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近照
我們這一代人的閱讀，始于別無選擇中的選擇。
我們禁止翻譯和閱讀西方的許多著作，它們曾經被冠以形形色色的罪名。中學時代，我們就知道“禁書”的存在了。至于“內部發行”的灰皮書、黃皮書、藍皮書之類，在偏僻的縣城不可得見，大約只有京滬等大城市的高干子弟及其朋友才有傳閱的資格。“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版陷于停頓，圖書館被劫洗一空。由于我遭到運動的沖擊，一度打成“牛鬼蛇神”，恐懼中燒掉家里的大部分藏書，僅余一兩百冊，連同“馬恩列斯毛”著作，及魯迅著作一起，給自己在荒蕪的歲月里閱讀反芻。
當時年輕，對知識和真理懷有一種不可遏止的熱情。每隔一段短時間，我都會騎自行車溜出縣城，一面打聽小道消息，一面求借書刊。《摘譯》叢刊是那時讀到的，青年思想者的《出身論》、《中國向何處去》是那時讀到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話》也是那時讀到的。借書、還書、借書、還書……那段往來于城鄉之間的旅途，貫穿著一種莫名的神秘之感，至今難以忘懷。
大約到了1974年，報刊漸漸多了起來。此時，我因一個偶然的機會，戲劇性地變做了鄉村醫生。經濟條件有所改善，一個人訂閱了二十余種報刊，從《人民日報》、《參考消息》到《歷史研究》，從《朝霞》、《學習與批判》到《人民文學》，從中獲取外部世界的各種信息。數年如一日，每到清晨，我便如同守著一個密約似的，走向村南小學的鳳凰樹下，迎候我的綠衣使者。
1981年7月，我被借調到省城做編輯工作。我欣喜于作為一個書籍的消費者，從此可以由自己將書籍制作出來奉獻于社會了。
原出版社資料室藏書豐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里面居然擁有大批“皮書”。但是，資料室里一名改正未久的“右派”，總是帶著一種審視的目光看我，態度很不友好。我對此一直感到納悶，后來從報上看到大量“農民工”受歧視的報道，才仿佛有所悟。我也是“農民工”，沒有工作證，不能像其他正式員工一樣享受借書的權利，借書是需要“保人”的。我想，大約是提防我某日被解雇然后攜書潛逃的罷？在個人閱讀史上，這是一段難以磨滅的恥辱記憶。
上世紀80年代初，讀者在書店排長隊購書是一大人文景觀，我親眼見過搶購吉拉斯的《新階級》的盛況，場面十分感人。這時，西方文學名著紛紛重版，長期被禁的一些蘇聯作品如《日瓦戈醫生》、《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等陸續面世。“反面烏托邦”三部曲（奧威爾著《1984》、赫胥黎著《美麗新世界》，扎米亞京著《我們》）的出版，當時并不特別被人注意，經過時間發酵，至90年代其意義才顯示出來。現代派作品的翻譯呈勃興之勢，它們長于表現黑暗、危機和叛逆，出現在浩劫之后傷痕累累的中國，可謂適逢其時。1983年的“清污”運動，把現代派定性為一種“精神污染”，可見其潛在的影響力。
袁可嘉選編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選目精當，在青年大學生中廣為流布，我是最早在這里讀到《荒原》、《二十二條軍規》、《等待戈多》等作品，并由此出發，涉獵相關的各類書籍的。其間，購讀的有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國文藝》雜志及《外國文藝叢書》，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的《20世紀外國文學叢書》，及稍后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法國廿世紀文學叢書》，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丁美洲文學叢書》等。這些氣派宏偉的叢書，讓我認識了許多陌生的作家，使我對于20世紀世界文學地圖有了一個較為系統的了解。
董樂山先生把80年代初期對西方文化的介紹稱作“第二次西風東漸”。我以為，現代價值觀念的引進是第一重要的，方法論尚在其次，雖然稍后騰起過一陣“方法論熱”。在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乃至自然科學領域傳播新知識、新觀念方面，由包遵信主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來叢書》居功至偉。當時，除了商務印書館重印的《漢譯名著》，三聯書店的《文化生活譯叢》和《新知文庫》，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編印的《西方學術譯叢》，從西方直接移譯過來的著作甚少，所以叢書甫一問世，即風行全國。
