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宋慶歷年間的杭州書坊,畢昇蹲在地上,手里捏著塊膠泥,指尖在上面細細刻著字。案上擺著一堆刻好的泥塊,有“之”“乎”“者”“也”,還有些常用的姓氏,像小豆腐塊似的碼得整整齊齊。

那時印書還用雕版,一塊木板刻一篇文章,刻錯一個字就得整版報廢。畢昇在書坊當刻工,見老師傅們常為刻錯一字而捶胸頓足,心里總琢磨:“要是字能拆下來,錯了換一個,豈不是省了許多功夫?”
他先試著把字刻在木頭上,可木頭遇潮會脹,字與字之間擠得歪歪扭扭。他又換了膠泥,把細膩的黏土揉成團,捏成方塊,在上面刻反字——就像雕版那樣,字要反過來刻,印出來才是正的。刻好的泥塊放進窯里燒,燒出來硬如磚石,蘸上墨,往紙上一按,竟清清楚楚。
可單字能印還不夠,怎么讓這些字排成一篇文章?畢昇找來一塊鐵板,上面鋪層松脂、蠟和紙灰的混合物,再把泥活字按文章順序排上去,排滿一版,就把鐵板放在火上烤。松脂融化后,他用平板把字壓平,等冷卻了,一版字就牢牢粘在鐵板上,跟雕版一模一樣。

第一次試印時,書坊老板抱著胳膊冷笑:“這碎塊塊能頂用?怕是印兩頁就散了。”畢昇不說話,只顧著往活字上刷墨。第一頁印出來,字跡方正,墨色均勻,竟比雕版還鮮亮。老板湊過來細看,摸著紙面嘖嘖稱奇:“奇了!這字看著比雕版還精神。”
可問題很快來了:常用字不夠用。一篇文章里“的”字能出現幾十次,畢昇只得把常用字多刻幾枚,最多的“之”字刻了二十多個,堆在木盒里,貼著標簽,要用時一找就著。
有回印《論語》,刻工們排到“學而時習之”,發現“之”字正好用完。畢昇笑著從窯里取出新燒的“之”字:“早料到了,多備了幾個。”他邊說邊換下剛用過的“之”字,往鐵板上一放,加熱、壓平,片刻就續上了。老板看著這場景,忽然拍著大腿:“這法子要是傳開,印書可比從前快十倍!”
畢昇的活字印刷術很快在江南傳開。有個老雕工不服氣,帶著自己刻的雕版來比:“你這活字印得快,可比得過我這傳世的雕版精細?”畢昇取來兩本印好的書,一本雕版,一本活字。陽光下,活字印的字筆畫挺拔,竟真的不輸雕版。老雕工嘆道:“我刻了一輩子版,竟不如你這堆‘泥疙瘩’。”

晚年的畢昇把活字傳給徒弟,叮囑道:“字是死的,人是活的。用活字不光是省功夫,是讓更多書能印出來,讓更多人能讀書。”他去世后,徒弟們帶著泥活字走南闖北,把這技藝傳到了西夏、朝鮮,后來又經絲綢之路傳到歐洲。
如今在杭州的印刷博物館里,還擺著按畢昇方法復原的泥活字。陽光透過玻璃窗照在上面,那些小小的方塊字仿佛還帶著松脂的香氣,訴說著一個普通刻工的匠心——他沒留下驚天動地的功業,只憑著對“省點功夫、多印點書”的樸素想法,悄悄改變了知識傳播的速度,讓文明的種子能借著印刷的翅膀,飛得更遠、更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