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澳大利亞正值初夏，一盆冷水澆在了孩子們頭上。
Facebook、Instagram等數十個社交媒體平臺，都不允許他們再用了。澳大利亞政府當天實施的《網絡安全/社交媒體最低年齡修正案》要求，這些平臺必須想盡辦法將16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擋在外面，否則將面臨最高4950萬澳元(約合人民幣2.3億元)的罰款。
澳大利亞就此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嚴格立法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的國家。一些年幼的孩子在臉上畫胡子，或者求助他們的哥哥姐姐、偷用父母的照片，以圖躲過平臺的年齡驗證。有兩名青少年把總理告上了最高法院，要求推翻禁令。一位母親則說：“老天，今天對于澳大利亞人來說真是個好日子。”
為規避禁令，一個擁有數百萬粉絲的網紅家庭離開了祖先探索的這塊新大陸，舉家遷往英國。而英國的政府官員彼得·凱爾此前已經告訴新聞媒體，他與澳大利亞的立法者一直保持著聯系，對他們的做法及原因“非常感興趣”，并考慮在未來推行這項法律。
不只英國，法國、丹麥、挪威的領導人都表示支持這項禁令。印尼、新西蘭等國正在研究年齡驗證技術。馬來西亞準備在2026年成為全球第二個頒布此項禁令的國家。
“國際社會關注著澳大利亞。”在慶祝禁令生效的戶外活動上，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面帶笑容在草地上燒烤。“這是澳大利亞對全球性問題的回應，那就是‘讓我們做回孩子吧’。”他說。
77%的勝利
在當地媒體報道中，艾瑪·梅森不時撫摸她脖子上的吊墜，那里裝著女兒的骨灰。總理講話時，她強忍著淚水。這位母親告訴媒體記者，那一刻就像馬拉松的終點。
3年前，年僅15歲的蒂莉因網絡欺凌結束自己的生命后，母親梅森就在奔走呼吁。今年9月，她和總理一同前往紐約，在聯合國的大會上講述了這個悲劇。
“警方證實她的手機歷史記錄中充滿了與自殺、死亡和精神疾病相關的Snapchat、Instagram等視頻”。梅森告訴當地媒體，最終壓垮女兒的是一張流傳甚廣的偽造裸照。“這是一起因校園霸凌導致的死亡事件，但社交媒體助長了這種霸凌行為。”
蒂莉的笑容出現在大會的屏幕上。她長著一張標準的圓臉，笑起來有些嬰兒肥。臺下坐著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在聽完演講后，她說，自己作為7個孩子的母親和5個孩子的祖母，認同澳大利亞禁令的做法。
澳大利亞的互聯網普及率，早早就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在發達國家中也名列前茅。2007年至2013年，政府發起的“數字教育革命”為每名高中生配備了電腦。新冠疫情時期的線上教學需要，又使“人手一臺”從中學擴散到了小學。
在澳大利亞生活了24年的譚穎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她的兩個女兒都是在讀三年級時，開始背著電腦上學。這也使政府早早地開始反思網絡的問題。
大量神經科學研究認為，未成年人的腦區發育尚未成熟，因此更容易沖動、跟風、風險判斷不足，也更容易網絡成癮。一些看起來沒那么糟糕的信息——例如精致的自拍、潮流的裝束，也可能使他們在節食、減重的傾向下患上厭食癥。有研究表明，每天在社交媒體上花費超過3個小時的青少年，抑郁、焦慮、自閉的風險顯著更高。
“反正小孩越來越早熟。”譚穎的兩個女兒分別是15歲和13歲，她認為她們“200%”地受到了消費主義的影響。
“她們最喜歡在試衣間自拍，然后問(網友)挑哪個裙子好、哪個上衣合適我，還有去海灘、去購物、去吃酸奶，或者分享一個新買的睫毛膏。”她看了女兒們的社媒賬號，多數是自拍。