這套大型叢書立足于中國現實及改革，具有明顯的啟蒙性質，行文也曉暢易讀。我購讀了其中的大部分，它們確實給我帶來了許多新東西，像“熵”，此前就聞所未聞。還有好幾部暢銷書值得一提。是柳鳴九主編的《薩特研究》，最先帶動我尋找西方現代知識分子，認識存在主義哲學；是房龍的《寬容》和茨威格的《異端的權利》，煽起我對思想史的熱情；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也是那時候開始接觸的；托夫勒的未來學著作《第三次浪潮》以它的沖擊力，激發了我和同時代人對于改革的憧憬，以及一種躁動難耐的心情。總的說來，當時的出版物是有使命感的，嚴肅而活躍；置身其中，竟有八面來風的感覺。
由于“清污”時蒙受打擊，郁悶中擬寫魯迅的傳記。要寫好這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談何容易，這對于我的知識結構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可是，誘于魯迅的人格魅力，我無法退讓回避，終于決意投入高強度的閱讀訓練。我閱讀中國歷史，尤其是近現代史，包括政治史、文化史、文學史。我不能不直接查找原始史料，翻閱發黃的報刊，如《新青年》、《語絲》、《新月》等等。我發現，歷史果真被涂改得厲害。譬如在“五四”運動、“三一八”慘案中，領導者大多是國民黨人；譬如在《新青年》“內訌”期間，有關辦刊的原則，魯迅基本上是支持胡適而反對陳獨秀的；又譬如，魯迅并非“左聯”的“盟主”，在后期實際上是被孤立被排擠的，諸如此類。
魯迅自稱他的哲學是“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原信為“無治的個人主義”，也可讀作“無政府主義”）的結合體，我得弄清楚這些哲學、政治學、倫理學的資源，從源到流是怎樣從西方到東方到魯迅那里去的。魯迅首肯“托尼思想，魏晉文章”的提法，就得讀托爾斯泰，讀尼采，讀嵇康。要給魯迅“定位”，還必須閱讀他的同時代人，像陳獨秀、胡適、周作人、梁實秋，都是始于這個時候閱讀他們的文集。后來我化名給出版社編輯一套二十種的現代作家散文叢書《人生文叢》，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完成的。長達六年，圍繞魯迅取徑閱讀，不但拓展了知識面，而且可以因集中的閱讀而增進對相關的社會和歷史問題的思考。
80年代有過“異化”和人道主義問題的討論，有過美學熱和文化熱，后來還有過“新權威主義”的聒噪，這些現象觸動知識界乃至全社會的神經，促使我隨機作“介入閱讀”。“異化”是個大問題，涉及眾多學科，作為一種理論，很有實踐價值，可惜最終局限于哲學小圈子，而且也如后來的“人文精神”問題的討論一樣無疾而終。美學是人類精神創造中最精微的部分，馬爾庫塞他們高度評價藝術的作用，甚至視之為人類解放的重要的指標。
當時，高爾泰強調“美是自由的象征”，但我總以為距離現實政治未免太迂遠，所謂遠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對于美學書，像我這種心浮氣躁的人只是泛泛而讀罷了。薩特說，文化大而無當；細化倒不難掌握，譬如政治文化、經濟文化、宗教文化、法律文化等等。不過，文化可以給人以一個開闊的視野是的確的。至于“新權威主義”，作為理論，表面上看是拿來的洋貨，本質上同祖傳的玩意差不多，正所謂“沉滓的泛起”。對此，我以為略知其詳即可，并未深究。
1989年對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年頭。這一年，《人間魯迅》三卷本寫成出版。無論思想、情緒、閱讀及寫作意識，算是告一段落，也可以說是一個轉折。
90年代最初幾年，知識界的空氣比較沉悶，出版界也相對顯得岑寂。至中期，在意識形態及市場機制的共同調控之下，通俗讀物（大眾文化、流行文化）引領潮流，媚俗現象比比皆是，各大媒體聯成一氣，推波助瀾。差堪告慰的是，西方文藝及社科書籍未見衰減，反而有所遞增。除商務印書館和三聯書店外，全國又有多家出版社涉足社科類譯著的出版。比起80年代，這時的翻譯，明顯擴大至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律學，以及思想史等范圍。僅法律方面，就有三聯的《憲政譯叢》、《民權譯叢》，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外國法律文庫》，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的《當代法學名著譯叢》，知識出版社的《人權譯叢》等，一時之選，蔚為大觀。
