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得閑謹制》一些片段的網友可能會有這樣的疑問,這么多的中國人,怎么就能被區區幾個日本兵硬控了呢?

而且,據以前的老人講,抗戰時期往往三個日本兵就能控制中國一座將近十萬人口的縣城,也有說是六個或者十幾個,但無論幾個日本兵,這個比例肯定是小得離譜。

有時一個落單的日本兵跑到村子里,都能作威作福、耀武揚威,兩人以上便能在鄉里橫行霸道,本地的鄉紳和官員還得陪著笑臉,好酒好菜招待他們,為啥會有這種情況呢?

關于這個問題,軍武菌認為首當其沖的就是囚徒困境,也就是說,當大量的平民百姓在面對少量日本兵時,對于整個群體而言,最優解當然是有人出來干掉這幾個日本兵,以確保絕大多數人都沒有挨日本兵刺刀的危險。

然而,對于個體老百姓而言,最優解就是立刻跟日本兵合作來保全性命,次優解是人人都默不作聲,以求得日本兵不首先拿自己開刀,最次就是奮起反抗,最后做日本兵刀下亡魂,畢竟誰先露頭,日本兵就會先拿誰開刀。

1939年冬,3個日本兵在臨湘縣羊樓司街強征糧食,不僅毆打拒絕交糧的商戶李記糧行老板,還當眾調戲其女兒。
當時街道上聚集近200名民眾,其中不乏青壯年,但無人敢上前制止,究其原因,正是因為此前聶市鄉有人反抗,結果全村被燒了。

▲滿載而歸的日軍
還有1943年10月,2名日軍帶著5名偽軍在華容縣城抓壯丁修炮樓,先后拖拽12名青壯年,期間有民眾試圖偷偷放走被抓者,卻因無人響應而放棄。
這也是因為日軍在湘北占領區的不成文規定,“藏壯丁者,焚其屋、懲其族”,像1943年8月,日軍在華容縣鄧家垸抓壯丁修墨山鋪至注滋口的防御工事,要求每甲需交出2名青壯年。

鄧家垸甲長鄧發爹的獨子鄧新煥時年19歲,因自幼喪母、父親年邁,全垸鄉親不忍其被強征,便由村民鄧老三出面,將其藏進自家后院的紅薯窖中,用稻草和泥土偽裝窖口。
當抓壯丁的2名日軍士兵和6名偽軍來到鄧家垸核查,發現鄧新煥不在后,便對鄧發爹嚴刑拷打,最終偽軍頭目從孩童口中逼問出藏匿地點后搜出鄧新煥。

日軍士兵見民眾膽敢公然違抗規定,便當場用刺刀戳傷鄧新煥的左腿,并用麻繩將其捆在院中的棗樹上示眾,帶隊的日軍軍曹則下令點燃鄧老三的房屋,嚴禁任何人救火。
據新四軍江南挺進支隊1944年的報告顯示,僅1943年下半年,華容縣境內因藏匿壯丁被燒毀的民房就達70余間。

所以說,一般情況下,大多數老百姓都會按照對于他們個體來說的最優解或次優解做的,即便是不做漢奸,畢竟爺們兒也是要臉的,那也會默不作聲,雖然有可能被殺掉,但也有可能不被殺掉,要是站出來的話就肯定要被殺掉,這跟國民性沒啥關系,純粹就是個博弈論問題。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在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即使是有人能把面前的這幾個日本兵殺死,暫時解除了困境,那么后續來的就不止這幾個了,而是幾十個,幾百個,甚至幾千個。

到時候,就不只是這幾個反抗的人挨刺刀,反抗和不反抗的搞不好都得一起玩兒完,在這種情況下,不但個體選擇反抗的概率會降低,甚至周圍不反抗的人還要打擊反抗的人,因為不想做陪葬。

1939年9月,日軍攻占岳陽營田后,因遭遇少量國軍殘部抵抗,竟對平民實施報復性屠殺。13天內殺害無辜百姓800多人,強奸婦女100多人,燒毀房屋300多棟。

更殘忍的是,日軍還特意把屠殺照片張貼于周邊縣城,以儆效尤,導致當地民眾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因為害怕報復而不敢反抗。

