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簡·奧斯丁誕辰250周年紀念日。這位被稱作“散文中的莎士比亞”的小說家，至今仍以她敏銳的筆觸，持續叩擊著現代人的心靈。她的作品雖寫盡鄉村世俗、婚姻家庭，卻始終圍繞一個核心命題：在個人與社會、自我與他者的張力中，人該如何生活？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黃梅在新著《奧斯丁問題》中，將奧斯丁置于18-19世紀英國社會轉型的背景下，解讀她如何通過小說參與“群己之思”的價值觀建構。今天，奧斯丁的故事仍被不斷改編、熱議，因為她提出的問題關于道德、選擇、幸福的問題，至今仍未過時。
讓我們透過黃梅的解讀，重訪奧斯丁，也重新審視我們自身所處的時代。
“奧斯丁問題”與當今的世界
18世紀末19世紀初，當簡·奧斯丁（Jane Austen, 1775—1817）避開家人及訪客在起居室一角偷偷地在碎紙頭上寫小說時，大概萬萬想不到兩百多年以后自己會名滿天下。
?當代“奧斯丁熱”
1811年她的作品問世之初，奧斯丁不過是英國東南部鄉間一位在家里操持柴米油鹽的中年未婚女子。她的小說也只寫村鎮里三五戶人家幾名女子居家度日、戀愛結婚，用她本人的話說，不過是在“方寸象牙”上作微型畫。雖然有不少讀者一見鐘情地愛上了她那些輕靈而詼諧的故事，尖刻的非議者也大有人在。鄙薄她的人說她的作品題材“狹隘”，主題“瑣屑”；而贊美者則多夸她細致敏銳的觀察，機智幽默的文筆，鮮活生動的對話，等等。后來，在漫長的維多利亞時代里，奧斯丁的作品贏得了G.H.劉易斯（1817—1878）等文化名人的衷心稱許，還被移譯成多種外國語言，但仍算不上躋身“一流作家”。
19世紀后期，奧斯丁的“行情”漸漸看漲。她的侄子奧斯丁-利撰寫的傳記1870年出版后，眾多奧斯丁愛好者即所謂“簡迷”（Janeites）們日趨活躍，不同版本的奧斯丁作品集也接踵面市，其中以R. W. 查普曼自1932年起陸續推出的牛津大學版全集影響最大、最深遠。大約也是在這個時期，奧斯丁小說的譯本和中國讀者見了面。英國著名學者弗·雷·利維斯在1948年出書，開宗明義點出他心目中支撐英國小說偉大傳統的四位巨擘，奧斯丁首當其沖。這標志著在批評界里奧斯丁的“經典作家”地位業已確立。此后，在英語國家乃至世界各地，不論在高校教育、文學批評研究領域還是在普通讀者心目中，奧斯丁的位置都一路攀高，儼然成為與莎士比亞比肩的大家。
1995年BBC版六集電視劇《傲慢與偏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影視產業勃興對奧斯丁作品的傳播起了很大的推波助瀾作用。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已有奧斯丁小說被成功地搬上屏幕。此后，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典文學影視化進程大大提速。《理智與情感》（1811）在1981年出了電視電影，1995年又由李安導演拍成電影并成功摘取奧斯卡獎。而已有1940年名牌電影、1980年BBC五集電視劇的《傲慢與偏見》（1813）則被反復翻拍，密集轉化出1995年新版BBC六集電視劇、2003年當代場景喜劇電影以及2005年大受追捧的新版電影，等等。《曼斯菲爾德莊園》（1814）在1983年六集劇的基礎上由BBC再度于2008年改編為三集電視劇，1999年又拍成電影。《愛瑪》（1816）也有好幾種相關產品問世，先是有1972年的BBC電視連續劇，隨后有1996年美國版電影和1997年英國版電視電影，2009年又推出了新版BBC四集劇。