近20年來，全國有影響的社科人文類叢書，有華夏出版社的《20世紀文庫》，上海譯文出版社的《20世紀西方哲學譯叢》，三聯書店的《學術前沿》，貴州人民出版社的《現代社會與人名著譯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西方現代思想叢書》、《知識分子圖書館》，吉林人民出版社的《人文譯叢》，譯林出版社的《人文與社會譯叢》，江蘇人民出版社的《現代政治譯叢》、《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的《世紀人文系列》、鳳凰出版集團的《鳳凰文庫》等等。中央編譯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以及一批大學出版社，先后都有一些有價值的譯著出版。
我藉此看到，在出版物的消長之間，一直隱含著兩種力量的博弈。多年來，中國知識界基本上喪失了原創力，一時難以恢復；但是，這種近乎搬運工的工作，卻體現了另外一種韌性的力量。總之一面在淪陷，一面在建設，歷史畢竟在克服重重阻障中得以搖擺著前進。
80年代剛剛從風濤中遁去，“告別革命”的論調就甚囂塵上了。90年代的一批自詡為“自由主義者”的學者，大抵宣傳市場自由主義而奉行政治保守主義，他們樂于充當憲政主義者、改良主義者，反對激進主義，蔑視直接民主，無條件反對暴力；種種的理論與批評，包括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在內，都同“告別革命”論有一種內在的關聯。據說“新左派”是與之對立的，但也有明顯相交的地方，鼓吹“國學”、“后學”的熱心家更是如此。
知識界的演變，輿情的遷流，引起我對國家與權力、革命以及知識分子問題的特別關注。20年來，個人閱讀大抵是環繞著這幾個主題展開的。
革命事關重大，首先是制度問題。托克維爾把書命名為《舊制度與大革命》，著眼點就在于革命與制度的關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我寫《魯迅的最后十年》，關于國民黨“一黨專政”，說得還算通順，就因為啃過一通政黨史和憲制史；究其實瀏覽所得，亦不過常識而已。其次是社會的階級構成問題，還有群眾問題、文化心理問題、政治中的人性問題，等等。對于革命的認識，我認為，“沖突論”是很重要的方法論；政治抗爭及社會運動作為革命的先聲，有關的理論也很說明問題。因此，馬克思、韋伯、勒龐、達倫多夫、科塞、蒂利等人的相關著作，是我感興趣的。如果說他們的書是抽象結構構圖，那么，像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斯科特的《農民的道義經濟學》、加萊亞諾的《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等作為具體事態構圖，更是火星四射，令人血脈賁張。
作為革命的案例，我曾比較讀過一些英、法、美、俄革命的歷史書，革命形態非常不一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暴力問題。學者們“告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告別暴力，即“不合法”的暴力，而對于構成權力秩序的合法性暴力則是容忍的。暴力使用的程度如何，事實上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遠的有民族文化傳統，近的有現存制度、斗爭情勢，還有革命者的素質，諸如此類。坊間近幾年出過幾種專論暴力的書，如蒂利的《集體暴力的政治》，索雷爾的《論暴力》等，都沒有像我們的學者這樣一概否定暴力，甚至于為革命暴力辯護，摩爾在《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中則辯護更有力。有關這些具體的革命事件的論述性著作，對我最有啟發的，有潘恩的《人的權利》，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盧森堡的《論俄國革命》，戈登·伍德的《美國革命激進主義》。
