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格式：田建榮.高考改革中國道路的學理支撐與實踐智慧：《高考綜合改革試點及其影響研究》讀后[J]. 中國考試, 2025(12): 101-105.
作 者
田建榮，陜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
摘 要：我國高考綜合改革試點歷經模擬測試、研究論證、實踐落地的漸進過程，改革的階段性目標于今已基本實現。2025年9月，鄭若玲等的著作《高考綜合改革試點及其影響研究》適時隆重推出。該書全面回顧和審視了新高考改革政策的制定、落地與調整，在提煉經驗、總結教訓、了解民意、把握輿情的基礎上，提出了高考綜合改革試點方案完善與推廣的關鍵舉措。該書最大的亮點和創新之處在于提煉了高考改革的中國模式與中國道路，從而把高考理論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關鍵詞：高考綜合改革；高考育人；中國道路；高考研究
始于2014年、落地于2017年的高考綜合改革試點，是我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關鍵節點后推出的高校考試招生制度的全新變革。為更好服務這一國家重大戰略決策，2018年，由鄭若玲教授擔任首席專家的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高考綜合改革試點完善措施研究”成功獲批；2023年，該項目歷經四年刻苦研究得以順利驗收；2025年9月，鄭若玲等的著作《高考綜合改革試點及其影響研究》作為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結題成果由經濟科學出版社組織出版。鑒定專家組對項目研究給予充分肯定，認為課題成果在高考與社會的理論分析、高考價值分析及政策分析等方面具有較好的理論創新與應用價值，產生了較好的社會影響[1]。
《高考綜合改革試點及其影響研究》由理論研究與實踐研究兩大部分構成，理論部分包括高校考試招生制度變遷、高考與教育的關系等模塊，實踐部分包括新高考改革試點的現狀調查、實施效果、問題反思、改進策略等模塊，所有模塊之間相互交融，做到了古今脈連、史論結合、理實融通。該書的研究重點主要是高考綜合改革試點的效果與反思、中國特色現代教育考試招生制度建立、考教關系理順、高考育人功能發揮等方面；最大的亮點與創新之處是通過理性思考與深入分析，在理論上提煉了高考改革發展的中國模式與中國道路。此書是目前從多維度、多視角、多層面對高考綜合改革試點開展全面、系統、深入研究的代表作，也是國內處于領先地位的標志性高考研究新成果。
一、高考綜合改革開辟中國道路
我國高校考試招生制度建立于特殊的歷史國情，發展受到社會與教育的雙重驅動，影響力巨大，是任何一項教育考試制度都無法企及的。它涉及利益關系眾多，是任何一個國家的高校考試招生制度都無法與之相提并論的。可以說，高考改革是中國教育領域最大的難題，要進行有理有據、切實可行的改革，必須立足中國國情、順應社會民意、尊重教育規律，探索具有可行性的中國道路[1]。
高考制度經歷了1999 年“3+X”科目設置、2008年新課程高考改革，至2014年拉開了高考綜合改革的帷幕[1]。2014年，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國特色現代教育考試招生制度，形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模式[2]。同年，浙江、上海率先出臺高考綜合改革試點方案。截至2023年6月，除新疆、西藏外，全國29個省（區、市）均公布了高考綜合改革實施方案。此次高考改革是恢復全國統一高考以來最全面、最系統、最深刻的一輪改革[3]，因為其不僅是破解了以往高考中存在的一些困局，還滿足了國家發展步入新時代后對高校考試招生的教育使命、社會責任的新要求。
高考綜合改革旨在構建“兩依據一參考”的綜合評價體系，探索一年兩考、過程性評價等多元考試制度，強化高校招生主體性地位，體現系統性、整體性、綜合性等特點。與此前的高校考試招生實施方案相比，高考綜合改革有諸多突破。從表面來看，其解決了一項項實踐問題，從深層次來說遵循了適于時勢的行動邏輯，涵蓋了與高校考試招生制度發展及實施相關的眾多理論問題[1]。高考綜合改革的重點在于破除文理分科與實施選科選考，尤以選考制度改革為創新點。破除文理分科能促進學生文理融通，實施選考制則有利于促進學生相對自由選科，兩者緊密聯系，互相配合[1]。此外，在命題改革上也有突破，通過發布《中國高考評價體系》引導高中在教什么、怎么教等方面發生科學轉變，從而發揮試卷育人、學科育人、教學育人之功效[1]。新高考的志愿填報模式由“高校+專業”轉變為“院校專業組”或“專業（類）+高校”，這種變化與選考制度相互配合，突出了學生興趣與專業選擇性。可以說，高考綜合改革是對傳統高考制度的系統性革新，對我國教育考試制度長期遺留問題作出了全方位、深層次、系統性的回應，成功開辟了高考改革發展的中國道路。
