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記者 吳焰
抽水馬桶、衛生設施，是城市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回溯城市發展歷史的重要截面。
城市之痛
很少有人會把自己的學術研究方向定為“如廁史”。
沈辛成是。
這位1984年出生的上海本地人，教育經歷頗有意思：本科，北京大學博物館學專業；碩士，先后在復旦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研究考古學、博物館人類學；博士，在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攻讀科技史。現在，他是上海交通大學科技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一名青年教師。
沈辛成自稱有一段“童年陰影”。
普陀區曾經的“兩灣一宅”地塊，居民從狹窄的弄堂里錯身走過。（上海人民城市實踐展示館供圖）
小時候，每逢周末，他常隨父母去看望住在長寧區幸福村的爺爺奶奶。爺爺家是三層樓的舊式里弄房子，外表洋氣，卻無廁所。在樓梯下方的三角形空間里，放著一只手拎木桶，每天早晨倒一次。每個雙休日，沈辛成去爺爺家前，先在家里“排空”，盡量不在爺爺家“方便”。實在憋不住了，也只能使用馬桶解決。“全家人都用一個馬桶，用蓋子蓋著。可那味兒，哪捂得住。”他每次必拿著風油精，放在鼻子前，“去味”。
“幸福村為什么沒有抽水馬桶？”童年記憶太深刻了，以至于在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攻讀科技史時，沈辛成毅然把博士論文定為上海給排水工程歷史研究。
其實，這也是上海人的集體“陰影”。
在不少反映上海市井生活的影視劇中，都有上海人清晨倒馬桶的場景。在1994年2月18日的《人民日報》上，記者郭偉成在《小馬桶困擾大上海》的通訊里，這樣寫道：
“大上海屋檐下，每天都有70萬只馬桶招搖過市。這可不是‘天方夜譚’。直到90年代的今天，在這個世界聞名的大都市里，還有幾百萬人每天不得不與馬桶打交道。即便在南京路、淮海路這樣有名的商業區，只要走進后街的小胡同，也能夠尋到馬桶的蹤跡。”
“早先，弄堂里報曉的是糞車的鈴聲。隨著叮當鈴響，一聲吆喝：‘倒馬桶……’便是一呼百應，家家戶戶拎著馬桶往外跑。”
招搖過市的“馬桶”，其實是泛指。有的是體積大些的木質馬桶，有的是塑料或搪瓷痰盂。皆因家里缺乏衛生設施，樓里沒有公用廁所，或是幾戶人家合用一個衛生間，極不方便，于是家家自備一只馬桶，每天清早，就拎著馬桶走到弄堂附近的倒糞站。
很多人難以理解，解放前，上海就已經是“遠東第一大都市”，電車、自來水廠等領先亞洲。無論是對現代事物的接受程度，還是城市基礎、生活品質，在全國都是最時尚的，為什么在“如廁”這樣一個關乎隱私、體面的生活需求方面，還有那么多人長期停留在“手拎馬桶”時代呢？
馬桶之困
“抽水馬桶從來不僅是一只馬桶，還是一整套城市治理理念、基礎設施配置、上下游產業、市民生活方式。”這是沈辛成研究后的結論。在他看來，抽水馬桶是城市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回溯城市發展歷史的重要截面。
上世紀初，關于抽水馬桶，上海曾發生過一起官司。
1914年，上海公共租界里，一位業主打算給自己新建的大樓安裝抽水馬桶。他向當時的工部局提出申請，但是，工部局卻援引《建筑章程》第76款和《土地章程》第30款，明確拒絕這一申請。
理由是：裝抽水馬桶，就會徹底改變原有的體系甚至產業，“糞霸”“糞頭”的利益會極大受損；水廁排污需要重新改造城市下水管網；抽水馬桶的安裝，還需要調整建筑規范乃至市政建設標準……
那場“官司”，結局是這樣的：1915年7月，業主和工部局對簿公堂，最終業主被允許安裝抽水馬桶。于是，上海出現了第一棟合法合規安裝抽水馬桶的建筑，這就是“外灘一號”亞細亞大樓，曾經的麥邊大樓（McBain Building）、今天的上海久事國際藝術中心，它位于外灘與延安東路的交會點上。
從這之后，抽水馬桶開始走進20世紀初上海人的現代生活。但也像奢侈品一樣，只出現在有錢階層和上流社會。
為了處理水廁產生的污水，當時工部局選擇了污水管網和化糞池并用的模式。“這個‘兩分模式’，在百年之后，給上海打贏‘告別馬桶’的攻堅戰帶來了先天困局。”沈辛成說。
因為建造大型污水管網成本很高，已建小區不可能拆掉地表建筑重新埋管，很多就使用化糞池模式。于是，在傳統上海的城中心地帶——黃浦、虹口、靜安等局部地區，一直沒有糞水下水道。這才有了當年家家拎馬桶、戶戶倒痰盂的場面。
海派文化作家吾非羊曾撰文形容：“在一個幾乎沒有化糞池、排污管、抽水馬桶的時代，上海人用木質馬桶、糞車、清潔夫、糞碼頭和糞便回收等人員和器物設施，構建出一個近代城市排污公共衛生系統，從而成為中國現代城市治理文明的重要部分。”
