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閱泛黃的《茅臺酒廠志》與市志縣志，我們發現茅臺酒的起源與繁榮，與一條運鹽古道緊密相連。清代詩人鄭珍“蜀鹽走貴州，秦商聚茅臺”的詩句，不僅描繪了赤水河畔的繁榮景象，更揭示了鹽運與釀酒業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
川鹽入黔示意圖(曹龍乾繪)
鹽路開通，酒業萌芽
貴州這片被群山環抱的土地，自古便面臨食鹽匱乏的困境。歷史上，貴州因大山阻隔、地處僻遠被視為蠻荒之地，素有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之說。
清乾隆十年(1745年)，貴州總督張廣泗向朝廷奏請川鹽入黔，并組織力量疏浚赤水河。經過治理，鹽船經赤水河可上溯至茅臺。鹽路的改善，使眾多自貢鹽商開始參與運鹽大軍之中。
川鹽入黔的四條水道被劃分為永、仁、綦、涪四大口岸，其中“仁岸”憑借赤水河這條黃金水道，承擔了貴州三分之二的食鹽轉運任務。自貢鹽商紛紛在仁岸開設鹽號，如“協興隆”鹽號從仁懷到貴陽沿途設子號多達70余家。
隨著鹽運的繁榮，茅臺村逐漸變為繁華商鎮。《貴州通史》記述，茅臺“集貿以酒為大宗，多由陜西商販經營”。鹽路的暢通為釀酒業帶來了資金、原料與商機，茅臺鎮的酒業在鹽商的往來穿梭中悄然萌芽。
自貢自流井鹽場千船競發(1938年 孫明經攝)
鹽商轉型，燒坊興起
在茅臺酒的發展史上，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早期的燒坊創始人多與鹽業有著不解之緣。
王立夫的祖父王振發早年在鹽商幫助下創辦天和鹽號，迅速積累財富。到其父親王用賓時，王天和鹽號已遍及仁懷各地，王家成為仁懷巨富，為后來創辦釀酒作坊奠定了堅實基礎。
清光緒五年(1879年)，石榮霄、孫全太與王天和鹽號老板王立夫共同創立榮太和燒坊。1915年，孫全太退股后，依托孫家深厚的鹽業人脈與資本，另立門戶創立了全太燒坊，使“酒”與“鹽”的故事在其手中再次交織，并將“王茅”的釀酒傳統發揚光大。
成義燒坊(華茅)的創始人華聯輝，創業之初在仁岸開辦永隆裕永發祥等鹽號，賺得第一桶金后在茅臺開辦成裕酒房(又名成義燒房，茅臺酒歷史上三大燒房之一，人稱華茅)，對茅臺酒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些鹽商出身的燒坊創始人，憑借鹽業積累的資本與商業網絡，將茅臺酒的釀造從家庭作坊推向規模化生產。
成義燒坊舊址
鹽酒共榮，技藝傳承
茅臺鎮釀酒業的興盛，不僅得益于鹽運帶來的商業繁榮，更離不開其獨特的釀造工藝與自然環境。
《貴州通志》記載：按黔省所產之酒，以仁懷茅臺村之高粱酒最佳。鄭子尹詩所謂'酒冠黔人國'也。清代文人盧郁芷則用茅臺香醇釅如油，三五呼朋買小舟。醉倒綠波人不覺，老漁喚醒月斜鉤的詩句，生動描繪了茅臺美酒的魅力。
在釀造工藝上，茅臺酒獨創回沙工藝，其生產周期漫長，工藝復雜，需經過兩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發酵，七次取酒。這些獨特的工藝在鹽商們的資金支持下得以不斷完善和發展，最終形成了茅臺酒獨特的風格。
道光年間，茅臺鎮的釀酒業已相當繁榮。據成書于清道光年間的《遵義府志》記載：茅臺燒房不下二十家，所費山糧不下二萬石。
1915年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茅臺酒一舉奪金，從此享譽世界。這塊金獎的背后，是鹽商們多年積累的商業智慧與釀酒工匠們的技藝傳承的完美結合。
1951年至1953年期間，地方政府通過購買、沒收的方法把華茅、王茅、賴茅三家合而為一，成立了國營茅臺酒廠。 2013年3月，成義榮和和恒興燒房舊址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赤水河的水依然奔流不息，而茅臺鎮的故事也從鹽登赤虺河的繁華，走向了酒冠黔人國的傳奇。
當我們品味茅臺酒的醇香時，也不應忘記那段鹽酒相依的歲月。正是鹽路的開通與鹽商的經營，為這片土地帶來了最初的繁榮，奠定了茅臺酒發展的基石。
那些泛黃的老文書，至今仍在訴說著這段酒與鹽的千年情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