利益的考量來拘束生命的本質，不能將自己的奔放生命束縛在蠅營狗茍的生活算計中。自然的生命有追求歡悅的沖動，應該順從這種本性實現自我的歡愉，要如王羲之所說“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王羲之：《蘭亭集序》）。古典詩歌里所表達的個性解放的氣質，順應情緒的變化，尊重個體的生命感受，具有一定的思想意義。莊子曾說：“游心于淡，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莊子·應帝王》）在莊子那里，內心不系于外物，不刻意文飾和扭曲自己的心志來應對事務，才是自然正道。宋儒程顥也曾在答復張載的《定性書》中說：“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程顥也主張將“順應”作為處世的根本方式。所不同的是，李白的“順應”更多的是“率性而為”，順從自己的生活感受，而莊子的“順應”是無為而順，程顥的“順應”則是“公其心順天下之物”，各有側重。李白對于生活感受的順應，既有其懷才不遇而索性對自己的放縱，更多也有對于宇宙人生、性與天道的通透體認后的自在之感，他認為，人生只有順應內在的感性欲求并及時行樂，才是真正體認了“天道”。無論是莊子、李白還是程顥，他們所表現出來的“順應”都是中國思想對于“性與天道”體認后的不同反映，不過，李白的“順應”觀，往往是為期望人們積極參與康濟群生、修己安人的社會和倫理活動之正統儒學所不能接受的。
第二是順應才性的發展。才性是人的自然稟賦和后天文化養成并在使用過程中展現的能力之綜合體，“性”是人的內在本質，“才”是在具體的生活場景運用中所體現的能力。自然給予人的稟賦有所不同，在生活中能否才盡其用也各隨際遇。但不管人有什么樣的才性，總歸會發揮一些作用，關于才性之“用”的問題，前有莊子，“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莊子·人間世》），要么是《逍遙游》里大觚的“無用之大用”，要么是“不材之木”的保全生命，“是不材之木。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莊子·人間世》）。后世有明代“異端”李贄所謂“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這些都與“天生我材必有用”遙相呼應。李白在詩中認為，如果不論一時一地的得失，人們的才性必然會得到其妥當的運用，不管有多少失去的東西，最終也可能會以各種形式予以回報，所以人應該樂天安命。于是，李白表達了這種懷才不遇式的典型“自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李白：《將進酒》）在自己的才華沒有施展和用武之地，個人處在生活窘困之際，抱怨、哀嘆對于生活于事無補，不如懷有一種樂觀的心態，靜待生活處境的轉圜。這種順應觀，當然能夠安撫人心，但是也會成為很多人逃避現實、自暴自棄的借口。莊子的順任自然，在一定意義上放棄了人的社會責任和倫理義務，呈現出完全順應自然乃至無為的精神狀態。但李白這里的“順應才性”，實際上還期待著回報，“必有用”與“還復來”，其實是希望放任自己并相信自己能夠得到回報，隱然有凌云之氣。故而，在一定意義上，李白這里的表達具有兩重含義，一是不孜孜計較于一時一刻的得志與財富，并以此順任自己的才性發展，不能因為某時某刻的需求而扭曲自己的人格與才情，從而獲得短暫的利益；二是要堅信自己的才性一定能夠得到充分的發展，也會得到物質利益上的回報，因此也不能完全喪失生活的信心而變得一蹶不振并郁郁寡歡。這兩重含義，實際上都是為了下面幾句詩所表達的“及時行樂”做鋪墊的。換言之，勸慰他人和自己要順應才性的發展，相信自己定會得到恰當的施展，實際還是為了“及時行樂”尋找恰當的借口。
第三是順應眼前的處境。處境或者情境指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具體情況，比如孟子說“彼一時，此一時也”（《孟子·公孫丑下》），就是指的人所在的具體情景對于人的行為的直接影響。在酒宴上，人們酒酣耳熱，盡興暢飲，在這種處境下，李白勸說他的朋友們要“乘情直往”，在酒局上汪洋恣肆的飲酒縱歌：“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李白：《將進酒》）這里的“烹羊宰牛”來自曹植的酒局，“置酒高殿上，親交從我游。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曹植：《箜篌引》）。在這個酒局上，曹植也是呼朋喚友、大快朵頤、酣暢飲酒。“三百杯”則來自另一場著名的酒局，《世說新語·文學》記敘鄭玄在自旦至暮的酒局上，在三百余人的“奉觴”下，順應情境，痛飲三百杯而面不改色。李白化用這兩場歷史上著名的酒局，來說明在這種情境下，必須要順應情勢、乘興而飲。個人生命精神的放縱，在宴飲的局面下，不再受到限制，而是得到徹底展現，這種“杯莫停”的亢奮以及“長醉不醒”的沉淪，是個體生命的真實展露。《將進酒》里的狂飲、放歌的行樂，給參加宴飲的人帶來精神上的歡愉和肉身上的放松。這種狂放的生命精神，正是中國思想里自由不羈、熱烈奔放之精神狀態的寫照，是中國文人傳統中的非理性氣象以及對于美好生活的另外一種向往，與儒家所倡導的禮儀、道德、倫理和秩序完全不同，與道家的清靜、無為、寡欲也存在巨大差異，形成了中國文化傳統中所特有的“詩酒精神”，以詩意的方式來渲染飲酒對于美好生活的意義，并通過飲酒來表達對于人生、社會和歷史的感懷。
來源：《詩酒精神》（《與爾同銷萬古愁：<將進酒>的哲學之維》節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