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慶歷年間的杭州書坊，畢昇蹲在地上，手里捏著塊膠泥，指尖在上面細細刻著字。案上擺著一堆刻好的泥塊，有“之”“乎”“者”“也”，還有些常用的姓氏，像小豆腐塊似的碼得整整齊齊。
那時印書還用雕版，一塊木板刻一篇文章，刻錯一個字就得整版報廢。畢昇在書坊當刻工，見老師傅們常為刻錯一字而捶胸頓足，心里總琢磨：“要是字能拆下來，錯了換一個，豈不是省了許多功夫？”
他先試著把字刻在木頭上，可木頭遇潮會脹，字與字之間擠得歪歪扭扭。他又換了膠泥，把細膩的黏土揉成團，捏成方塊，在上面刻反字——就像雕版那樣，字要反過來刻，印出來才是正的。刻好的泥塊放進窯里燒，燒出來硬如磚石，蘸上墨，往紙上一按，竟清清楚楚。
可單字能印還不夠，怎么讓這些字排成一篇文章？畢昇找來一塊鐵板，上面鋪層松脂、蠟和紙灰的混合物，再把泥活字按文章順序排上去，排滿一版，就把鐵板放在火上烤。松脂融化后，他用平板把字壓平，等冷卻了，一版字就牢牢粘在鐵板上，跟雕版一模一樣。
第一次試印時，書坊老板抱著胳膊冷笑：“這碎塊塊能頂用？怕是印兩頁就散了。”畢昇不說話，只顧著往活字上刷墨。第一頁印出來，字跡方正，墨色均勻，竟比雕版還鮮亮。老板湊過來細看，摸著紙面嘖嘖稱奇：“奇了！這字看著比雕版還精神。”
可問題很快來了：常用字不夠用。一篇文章里“的”字能出現幾十次，畢昇只得把常用字多刻幾枚，最多的“之”字刻了二十多個，堆在木盒里，貼著標簽，要用時一找就著。
有回印《論語》，刻工們排到“學而時習之”，發現“之”字正好用完。畢昇笑著從窯里取出新燒的“之”字：“早料到了，多備了幾個。”他邊說邊換下剛用過的“之”字，往鐵板上一放，加熱、壓平，片刻就續上了。老板看著這場景，忽然拍著大腿：“這法子要是傳開，印書可比從前快十倍！”
畢昇的活字印刷術很快在江南傳開。有個老雕工不服氣，帶著自己刻的雕版來比：“你這活字印得快，可比得過我這傳世的雕版精細？”畢昇取來兩本印好的書，一本雕版，一本活字。陽光下，活字印的字筆畫挺拔，竟真的不輸雕版。老雕工嘆道：“我刻了一輩子版，竟不如你這堆‘泥疙瘩’。”
晚年的畢昇把活字傳給徒弟，叮囑道：“字是死的，人是活的。用活字不光是省功夫，是讓更多書能印出來，讓更多人能讀書。”他去世后，徒弟們帶著泥活字走南闖北，把這技藝傳到了西夏、朝鮮，后來又經絲綢之路傳到歐洲。
如今在杭州的印刷博物館里，還擺著按畢昇方法復原的泥活字。陽光透過玻璃窗照在上面，那些小小的方塊字仿佛還帶著松脂的香氣，訴說著一個普通刻工的匠心——他沒留下驚天動地的功業，只憑著對“省點功夫、多印點書”的樸素想法，悄悄改變了知識傳播的速度，讓文明的種子能借著印刷的翅膀，飛得更遠、更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