此外，《諾桑覺寺》（1817）有BBC 1986年六集版和新的三集版電視劇；《勸導》（1817）則有BBC先后出品的1971、1995年版電視電影。顯而易見，老牌傳媒英國廣播公司BBC是推動“奧斯丁熱”的第一主力。2007年，英國電視“新軍”ITV舉辦了自己的“奧斯丁季”，一舉推出了三種新改編的單本電視劇，包括《理智》《諾寺》和《勸導》，每部約100分鐘，其中以《勸導》最得好評。與此同時，一系列由奧斯丁本人充當主角的影視作品也接連亮相——包括《奧斯丁在曼哈頓》（1980）、由同名小說改編的《奧斯丁書友會》（2007）、以嚴肅傳記為基礎的《成為簡·奧斯丁》（2007）、《奧斯丁的遺憾》（2008）和紀錄片《真正的奧斯丁》（2015）等。這些精心炮制的影視作品，或追求原汁原味，或力圖另辟蹊徑，既傳播了奧斯丁作品，也難免以兩百年之后的編、導、演者各自的眼光“篡改”了奧斯丁。總的來說，這些影視產品得到了廣大受眾的歡迎和評論界的重視。而且，如此高強度的關注和全球“熱銷”的狀況本身成為一種耐人尋味的文化現象。
電影《簡·奧斯丁書友會》劇照
英語國家人數眾多的鐵桿奧斯丁迷建起規模龐大的書友會社，組織各類活動，在互聯網上 “跑馬圈地”，把與她相關的各種資料紛紛搬進電子空間并創設了龐大的超文本鏈接系統，儼然成為同好者的一個共同精神家園。因為他們的存在構成了一支不可忽視的文化“勢力”，奧斯丁才能變成影視紅人，其相關衍生產品才會興盛一時。根據《愛瑪》改編的青少年時尚電影（Clueless，譯名之一是《獨領風騷》）著實小小地領了一回風騷。美國小鎮婦女開寫奧斯丁探案，自1992年以來已經儼然自成系列，雖然算不上大紅大紫，卻也銷路可觀。如果說福爾摩斯或阿加莎·克里斯蒂筆下的馬普爾小姐是借助膾炙人口的偵探故事成了千千萬萬英語讀者的親切朋友；那么，這一系列中虛構的女主人公“奧斯丁”則多少是因為有小說家奧斯丁培育出的那群忠誠不渝的愛好者，才得以躋身英式業余偵探的行列。另有一位同樣原本名不見經傳的英國女子戲擬《傲慢與偏見》，寫了一本《單身女人日記》（1996）。結果不但小說大出風頭，被拍成電影后更是滿城爭說，有的地方甚至出現過電影一票難求的情況。小說《奧斯丁書友會》（2004）也在圖書市場和電影票房上獲得了雙豐收。這些著作本身的優劣短長不是這里要討論的問題。對于我們來說，“搭車”產品成功的意義之一，在于它們一次又一次驗證了奧斯丁小說經久不衰的生命力。而更加令人驚異的是奧斯丁小姐在文化領域之外的“戰績”——據說，掛上她的名牌的尋常菜食價格翻番仍然賣得不錯。到了2017年奧斯丁200年忌辰之際，她的頭像甚至取代了達爾文的位置出現在英國新版十鎊鈔票上。
遠在這輪波及甚廣的“奧斯丁熱”尚未達到頂峰時，已有不少學者對此給予了高度重視。羅杰·塞爾斯在初版于1994年的論著中嘗試結合影視作品改編，考察奧斯丁小說如何反映英國攝政時代的社會危機和國家身份認同。他還為奧斯丁大眾文化研究進行辯護。他認為，所有的努力——不論是19世紀奧斯丁家人撰寫的回憶錄，還是當代電視劇，抑或學者們的著述評論，都屬于“奧斯丁工業”。他主張對改編等文化產品給予嚴肅關注，“大眾的現代文本與奧斯丁學術研究相關……假如所有研究奧斯丁的教授或學者都不肯參與其中，從而在這一文化進程中缺席，那將是非常傲慢的態度”。作者在該書再版增添的《跋：奧斯丁熱潮》中指出，1995版電影《傲慢》的熱播引來了“奧斯丁時代”，在一些評論者眼里，“自1960年代披頭士熱潮以來，還沒見過如此現象”。稍后面世的《簡·奧斯丁在好萊塢》（首版1998年， 第二版2001年） 是學術界首部專門以奧斯丁改編為研究對象的論文集。編者認為，這一波奧斯丁改編研究熱是由1995版電影《傲慢》中“濕襯衫的達西”引發的，指出奧斯丁小說的中心——性、愛情、金錢——也是我們時代關注的主要話題。