哈佛大學此前的調研發現，2022年美國社交媒體公司從未成年用戶身上獲取的廣告收入總計超過110億美元。
有家長認為，平臺通過吸引孩子們的注意力來牟利。一項民調顯示，77%的澳大利亞人支持這項禁令。
14歲的奧黛麗曾在母親禁用她的社媒時強烈抗議，但在政府的禁令頒布后，她的態度就緩和了許多——如果她的朋友們都沒有社交媒體，她就不會感到被孤立了。
而她的母親也如釋重負地告訴記者，自己終于不用再當壞人了。“我想很多家長都能感同身受。我們其實沒有任何可以借鑒的(教育)經驗，我們小時候也沒有社交媒體。”
然而，一年前，當這項法案以罕見的速度在國會通過時，許多人都對“極短”的磋商期表示擔憂。澳大利亞自殺預防協會執行主任克里斯托弗·斯通敦促政府放慢腳步，與各利益相關方溝通，“以確保我們為年輕人作出正確的決定”。
中國留學生仁杰正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攻讀教育學專業研究生。他此前參與的校內學術會議曾針對社媒禁令有過激烈的討論——其中反對的聲音居多。“他們認為禁令沒有經過仔細的調查研究，是一刀切的。”仁杰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西悉尼大學的教授阿曼達·施爾德研究青少年網絡行為15年，她認為，總理阿爾巴尼斯如此倉促地頒布禁令，更多是出于政治和經濟動機——為了贏得選票和制衡來自海外的大型科技公司，而非把保護青少年放在首位。
數字“原住民”大作戰
在爭議聲中，過去一年，是政府留給自己和科技公司的準備時間。
各大平臺可以使用人臉識別——盡管準確性還不能保證，或者通過用戶注冊時填寫的出生日期進行識別、根據以往發布的內容類型來判斷，總之，他們只需要向政府證明，能夠采取“合理措施”刪除16歲以下的用戶。
負責執行這項禁令的澳大利亞網絡安全專員英曼·格蘭特說，這些公司已經同時擁有技術和用戶數據，可以精準地進行年齡篩選。“他們在廣告投放方面可以精準地鎖定我們，當然也可以針對孩子進行限制。”她說。
然而讓孩子戒掉社交媒體并不容易。12歲的華人女孩朱迪在讀三年級時，班上就有一個男孩驕傲地告訴她：去設置里調整一些按鈕，就可以登錄那些學校不讓上的網站了。
在學校里，即便有專業的技術部門對學生的電腦進行管控，包括限制可下載的應用類型、對不恰當的瀏覽作出警告等，孩子們的網絡天賦還是在社交欲望的驅使下顯露了出來。
他們在電腦上利用郵件聊天、創建在線共享文檔聊天、在有對話框的小游戲里聊天，甚至避開監管，從互聯網的犄角旮旯找到一些不知名的小型社交應用來聊天——直到被學校發現，再轉換陣地。
不滿足于電腦聊天的一些學生，三四年級就有了手機。而在群體中，如果一個小孩有了手機，很快就會有第二、第三個。為了不讓女兒太過不同，朱迪的母親只好在六年級時給她一個舊手機，限制每日使用時長。
一旦收到同學發來的短信，朱迪就忍不住打字打得飛快。“我很著急。”朱迪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我怕打得太慢，他們看到我沒回復，就離開手機了。”
在昆士蘭大學，作為一個27歲的成年人，仁杰支持這項禁令。但當他想起15歲的自己，他又表示明確反對。
15歲的仁杰剛有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部手機。那時正上高一，是他的表姐從澳大利亞回來送給他的。和現在的孩子一樣，“我上網就是為了打開聊天軟件。”仁杰說，“是打開了一個有人愿意和我交流的世界。”
他在湖北省的一所重點高中讀書，學校禁止使用手機，但屢禁不止，班上約三分之一的同學還在用。仁杰說，他們很珍惜這種一時興起、想聊就聊的線上交流。“我們線下的時間很少。早上7點前就要到學校，晚自習結束就快夜里11點了。”
有時他會逃課到網吧去，繞過防沉迷系統，打一款小眾游戲。那又為他打開了一個同好的世界。