▲張貼告示的日軍
還有1941年9月,湘陰縣青山村村民因不堪忍受日軍無窮盡的劫掠,趁夜襲擊了路過的2名日軍士兵并致其死亡。
結果第二天,駐湘陰縣城的40多名日軍,就聯合偽軍對青山村實施無差別報復,屠殺無辜村民524人,燒毀房屋50多棟,炸毀漁船70多艘。

日軍還強迫周邊10余個村莊的民眾觀看這一慘劇,并宣布“凡傷日軍者,全村連坐”。此次慘案后,湘陰縣半年內無民眾敢反抗,甚至出現單個日軍下鄉都沒人敢攔的局面。
所以,這種典型的個體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的囚徒困境,使老百姓因為率先反抗的代價而陷入沉默,而日軍僅需少量兵力即可實施管控轄區。

再者說,日本兵力不足的問題也是很大一個因素,尤其在抗日戰爭后期,日軍戰線拉長,兵力捉襟見肘,別看關內日軍曾經峰值高達150萬人,但一旦分散到百萬平方公里一級,這點兵力真就不夠看的了。

據史料記載,1941年日軍對晉西北實施“治安強化運動”時,村級據點普遍采取“3-5名日軍+數十名偽軍”的配置,60%以上據點日軍不足5人。

像偏關縣下轄的老營堡據點僅部署3名日軍士兵,偽軍12名,配備1挺輕機槍和8支步槍,而這個據點要負責的是周邊3個鄉鎮。
那會兒由于日軍主力正在應付八路軍120師的花樣襲擾,所以只好采取核心據點+流動巡查的方式進行管轄,這幾個日軍每天活動范圍只有據點周邊2公里內,對鄉鎮的管轄只能全部委托給偽保長,日軍對基層的管控其實非常薄弱。

在湖南湘陰,日軍1944年5月第三次侵占該縣后,全縣8個據點總駐軍也才120多人,平均每個據點還不到15個人。
這其中,有個神鼎山據點因因為老是被八路軍南下支隊襲擾,最后只剩下4名日軍還有21名偽軍,而他們要負責管控區域面積要有50多平方公里。

更慘的是,這幫日偽軍物資運輸全靠偽軍護送,糧隊還經常被南下支隊截獲,日軍那邊也是自顧不暇,分身乏術。
而且這種情況還愈演愈烈,尤其是1944年長衡戰役后,日軍將兵力西調,到當年7月的時候,湘北駐軍就已經從1.2萬人驟減到3000多人,日軍對縣城的管控只能說是有那么幾個日本兵,名義上管轄那么大的地方,僅此而已。
但是,日本兵少,并不意味著給日軍效勞的人就少,在日占區的統治模式下,是有大量偽軍配合日軍各種行動的。

咱們以湖南岳陽為例,1940年駐岳陽縣城的日軍也就87人,卻配屬偽軍3個中隊共420人,偽軍數量是日軍的4.8倍。
日軍僅負責指揮和核心防衛,日常巡邏、城門盤查、糧款征收等任務全由偽軍執行。其中偽警備隊隊長王敬齋為本地人,熟知各鄉保情況,不僅建立保甲連坐制度,還組建情報網監視民眾動向。

1942年8月,岳陽地方抗日武裝伏擊日軍,炸毀5輛日軍汽車,炸死包括1名聯隊長在內的10多個日軍,同期,臨湘路口鋪又發生日軍火車車廂被炸事件,搞得日軍非常惱火。

兩個月后,1200多名日偽軍秘密包圍洪山地區,開展了長達七日的全面屠殺,而提供協助游擊隊人員名單情報的就是偽軍,他們不但通過門前掛玉米秸等暗號識別這些村民的家,還在現場逐一指認身份。

1942年,日軍在晉綏邊區興縣康寧鎮據點駐有6名日軍,卻配備偽軍1個排32人,這幫偽軍不僅負責守衛據點,還主動負責清理周邊村莊的抗日標語,甚至替日軍催收治安維持費。
日軍指揮官無需親自下鄉,僅每日聽取偽軍匯報,有了這幫熟門熟路的本地人,日軍就能從中了解到他們想要得到的信息,所以說,到最后日軍就成了一個統治符號,到底是三個還是三十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基層的管控都已經是為虎作倀的偽軍負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