改編被放在當代文化語境下——“這些改編向我們揭示的關于此時此刻我們自身的內容多于奧斯丁的作品。觀看改編就是觀看我們自身”。而蘇珊娜·普奇和詹姆斯·湯普森主編的《簡·奧斯丁公司：在大眾文化中重塑歷史》（2003）則強調，“奧斯丁熱”催生了繁榮的“奧斯丁工業”，不僅體現在近年來約二十部影視改編和上百部的續寫、改寫作品，還滲透進互聯網、出版業、時裝界、音樂圈、旅游業等。該書討論的重心不在于比較原著和改編的異同，而是探討奧斯丁小說轉換為多種形式大眾文化產品的語境，考察“激發和形成這些再創造的文化、社會、教育的環境”。“重塑”的概念被強調，“奧斯丁現象正是新千年之際對歷史進行重塑——改造——的最顯著的例子。”總而言之，對奧斯丁的熱衷固然是很多復雜因素共同促成的，然而這“熱”至少也無可爭辯地說明了在當今這個行色匆匆的汽車和電腦的時代里，奧斯丁與讀者或觀眾仍然息息相通。
位于英國漢普郡的奧斯汀故居博物館，奧斯汀曾在這里生活了八年，這里收藏了簡的書桌和藏書
不僅如此。這一輪溫度空前的“奧斯丁熱”還應和著西方一些新批評理念的影響在學術界和各個文化領域中迅速播散并日漸深入。種種新思潮的醞釀和傳播，與歐美1968年學生運動和大約同時高漲的民權運動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極大地影響了西方此后數十年的精神和思想版圖。70年代中期以后，除了源自法國的形形色色的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理論風靡一時，聚焦于階級關系、殖民主義、經濟、社會性別（gender）和性（sexuality）等議題的各類注重社會、歷史的學派也快速興起，對其他相關領域如宗教、音樂、美術、自然科學史等的探究也伴隨新歷史主義和文化研究的鼓呼更多地進入了文學視野。由于這些理論思想極大地豐富并深化了人們對奧斯丁的理解，也由于文學教研專業隊伍的擴張，每年新推出的有關奧斯丁的介紹、研究和評論可謂車載斗量。“瑣屑”論幾乎完全銷聲匿跡，肯定或贊揚的觀點也跳出了原來的窠臼。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奧斯丁的“小”題材涉及女性處境，婚姻和家庭的經濟基礎，不同人群間的政治、經濟、文化權力的分配和運行等許多深層次的問題，也直接參與了有關道德哲學和認識論的討論。
確實，若不是獨到地探討了現代商業化、工業化社會的某些根本問題，若沒有比較深厚的思想底蘊，她的作品怎么會有今天雅俗共賞的“火爆”景況？可以說，已經兩百歲“高齡”的奧斯丁小說攜著新傳媒文化的疾風驟雨很有聲勢地沖入了21世紀。
重“訪”奧斯丁
的感觸
多少因為受到新影視改編作品的影響，筆者大約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從《理智》和《愛瑪》起頭，開始重讀奧斯丁的小說。出乎本人的預料，那些情節早已了然于心的故事仍然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特別注意了一些過去相對忽視的細節處理或未能充分領會的連珠妙語和悠長韻味，甚至在思想上受到相當的震動。如英國哲學家約翰·貝利1967年夏天在英國奧斯丁學會年會上發言中所說：當代人的生活和歷史與奧斯丁筆下的世界“密切地甚至令人驚恐地息息相關”，以致每次重讀都帶來“某些重要的新收獲”。
電影《傲慢與偏見》海報