澳大利亞柯廷大學從事互聯網研究的教授利弗認為，“有很多例子顯示，人們能夠在網絡上找到他們所需要的支持、認可與社群。這些支持幫助他們成為今天的自己。但在現實中，這些孩子所處的環境卻不一定能給他們相同的回應。”
一個昆士蘭州的農村孩子說，他每天要坐兩個小時公交車上學，最好的朋友也住在開車大約90分鐘的地方。社交媒體就是他在校外與同齡人交流的通道。
“禁用社交媒體等于把這些途徑給剝奪了。”教授阿曼達·施爾德認為，與此同時，禁令會使社交媒體平臺不再為青少年進行安全設計，設法進入這些平臺的孩子會面臨更大風險。
禁令生效當天，已有近百萬社交媒體賬戶被停用。為了慶祝這項世界領先的立法，悉尼海港大橋被點亮了。在橋下的公園里，4個騎著自行車的15歲男孩停下來接受媒體的采訪——他們都沒有被封號。
“抓不到我！”12月10日，一個躲過了禁令的孩子在總理的社交賬號下留言，并配上了挑釁的表情包。
另一個13歲的女孩驕傲地告訴媒體記者，她只用5分鐘就破解了禁令：“我拿了一張媽媽的照片，放在鏡頭前，它就讓我通過了，還說謝謝你驗證年齡。”
譚穎的一個女兒已經被社交媒體卡在門外，另一個女兒連年齡驗證的消息也沒收到。有些平臺仍然允許14歲的用戶注冊。
英曼·格蘭特表示，一些賬戶不可避免地會被遺漏。“我們并不指望所有16歲以下用戶的賬戶都會在12月10日那天神奇地消失”，她說，這只是第一步，政府將會反復核查。
一些孩子溜到了其他不受禁令限制的平臺。悉尼一名剛滿16歲的中學生早有預料，認為這會將年輕人推向互聯網上更隱蔽、更危險的部分：“這只會培養出一代更擅長利用科技繞過這些壁壘的年輕人。”
而英曼·格蘭特說，“我們知道用戶遷移是必然的”。政府已經在溝通，可能會有新的公司被列入禁令名單。“我們不會因此氣餒，我們著眼于長遠。”
教安全過馬路還是裝圍欄
“你能想象嗎？16歲之前你從不使用社交媒體，然后你打開它，開始看到那些不可避免的評論？”來自澳大利亞的父親布拉德質疑。
此前，他10歲的女兒已經在網絡上接觸過一些“讓她感到不安”的內容，布拉德覺得，這正好為親子對話提供了機會。“我們會坐下來好好談談。早點接觸這些事物，能讓他們在未來遇到困難時更有韌性。”在他看來，教育孩子是他的責任，政府不應該干涉。
有人說，在這個時代，禁令就像是在每條路周圍都豎起了6英尺高的圍欄，而不是教孩子們如何安全地過馬路。
在仁杰看來，這條“馬路”于他最大的益處，就是“沒有鎖住對世界的好奇心”。這塑造了他的性格。然而，他最大的遺憾在于，沒有人教會自己怎樣更好地使用手機。他一度出現了沉迷的情況。
“我覺得這是時代的局限性。那時候我們的長輩、老師自己都不知道這個東西該怎么用，怎么去教別人用。”他說。
那些精通網絡、入侵學校電腦篡改成績，或在網上捉弄老師和同學的青少年，在澳大利亞警務網絡犯罪協調中心的代理團隊負責人瑞秋看來，“很多時候都是出于好奇和天賦。他們中的大多數并不是故意要違法，只是不了解網絡的界限。”她提到了引導的重要性。
長期研究社交媒體的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董晨宇曾對媒體表示，這一代青少年應該在父母的指導下“早接觸”互聯網。“今后如果他不理解這些東西，很難在變化的世界中立足。”他說。
“我覺得早接觸比晚接觸要好，早晚要走這一段路。必須親自經歷過，她才知道怎么去處理。”華人母親葛洛瑞認為。
在一款游戲的聊天室里，12歲的女兒悠悠被陌生人的惡語中傷，在家里大哭。葛洛瑞一時不知道該怎么做。她先去問了AI，才去安慰女兒。盡管如此，她還是反對禁令，這在華人家庭中是少數。
去年，國內的親友來澳探望，葛洛瑞的注意力從女兒身上挪開了。悠悠偷偷把手機帶進臥室，刷視頻，看電子書，和AI聊天，玩到三四點才睡，持續了一個月。她欣喜地發現：“在網絡里什么都能干。”
至于白天，昏昏沉沉的，她在上學路上睜不開眼睛。有一次學校樂隊排練，她完全睡著了。和朋友的關系也疏遠了，“他們和我說話，我困得聽不進去……然后交流就變少了。”她說，即便不被媽媽發現，她也會慢慢停下來。