至于從歷史學、政治學、倫理學及哲學角度對革命進行闡釋的著作，近年也見陸續面世，但為數甚少。其中，阿倫特的《論革命》，斯考切波的《國家與社會革命》，詹隼的《革命：理論與實踐》，哈里迪的《革命與世界政治》，都是富于思考力的。以革命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也有博大、深邃的著作，如雨果的小說《九三年》，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革命者本人的日記、書信、回憶錄是我喜歡讀的。我曾為貴州人民出版社編過一套《流亡者叢書》，那些作者中便有不少革命者。革命者有燃燒般的靈魂，像法拉奇的傳記小說《人》，當年便很激動過我的心。
國家是一個大概念，也是一個龐大的實體，霍布斯稱“利維坦”。我們討論任何問題幾乎都離不開國家，革命如此，藝術也如此。我對作為主權國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狀況沒有深究的興趣，我所關心的，主要是國家內部的權力運作，以及它如何支配公民社會，如何影響人權、自由和民主的存在。在福柯的著作中，我特別看重關于權力的部分。他的權力無處不在的理論，有許多精彩的論述，包括對邊沁的圓形監獄的設計，以及同住者自愿服從的反應的描寫。但是，他似乎更多地關注構成權力關系的組織形式、制度、策略和技術，而非現實的人，不涉及團體或個人實際上是處于支配或是被支配的地位。
不過，據說后來他表示決心在他的詞匯中廢除“權力”一詞，用“政府”和“治理術”來代替。的確，政府或統治階級的權力是最具代表性的，正如米爾斯在《權力精英》一書中說的，那些支配國家機器，主宰現代社會的不是“普通人”，而是極少數的“權力精英”。精英統治集團的品質、意向、決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國家的性質和命運，對于一個具有專制文化傳統的國家尤其如此。上世紀30年代的德國和蘇聯，就是由于有了納粹黨及其領袖希特勒，才有二戰及“大屠殺”的發生；有了斯大林的發動，才有了肅反和勞改營。
鮑曼在《現代性和大屠殺》中指出，在野蠻的殺戮中具有一種“現代性”，這是最可怕的，它使整個殺人過程變得更有效率。阿倫特在其名著《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把納粹德國和蘇聯并稱為“極權主義國家”，以區別于傳統的專制主義國家，要者也就在于它的現代性。我較早讀到臺灣出版的該書的漢譯本，曾與大陸譯者聯系版權，方知臺灣方面也不曾購得原著版權，便節選其中最重要的三章，編入叢刊《讀書之旅》，出版后只剩下兩章。十年過后，大陸版由三聯書店出版，仍然是節譯本。
關于德國納粹時期的狀況，關于大屠殺，除了作藍皮書出版的著名的《第三帝國的興亡》三卷本外，90年代又出版了一批譯著。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第三帝國》系列叢書，計數十種，是相當有魄力的。希特勒傳記已出版數種，在寫法上，《解讀希特勒》頗有新意。此外還有記錄希特勒的追隨者及大屠殺中幸存者的譯本數種出版。關于蘇聯、共產國際、蘇中關系，所見有數十種譯著。我把斯大林、托洛茨基、赫魯曉夫的多種傳記也讀作蘇聯的傳記。蘇聯的一批所謂“持不同政見者”的論著及文學作品，如麥德維杰夫的《讓歷史來審判》、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以及曼德爾施塔姆等人的詩歌，是當年的“禁書”，有很強的可讀性。
還有編輯出版的檔案材料，那是最堅實的歷史的見證，如列維茨基編的《三十年代斯大林主義的恐怖》。1991年蘇聯解體后，檔案解密，我國學者沈志華先后編譯出版了大批檔案，我以為是功德無量的。90年代后，我們還曾出版過幾套“西方馬克思主義”叢書，其中有不少關于蘇聯及國際共運的反思性、批判性著作；比起一貫反對共產主義的西方學者來，我以為別具一種理性的力量。
必須從專制和封閉中走出來，從“歷史主義”的誆騙中走出來，這就是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主題。對于自由、民主、人權等概念，缺乏事實根據的演繹是空洞的；要想獲得較為透徹的理解與闡釋，我認為，唯有把它們置于歷史的真實的困境之中。