解放之初，上海500萬人口中約80%的居民靠“拎馬桶”生活。
馬桶也成為上海人家的生活日用品，上海人對“倒馬桶”也習以為常。甚至于，上海人結婚時，女方的嫁妝里一定要有馬桶，漆成紅色，貼上雙喜，里面放紅棗、花生、雞蛋等討口彩，叫作“子孫桶”。
尊嚴之盼
“手拎馬桶”現象背后，也是一座超大型城市治理難題的真實截面。
上海的一些民居建筑，比如新式里弄、花園洋房和西式公寓，雖然很多年齡逾百年，但設計標準比較高，當初是有抽水馬桶甚至高腳浴缸的。
梧桐區、法式洋房……黃浦區陜西南路39弄的長樂邨始建于1925年，曾被稱為“梵爾登花園”。作為衡復歷史風貌區內的優秀歷史建筑，這里曾走出豐子愷、董竹君、莫非仙等名人，是許多游客的寶藏打卡地。
解放初期，這里還屬于上海的“高檔住宅”，一個門棟一戶人家，獨門成套的新式里套，有屬于自己的衛生間、淋浴房、廚房間、大露臺。
然而，人口激增，一個門棟拆成幾戶人家住，最多時，住了近30人。“上海屋檐下”“72家房客”，這些影視劇里的獨特景象，真實還原了上海普通人家的蝸居生活。
今年88歲的裘宗河在長樂邨住了60多年。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曾和其他3戶老人共用一間不到1.5平方米的衛生間。
普陀區曾經的“兩灣一宅”地塊，居民在倒馬桶。（上海人民城市實踐展示館供圖）
如廁要排隊；洗澡要打水，拎著熱水壺一遍遍從一樓走到二樓；高腳鐵鑄的大浴缸也成為居民的心病，其邊緣離地近半米，對裘宗河來說，“進去好困難”。
花園洋房住進了“72家房客”，工人新村里一代變兩代、成三代。人口的激增，造就了普通百姓的蝸居生活，也令“如廁難”問題加劇。
“雜居，混居，私自搭建……造成了上海人的居住面積和如廁難問題，在全國都是突出的，簡危房、棚戶區、成片的二級以及舊里住房面積很大。”老建筑檔案專家婁承浩說。
資料顯示：1990年時，上海人均居住面積6.6平方米，數十萬家庭的居住面積不到4平方米，低于2.5平方米的還有3萬戶。
巴掌大的地方，承載全家老少的吃喝拉撒睡。連床都放不下，只能擺張折疊沙發，白天坐人，晚上拉開當床；廚房共用，廁所要么幾家共用，要么干脆沒有。哪里還有空間有個獨立衛生間？
告別“拎馬桶”，擁有獨立的衛生設施，這個“一平方米的尊嚴”，成為無數上海人最渴盼的“夢想”。
現代化之路
2016年，正在佐治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的沈辛成，看到一篇報道。
報道內容，是上海開啟“一平方米馬桶工程”計劃。文中講了南京西路一個社區，約500戶居民，終于用上抽水馬桶，不再出門倒馬桶。照片上，一位老奶奶面對著家中的抽水馬桶，笑得非常燦爛。那一刻，沈辛成想起了自己已經離世的爺爺。他很想了解，一個獨立的抽水馬桶，對上海人意味著什么。
沈辛成開始研究抽水馬桶的工程技術史，研究這座城市的痛與笑。他發現，上海人告別“拎馬桶”的過程，正是這座城市舊居改造、城市更新的過程。
1990年代，上海推動“365危棚簡屋”改造和舊住房成套改造；2000年以來，上海持續加大舊改力度，對中心城區成片二級舊里以下房屋進行改造。手拎馬桶漸漸退出上海市民生活。
“過去40年上海城市的大發展史、民生改善史，就是一個‘去手拎馬桶化’的過程。”沈辛成感慨。
時至2023年，上海手拎馬桶存量已大幅壓減，最終僅剩的14082戶“拎馬桶”點位，成了“硬骨頭中的硬骨頭”。
因為這14082戶，改造難度極大：市政配套落后、中心城區空間局促、鄰里關系復雜、改造成本巨大。上海探索“抽戶搬遷+保護性修繕”等模式，在“螺螄殼”里做民生“道場”。
“時代的慣性，塑造我們對‘現代’一詞的認知，殊不知現代化的征程并不是被某一種技術的問世而托舉的，歸根結底還是在人，還是在政治決心。”沈辛成與學生、網友分享著自己的觀點：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鮮明特征中，就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始終追求協調發展。
2020年12月9日，在楊浦區杭州路471弄的老房子里，邱燕萍沿著閣樓樓梯走上來，頭頂后是僅夠一人使用的衛生間。（圖/新華社記者方喆）
2020年12月30日，邱燕萍在動遷到青浦區的新房子里打掃寬敞的衛生間。（圖/新華社記者方喆）
“老弄堂的衛生窘境成為過去，逼仄閣樓有了獨立衛浴，讓斑駁磚墻間升起現代生活的溫度。這場‘一平方米革命’，串起了從除疴去弊到品質躍升的民生脈絡。”在沈辛成看來，上海的現代城市發展史，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上海人民改造環境、改善居住條件、打造宜居生活的歷史，“既波瀾壯闊，又細致入微”。
原文刊載于2025年第25期、12月8日出版的《民生周刊》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