“要是小孩自己調整不了，家長也能幫我們。”她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政府越不讓我們玩，我們就更想玩。”
在這個問題上，世界各國一直在保護和使用之間尋找平衡，普遍的做法是把家長的知情同意放在前頭。
美國《兒童在線隱私保護法案》規定，13歲以下兒童使用互聯網服務需家長同意。意大利規定14歲以下未成年人注冊社交媒體賬戶必須獲得父母同意，法國則對此控制在15歲以下。不過，這些規定實際執行仍有困難。
美國的法案并未要求公司查驗用戶年齡，孩子們大可使用“假年齡”繞過限制。德國互聯網產業協會的民調也顯示，盡管高達82%的德國人支持制定社交媒體年齡限制，但超過一半的人認為，單靠規定難以實施。
這時候，責任又來到平臺。法國、西班牙和希臘三國目前正協商一項新提案，推動多家社交媒體平臺強制進行用戶年齡驗證。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簽署通過《停止開發兒童成癮內容法案》，禁止社交媒體平臺根據推薦算法向18歲以下用戶提供強相關的、成癮性內容。
一些學校也推出了新舉措。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一所高中學校發布了《學生社交媒體指南和最佳實踐》(以下簡稱《指南》)，鼓勵學生以積極的方式使用社交媒體。《指南》禁止的行為包括發布或轉發匿名威脅信息、攻擊性信息、在網上傳播同學的尷尬照片等。
西班牙還在馬德里設立了“社交網絡和技術成癮治療中心”，以幫助使用電子產品成癮的青少年回歸正常生活。
中國強調政府、學校、家庭、平臺共同承擔未成年人網絡保護責任，為未成年人提供年齡分級內容推薦與屏蔽功能。仁杰跟身邊其他國家的人交流過這一做法，他說，“很多人覺得相比澳大利亞的‘一刀切’，中國的監管是真正在對互聯網本身進行管理。”
國家網信辦今年發布了《移動互聯網未成年人模式建設指南》，要求企業和平臺及時修改可能造成沉迷的內容、功能和規則。對不滿16周歲的用戶，默認推薦使用總時長不超過1小時，并提供超時默認關閉、推送休息提醒等功能。
然而，孩子們也想到了自己的辦法——根據中國產業研究院發布的數據，5歲至12歲的孩子中，大約每3人就有1人擁有電話手表。這種設備原本被用于定位和親子聯絡，如今延伸出了社交、游戲等功能，“碰一碰”就可以加好友。
有媒體調查發現，“一塊兒童電話手表里藏著100個‘好友’，主頁點贊破50萬——這樣一個賬號能夠賣到500元。”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曾建議，如果電話手表進一步社交化、智能化，就應該按照智能手機來加以嚴格監管，禁止將其帶入校園和課堂。目前，工業和信息化部正在制定《兒童手表安全技術要求》強制性國家標準。
堵和疏的平衡，是這場博弈的核心。法國社會心理學家瑪麗昂·勒梅特認為，單靠“年齡限制”很難徹底解決社交媒體帶來的復雜社會問題：“年齡只是一個閾值，但兒童的自律能力、家庭教育支持與平臺設計共同決定了使用后果。”
在父母的引導下，朱迪現在知道不能在網絡上暴露自己的真實信息、“大部分人都是發最好的一面給大家看”以及“創造這些APP的聰明人就是通過吸引人去賺錢”。但她也知道，一些家長可能沒有時間去引導小孩。
因此，母親蘇可總體上支持禁令。在她看來，這至少會引起人們的關注和討論，尤其是原本忽略了社交媒體影響的一些家長。
(應受訪者要求，譚穎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杜佳冰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5年12月17日 05版
【編輯:付子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