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致力于文化遺產保護對話——向國際同行講述“長城故事”
王天蓮（左一）和同學外出調研時合影。
王天蓮留學近照。
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不久前，王天蓮獲國家留學基金委員會資助，到比利時魯汶大學留學。她的研究課題是用現代科技為長城全線進行“全身體檢”，推動文化遺產保護從被動修復到主動預防的跨越。
在這段跨越東西方的學術之旅中，她用研究踐行文化交流，也深刻體會到，文化遺產保護是全人類的共同使命。
在國內：為長城做“全身體檢”
在天津大學攻讀博士期間，我所在的天津大學長城研究團隊，是一支專業的“長城體檢隊”。我們利用數字化技術為這位古老的“巨人”定期巡檢，把脈健康。
在我的導師李哲教授帶領下，我們一次次奔赴長城沿線，展開野外調查，利用無人機低空攝影測量技術，為長城建立厘米級精度的“長城全線實景三維圖像庫”。這不僅是數字化的記錄，更是全方位的“健康檔案”：每一道墻體裂隙的走向、寬度、深度，每一塊磚石的風化程度，甚至周圍地質環境的微小變化，都被實時記錄和分析。
為了研究夯土長城鹽堿掏蝕病害的規律與機理，我曾跟隨導師在暑期頂著烈日，在甘肅明長城上進行數據采集與采樣。我們小心翼翼地提取鹽堿化侵蝕的墻體樣品，在現場開展材料的物理力學檢測。當海量的數據在電腦中匯聚成可視化的模型時，那些肉眼難以量化的病害都清晰呈現。這讓我深刻認識到，預防性保護的核心在于“治未病”。與其等到墻體坍塌再搶救，不如提前預警，用最小的干預換取最長久的安全。
在海外：比較研究帶來新啟發
得益于國家留學基金委的資助，我來到比利時魯汶大學進行聯合培養，這里進行的學術交流讓我對文化遺產保護有了全面的認識。
我曾跟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預防性保護教席和國際遺產保護中心主任學習，這些經歷為我的研究開辟了新視角。我的外方導師在歡迎儀式上說：“保護遺產是人類共同的責任。”這句話讓我印象深刻，我體會到作為文化遺產保護研究者，應當具備全球視野與擔當。
我有機會參與了由比利時魯汶大學雷蒙德·勒梅爾國際遺產保護中心、加拿大卡爾頓大學、意大利都靈理工大學等高校共同舉辦的建筑遺產測繪工作營，對魯汶當地的中世紀教堂進行數字化測繪工作。在使用高精度掃描儀記錄教堂拱券的每一處石材接縫時，通過對比分析，我發現歐洲石質建筑在形制、結構與病害機理方面雖與長城存在一定差異，但其預防性保護策略卻具有高度的相互借鑒價值。
此外，對古羅馬時期軍事要塞的調研讓我獲得了更深層的啟發。這些歐洲城堡與長城同屬古代軍事防御設施，卻在建造工藝、材料運用和與地形結合方式上各具特色。通過對比研究，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長城作為中國“最大規模線性遺產”的獨特保護挑戰——其跨越不同氣候區、建造工藝復雜等特點，需要制定更有針對性的保護策略。這種雙向的交流與碰撞，讓我的研究視野更加開闊。
融匯中西：為文明續脈
我的導師時常教導，我們不僅要讀懂長城的歷史，也要運用當代新技術去延續它的生命，展現中國在守護人類共同財富上的擔當。長城橫亙山河，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脊梁；穿越千年，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見證。守護長城，既是延續我們民族的厚重文脈，也是為全人類守護一份珍貴的共同遺產。
在魯汶的學習經歷讓我對這番話有了更深的理解。每次向國際同行講述“長城故事”時，我都能感受到他們對中國古老文明的敬意。長城作為大型線性遺產，其保護難度世所罕見，背后展現的則是中華先民無與倫比的智慧與毅力。
在深入比較中西方遺產保護實踐的基礎上，我的研究隨后進入了融會貫通新階段。我開始在國際學術界積極分享長城保護的“中國經驗”，同時也將歐洲在預防性保護領域形成的方法論，與我國已有的保護理念與實踐相結合。
不久前，在國際遺產保護研討會上，我系統闡述了對明長城全線數字化的研究成果。通過翔實的數據和跨地域比較分析，展現了中國長城在適應自然環境、材料組合運用和豐富建筑設施與形制等方面的獨特智慧。這場報告引發了與會專家的熱烈討論，有歐洲學者說，這項研究將數字化技術從單純的記錄存檔，推進到了支持科學決策的預防性保護新階段，展現出很大的應用潛力，為解決同類遺產的保護難題提供了可借鑒的“中國方案”，這讓我非常開心。等回國后，我會繼續從事研究，運用數字化科技，讓長城所承載的歷史、文化與精神，能夠更完整地傳續。
作為一名有幸受到國家資助、跨越山海求學的青年，能投身于這項“為文明續脈”的偉大事業，我倍感光榮。我相信，東方的營建智慧與西方的監測技術融合，必將為保護長城注入新的活力。
在這場跨文化的學術旅程中，我深切體會到，文化遺產的保護，既需要扎根民族土壤，也需要擁有國際視野。從長城出發，走向世界，再回到長城——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求索之路，更是我們這一代青年學者的使命與榮光。
（作者系比利時魯汶大學與天津大學的聯合培養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