奧斯丁被介紹到中國始于20世紀初，迄今已逾百年。英語世界里的經典化歷程開啟不久，中國便開始有雜志和書籍介紹奧斯丁和她的作品，193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傲慢與偏見》的第一個中譯本，由女作家楊繽承擔翻譯工作。不過，相對于中國的龐大人口，這些引介的受眾非常有限，大都集中在像上海這樣都市化程度較高、商業經濟較發達的地方，其中又以比較有教養的女性和學習英語的人居多。當時中國處于長期戰亂甚至國破族亡的危難之中，即使是在上海，大抵也只在短暫的相對和平時期，才會有稍多的人想起品讀奧斯丁的小說。
后來在國內更有影響力的王科一譯本是1956年面市的。不過，在20世紀50年代奧斯丁小說算不上流行，即使喜歡它的讀者也不會高調地表達。1980年王科一譯本再版引發的奧斯丁熱，不但得到了新華社注意，也引發了《紐約時報》的報道，成了當時的一道文化風景。
自那之后，奧斯丁小說在中國持續熱銷。英美近年里源源不斷推出的相關影視作品可能起到了某種錦上添花的作用，但更根本的原因應該是中國改革開放后的迅速工業化城市化進程所造就的“市民社會”和全民學英語熱潮所形成的龐大英語讀者群。本世紀初我曾在大書店做過一個粗略的調查，發現大約有三十多家出版社在同時出版奧斯丁的小說譯本，還有不少于二十種縮寫本、十五種以上的英漢對照本，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英文原版書在架上出售。不少中國讀者感覺，《傲慢》等小說寫得很現代，在“小”事“小”情中解讀人生，表達了細膩的女性情緒，似乎任何年齡段、任何婚姻狀況的女性（乃至男性）都能從奧斯丁的書中找到自身人生難題的投影。
紀錄片《真實的簡·奧斯丁》
與此不無關聯，我國媒體上各種婚戀節目和擇偶話題逐漸增溫。婚姻成為巨變中的中國的焦點話題之一。像許多歐美讀者和影視改編作品受眾一樣，很多中國人把《傲慢》簡單地讀作灰姑娘嫁入豪門的故事；還有不少知識女性表達了對夏洛蒂·盧卡斯選擇“經濟適用男”的極大理解和同情。《傲慢與偏見》出版兩百周年之際，BBC的新紀錄片《真實的奧斯丁》發行時，在中國白領中頗有影響的《三聯生活周刊》刊出了引人注目的長篇專題文章介紹并評說。
這些觸目現象的發生恰與我重讀奧斯丁的經驗重合。我強烈地意識到，我們仍生活在“奧斯丁的時代”里——如克·約翰遜所說， “閱讀奧斯丁乃是一種社會性實踐，依托于我們的欲望、需求和具體歷史環境”。英國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期，婚姻主題在文學中占據那么突出的位置,不是個別藝術家的私人選擇。奧斯丁筆下有關“嫁人”的決疑論式周密思考，所涉及的確實是個人和社會的真問題、大問題，直指面臨資本社會沖擊波時的人生設計和道德選擇。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奧斯丁對金錢社會中人際（或借嚴復的話說“群己”）關系的誅心辨思。中國處在歷史性巨變的極端情境里，在短短三四十年里經歷了外國數百年發展歷程，從而使不少人在一生中既有“前現代”體驗，又面對很多“后現代”現實，因而對奧斯丁的問題意識及其非凡藝術成就可以產生獨到的感知和心得。在當代中國語境里重讀其小說，我受到了深刻觸動。比如，我們今天的相關文學、影視作品體現出來的文化姿態和味道，似乎與奧斯丁既有諸多相同，又有不小差異。有的中國故事（例如曾改編為電視劇的一部輕松網絡小說《我愿意》）與奧斯丁的《勸導》情節設置近似，都講述“剩女”重逢初戀愛人、都取女性視角，而且語言都頗為幽默犀利，雖然前書的調侃更趨近王朔風格而非奧斯丁腔調。然而，兩者的差別也讓人無法忽視。如書名的選擇所示，前者重在“我”和“我的意愿”，后者卻耐人尋味地強調了社會內涵豐富的“勸導”。奧斯丁在與婚姻主線不大相關的“閑人”身上用了相當多的筆墨，而許多中國當代愛情故事卻高度聚焦于兩人世界或N角糾葛。為什么會有這些相似和不似？對于理解奧斯丁或中國的當下，這些又能給我們一些怎樣的提示和啟迪？