高考改革發展的中國模式與中國道路究竟是什么？該書指出，中國高校考試招生制度緣起于厚重的歷史與文化，有著強烈的為國家促發展、為人民謀幸福的責任擔當，恪守公平是它的基本底線，追求科學是它的努力方向，以此形成了獨特的中國模式、彰顯了濃厚的中國特色。在論及高考改革發展的中國道路時，作者提出：以高考公平為基本原則，以“有限多樣”為改革切入點；為高考的教育功能適度加碼，為高考的社會功能酌情減負；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建立科學的評價體系；將高考改革融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內涵式建設以及分層分類發展中[1]。當然，這些都還需要進一步完善，把試點成功的經驗總結和傳承下來，并適時作出整體、系統的調整。高考綜合改革所昭示出的高考改革中國道路是動態的，并非固定模式，這為進一步深化改革預留巨大的調整空間。這也說明道路的本質并不是先驗的、固定的，而是開放的、過程性的，是在中國道路開辟的過程中生成的[4]。高考綜合改革還要繼續前行，并隨著道路的延伸而改變。
二、高考改革中國道路的理論詮釋
該書綜合運用文獻分析、歷史考察、實踐調查等研究方法，對高考綜合改革試點進行了較為全面深入的理論思考，如分析高考綜合改革中的教育性、社會性及二者的平衡，分析高考綜合改革的系統性，闡釋高考綜合改革為何要強化高校招生的主體性地位，分析高考綜合改革的現代化困境及其突圍之路等。書中數據翔實、材料豐富，確保了說理的透徹性和論證的科學性；同時，全書的邏輯性強、始終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原則，充分體現了作者深入的學術思考與獨到的學術見解。在具體研究方法上，圖表與文字充分結合、定性與定量分析互為補充，使論述既直觀又深刻。
首先，該書基于漸進主義模型的理論指導，運用理論分析、文本分析、訪談等方法，全面回顧了高考綜合改革十余年來政策啟動、調整及變遷的整個過程，論析并明確了高考綜合改革在調節教育資源、夯實人才培養質量、保障教育公平等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值得強調的是，該書深入探討了高考綜合改革網絡輿情的多重屬性演化規律，提煉出高考綜合改革背景下我國高校考試招生過程中的網絡輿情治理模式[1]，為進一步完善高考綜合改革政策提供理論支持。具體而言，要做好意見領袖、主題內容挖掘分析工作，結合網絡輿情情感變化與主題演化規律，及時有效地疏導不利于政策推進的網民負面情緒，發揮意見領袖的輿論引導作用，從而提高高考綜合改革正向信息傳遞效率[1]。
其次，基于教育與社會視角，以推進高校招生制度與基礎教育、高等教育更好地互促互進為目標，從實踐層面分析新高考改革的利弊得失，從理論層面廓清高校考試招生制度改革與社會、教育之間的復雜關系，提出高考育人新命題，從而將高考的教育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引發了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領域的重大變革[1]。在梳理和分析新高考育人功能異化的表現、原因基礎上，作者提出“高考育人是高考教育功能的集中體現，是高校考試招生體現教育規律、提升科學性的邏輯起點”[1]，該觀點頗具理論創見和現實意義。
最后，作者對改革中存在的問題也直言不諱，如在談到高校應對高考綜合改革時指出，目前高校對高考綜合改革的敏感度較低、應變力較弱，絕大多數高校是在學生通過新高考方案入學后才意識到改革帶來的變化。同時，該書立足理論，通過政策剖析明確提出高考綜合改革對高校的要求，即高校應對高考綜合改革發力方向，重在處理好滿足學生需求與兼顧自身發展、應對招生競爭與尊重教育規律、尊重權利地位與推動多元治理、遵循行政指令與開展院系研究四對關系[1]。
綜上，公正與公平是高考綜合改革必須遵守的基本底線，科學與有效是高考綜合改革必須恪守的根本原則，多元與多樣是高考綜合改革必須貫徹的價值理念[1]。面向未來，高考綜合改革制度理念的形成及踐行應努力做到四個方面，即進一步提升高考綜合改革科學性理念的價值引領，構建高考綜合改革公平性話語體系，持續完善高考綜合改革的政策機制，繼續優化高考綜合改革的實施過程[1]。
三、高考改革中國道路的實踐框架
自2019年起，鄭若玲教授及其研究團隊先后走訪了七個高考綜合改革試點地區，調研訪談了包括教育行政部門、高校、高中、考生、家長等眾多新高考改革實踐的親歷者，獲得了大量一手資料。基于上述現狀調查數據進行的相關研究包括三類：1）分析高考綜合改革試點的政策準備與輿情環境；2）研究新高考改革的具體問題，如考試形式與考試內容改革、綜合評價與計分制度改革、志愿填報與錄取機制改革等；3）回顧高職院校考試招生改革歷程并深刻分析其問題，尤其是職教高考發展變化的新特點、改革困境與出路等。高考綜合改革自落地以來雖然暴露了一些實踐問題，但這些問題可以通過社會性與教育性的平衡得以解決[1]。