對于知識分子，最早是從個體開始，然后擴及群體的一般的認識。有關這一社會角色的理論性著作，90年代以后陸續出版了若干種，我認為最好的當數科塞的《理念人》、班達的《知識分子的背叛》、曼海姆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薩義德的《知識分子論》，還有新近出版的富里迪的《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所謂知識分子，應當具有相當的專業水平，這是無庸贅言的，但是，如果按照這些人的定義，仍須具備如下幾個條件：一、在普世價值的基礎上建立個人的文化理想，并堅持踐行；二、獨立性，或稱邊緣性、浪游性；三、永遠持弱勢者立場。知識分子的獨立性，首先意味著獨立于權勢者之外，同權力保持距離甚或對立；再就是獨立于金庫和市場之外，獨立于群眾之外。在寫作魯迅傳期間，我閱讀過中國不少被稱為“知識分子”的文集、日記、自傳和傳記，確信魯迅是唯一的坐標式人物。魯迅說，中國沒有俄國式的知識分子，其實所指是缺乏知識分子角色所應有的一種社會理想和擔當苦難的精神。傳記就是個案。后來看了一批外國知識分子的傳記，主要是俄蘇、法國和德國方面的，深深感受到一種“精神氣場”的存在，知道什么叫“大知識分子”。
近20年，我們對于知識分子的議論頗不少，揚胡適而抑魯迅不用說了，在西方知識分子中，亦見褒柏克、阿隆、海德格爾而貶盧梭、薩特，足見其間的思想流向。貶盧梭與貶法國大革命是一致的，貶薩特則往往跟薩特一度宣傳蘇聯有關。薩特一生中確實犯過許多錯誤，但他從來不曾奉命行事，而是堅持獨立的政治實踐，一旦發現錯誤也都能在實踐中自行糾正。這是他的偉大處。我讀過一個被稱為“道德偵探”的英國人約翰遜的著作《知識分子》，作者以正人君子自居，極盡私生活暴露之能事，將知識分子漫畫化，其中就有薩特。
無疑地，這是一部旨在消解知識分子職責的格調低下的書。我讀過多部關于薩特的書，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薩特的世紀》，當是其中最有分量的一種。我也讀過雷蒙·阿隆的回憶錄，《知識分子的鴉片》和另外的幾種書，覺得他是一個尊重事實的人，冷靜的人。若拿兩人比較，無論如何，我更傾向于錯誤的薩特。我從來敬重左翼人物。以前在班達的書中看到他說：“知識分子必須贊同左翼的理想、左翼的形而上學，當然對左翼的政治也必須有不同意的東西”；像羅蒂，在書中同樣有寄希望于左派的話，“因為右派從來不主張變革”。這些話，使我讀了感到興奮。
“主題閱讀”本可以使具有親緣關系的各部分知識變得更緊密、更系統化；但是，由于“實用主義”外加“自由主義”的讀法，知識的殘缺就變得難以彌補了。譬如“國學”——姑不論這名詞是否成立，所謂“經史子集”，也只是挑感興趣的書讀，《詩經》《莊子》沒有問題，《大學》《中庸》則根本讀不進去。二十四史沒有讀完，倒是取巧讀近人做的通史或專史，以及《萬歷十五年》之類。詩文集浩如煙海，自然只好取半瓢飲，一讀選本如《文選》、《古文觀止》、《古詩源》；二是個人特別喜歡者，從屈原到秋瑾蘇曼殊，亦不過二三十家而已。自忖所具備的古典知識，大約僅及從前的開蒙學童水平，根本不可以言學問。至于當代學術及創作，閱讀多是出于對思想史和文學史的偏好；作為文學編輯，或者這也可以算得是一種職業需要罷。
魯迅在答《京報副刊》關于“青年必讀書”的問題時，強調“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他的理由是：“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又說，“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尸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都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我以為，這是身為“過客”的滄桑感言。魯迅的書所以對我構成巨大的魅惑，也無非因為它像外國書一樣，教我接近“實人生”。多讀一點中國書，對了解中國歷史和社會不問而知是有益處的；只是中國書作為同質的精神產物，最多可以供作傳統文化批判的對象，卻無法提供認識和批判的利器。這是我的認識，也是我近二十年多讀外國書的原因。
魯迅補充說：“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其實，僅就作文而言，我也以為外國書更豐富，可以提供更多的范本。中國詩文體制短小、含蓄內斂，少有汪洋恣肆、離奇變幻者。就說我所迷戀的海涅、馬克思的政治及思想評論，廣博、睿智、犀利而富于文采；赫爾岑的回憶錄，時代和個人連為一體；尼采的閃電般的箴言體隨筆，本雅明靈光四射的文論；巴什拉坩鍋式的把科學、哲學和詩攪到一起，德勒茲狐貍般出沒、浮云般聚散，這樣的文字簡直無法以舊有的文體命名，我們哪里有呢。?■
（轉載自《沉思與反抗》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轉載請注明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