簡·奧斯丁畫像
從長程歷時角度來看，簡·奧斯丁生活在一個原有人際關系逐步瓦解的時代。19世紀中期以降，西方的主流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包括馬克思及他的傳人乃至其他許多政治傾向不盡相同的學者）大都認為，17、18世紀的英國經歷了某種根本性的嬗變，即通過商業化、工業化、城市化在全球率先從前現代農業社會“進化”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其顯著標志之一便是傳統村社共同體瓦解、“自由”個人的原子化生存成為常態，“占有性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思想迅速播散。與此呼應，以笛福的孤島英雄魯濱孫為起點，18世紀小說前所未有地表達了對個體自我的自覺意識以及對金錢勢力侵蝕消解固有社會紐帶這一現在進行時境況的深刻懷疑。
生活在18、19世紀之交的英國鄉村，偏居一隅的奧斯丁凝眸觀察辨析身邊的世態，卻盡占天時地利，提出了人類在此后幾個世紀里都不得不面對的思想議題。她從新型個人主體的角度出發展開思考和想象，以三五戶人家的“小小社群為聚焦或核心交點（nodal point），將思想之線輻射進更廣闊的社會”。在這個意義上她既不狹隘，也不保守。奧斯丁并非站在舊有社會秩序的立場上，而是更多面向將來，面向那“可能發生的，持續進行的，尚未完成的” 存在或者進程。她的主人公沒有拒斥社會主導階級/勢力的激烈心態，對正在逐漸得勢的思想取向和規則秩序雖然并不全盤欣然接受，卻也不是斷然拒絕，而是為那個正在生成發展、尚未徹底定型的“現代”社會思慮考量究竟什么是所謂“幸福”，對于人類個體生存來說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東西”。這便是我眼中的“奧斯丁問題”。兩百年過去了，這些依然是當代中國和世界面臨的課題。2011年美國出版了一部記述奧斯丁對作者本人影響的書，其副標題中包括“the things that really matter” 這一英語表達,與我心里縈繞了一段時間的那個白話中文詞組不謀而合。換言之，奧斯丁的問題意識聚焦于她所面對的金錢時代中人究竟應該 “怎樣生活”，而這恰是維多利亞哲人馬修·阿諾德對詩歌或文學功用的概括。從笛福想象流落荒島的魯濱孫面對沙灘上他人腳印時心中涌起的不可名狀的恐懼，到阿諾德一面痛切感喟“我們千百萬肉胎凡人而今孤獨地生存”的命運、一面呼應兩百年前約翰·但恩的名句“每人都是大陸的一粒細屑，/是整體的一個部分”表達對溝通關聯、共構整體的渴望，一代代英國人的文學實踐體現了一個力圖對所謂“現代處境”進行辨識和矯正的思想脈絡。而奧斯丁是這個文學傳統中的一個關鍵節點。
文章來源：《奧斯丁問題：“分寸象牙”上的群己之思》（黃梅 著）
轉載自“中國作家網”公眾號
《奧斯丁問題》
作者: 黃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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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許陽莎?
圖片：包圖網
視覺設計：邢曉涵 具伊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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