首先，論證了“3+2+1”科目設置方案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劉海峰教授在該書序中指出，這次以科目改革為核心的高考綜合改革具有創新性，是一次影響廣泛的革新[1]序言1。針對這一核心問題，作者認為在新高考中形成的“7選3”“6 選3”“3+1+2”三種選考模式中，浙江考生的選擇范圍最大，上海和第二批試點地區次之，第三、四、五批試點地區的選擇范圍最小。隨著各高校日益嚴格的限選科目要求，新高考的選擇性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1]。同時，作者認為，遵循漸進性改革原則，緩步增強學生選擇性，出臺更嚴格的專業限科指引，實行“3+2+1”方案是較為穩妥可行的做法[1]。這可以說是對高考重大決策問題作出的明智選擇、正確指導與科學判斷。
其次，對高考改革具體領域提出建議。賦分與一年兩考是新高考考試形式變革的重要內容，其中賦分是選考制的配套制度，一年兩考則是相對獨立的制度。隨著新高考的深入推進，這兩項改革措施逐漸發生一些新變化[1]。在高考計分制度的優化方面，該書提出需要重點考慮的四個方面：首先，應遵循科學性與公平性原則；其次，應重視區分度，提升對考生的甄別作用；再次，應注重引導性，加強對考生的激勵作用；最后，應考量認同度，保證計分改革的順利落地[1]。由于一年兩考在可比性、等值性等方面出現了一些問題，導致后面的新高考改革地區基本沒有再實行一年兩考，但作者堅定認為一年兩考乃至多考是未來高考的改革方向[1]。
最后，提出了體現理性認識和具有科學性、系統性的解決方案，構建了高考改革發展中國道路的實踐框架。該框架由六部分組成，具體包括：1）科學設置科目，筑牢學生的知識基礎；2）提高命題質量，保障高考公平；3）完善賦分與一年兩考制度，規避投機漏洞；4）優化自主招生，探索綜合素質評價的運用；5）加強招生志愿監管，維護高校招生秩序；6）優化多元錄取機制，提升方案設計的系統性[1]。總之，該實踐框架是在扎實調研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形成的科學成果，可以為中國特色現代教育考試招生制度的構建提供科學、客觀、理性、堅實的學術支撐。
四、余論
以上論說主要依據鄭若玲等著《高考綜合改革試點及其影響研究》一書，是圍繞探索高考改革發展的中國道路這一主題進行的整理、歸納與體會。意猶未盡，有余論二則續補如下。
其一，該著作薈萃多方名家支持，內容豐富。書的總序是教育部社科司關于繁榮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高瞻遠矚，序言是我國著名考試研究專家劉海峰教授專門所寫；正文部分，作者理性開篇，有理有據；后記感性結尾，情真意切。可以說鄭若玲等所著的這本書，從封面到封底都值得閱覽與研讀。熟悉鄭若玲教授的人都知道，她知性大方，能文善詩，對學術精益求精，行文下筆一絲不茍。故有網友在“科舉學與考試研究”公眾號發布該書出版信息頁面的評論留言區寫道：“序言和后記寫得真好，不僅字斟句酌極具文采，而且追根溯源敘事清晰，將選題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項目從立項到執行的經過清楚地呈現在讀者眼前。”[5]通過這本著作，人們不僅獲悉了該重大項目研究的最終成果，還了解了如何申報和完成教育部重大攻關課題項目的過程與細節，這對于后來者申報重大攻關項目和高質量完成課題具有指導價值。
其二，中國模式還是中國道路，或者如該書中將二者并稱。從廣義上來說，無論是中國模式還是中國道路，都是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形成的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同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甚至不同于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的一整套發展方式、治理模式、體制架構和智慧經驗，涉及經濟、政治、教育、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6]。恢復全國統一高考以來，我國高考制度一直在深化改革進程中，高考綜合改革政策的推出與成功試點，的確彰顯了一定的中國模式，也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高考改革發展中國道路。然而，正如該書作者所強調的，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制度和實現新的突破。特別是面對數字技術革命的到來、高等教育普及化和學齡人口數量下降等新情況，建立符合我國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的國家發展及人才培養需求的高校考試招生制度刻不容緩。然而，講“模式”有定型之嫌，會給人有完成和不再發展的凝固之感，所以提“中國道路”可能更為適宜[7]。當然，中國道路還是中國模式的概念區分只是形式差異，其所蘊含的“建設中國特色現代教育考試招生制度”才是我們一以貫之，需要長期堅持、發展和完成的歷史使命與理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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