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書寫與內在的規則
文/ 劉 波
在跨越時空的文學書寫序列里，郭輝一直以詩為伴。早在1980年代開始創作時，他就選擇在傳統的鄉土書寫中確立抒情詩的價值。郭輝早期詩作專注于現實，在一種尋求真相的探索中靠近詩意的內核，這也許是那一代詩人普遍的審美，只是郭輝的詩歌在關聯現實時更趨于濃郁的民間色彩。他或者以民謠的形式書寫家鄉的風土人情，或者將眼光對準底層的親人，挖掘出人生苦難背后的艱辛與困惑。郭輝在21世紀之后的詩歌寫作，雖然不乏浪漫主義氣質，但又在理性的書寫中滲透了強烈的哲理性與思辨性，則更具現代意識。因此，在對接歷史與當下的時間意識中，郭輝的詩歌寫作經歷了不同時代，這種承接與延續，不僅體現為詩歌技藝的變化，更有著精神美學的升華與對傳統進行再造的可能性。
在《打擂茶》這樣的詩中，郭輝以鄉間民俗作為切入點，對打擂茶的工序和獨特的地方風俗作了生動描繪，既有民謠的形式賦能，又有著內在的韻律和音樂性，這是對傳統的現代性轉化，從而變成了獨屬于詩人個體的一種審美再創造。郭輝之所以對鄉風民俗進行個人化書寫，還是基于某種鄉愁意識。就像他在《故鄉之釋》里所寫的那樣，所有鄉土的愛與痛，都可能成為故鄉書寫的源頭，它是家園情懷和故土精神的象征。如果說他在鄉間體驗到的是熟悉的經驗，那么，他在《路邊菊》中則以親嫂嫂路邊菊作為對象，來書寫這一象征被踐踏的農村底層女性形象苦難的一生，路邊菊是一種象征，也是一個時代的縮影。詩人雖然是以理解之同情的方式追憶了路邊菊的苦難人生，但他并沒有在詩中抒發過分的感傷，而是以娓娓道來的敘述語調為路邊菊立傳，字里行間透出了深深的命運感。這種命運感的表達既有個體的反思，也隱藏著深深的無奈之感。或許就是這種針對現實人生命運的發聲，讓詩人更加向往具有歷史縱深感的形象書寫。與這種詩歌異曲同工的是，郭輝在《母親的鑰匙》里，同樣以鑰匙這一意象串聯起了母親對兒子的愛，年邁的母親所給予的鑰匙，能“撐得起人生的任何風暴”，還能打開人生的“大愛之門”，這一切都是因為母親還在，她是支撐詩人前行的力量。
如同他在21世紀以后的詩歌里如何闡釋自己的故鄉桃江，又怎樣重新以詩的方式來理解益陽，這是詩人鄉愁意緒的直接抒發，也是故土精神的落地實踐。“就這樣閉門不出，用鄉謠/守住自己往日的容顏/魏公巷的夕陽古香古色/彈唱清音的弦子，一朝斷了”。古典雅致的修辭里蘊含著詩人對益陽山水的熟悉，對故鄉的熱愛，“江水泡久的石頭是哀怨的/聽多了三國的故事，肝腸寸斷/何如溫一壺燕子的淺韻/來尋回我走失的桃花”（《益陽》）。從歷史到當下，現實的益陽和詩歌中的益陽，皆同構于詩人在想象中完成的故鄉重塑。一個人在遠離多年之后，如何以詩的方式回到并融入故鄉？大多數人選擇以鄉愁主題來切入熟悉又陌生的故鄉，這種矛盾和悖論的心緒，正是很多背井離鄉者一生無法解決的困境。詩人在一首名為《人有一件衣服，叫故鄉》的詩中道出了他和故鄉的關系，魚、花朵、閃電、道路，都有它們對應的衣服，而除了身上穿的，故鄉也是人最重要的衣服。“人有一件衣服/叫故鄉，是埋下胞衣罐子的地方/無論酷暑嚴寒/或者遠隔萬里，都難以脫掉”，很多人一生要將故鄉穿在身上，故鄉成了每個人的精神之衣。對很多人來說，故鄉是一個辯證法的問題，它既是一條難以割舍的精神紐帶，也是某種精神負累，而對于郭輝來說，故鄉就是書寫不盡的話題。他逛魏公古巷，走過洗耳溪，最后還是落腳于故鄉的桃花，這些都是詩人以在地性的方式融入故鄉的見證。
借助于對故鄉的書寫，郭輝后來將筆觸轉到了古典文化上，這可能是他回望和守護傳統的一種方式，因為故鄉總與傳統緊密地關聯在一起，它們有著相通的文化血脈。對于故鄉的一草一木，郭輝也以古典的形式來轉化日常的景觀，他寫《秋楓辭》《青鋒劍》《知風草》《桃花庵》《滄浪謠》《丹葵引》等，都是在以現代精神對接古典的風情，給人一種雅致的風度。這樣的書寫雖然是在歷史的維度上去對接現實，但最后還是基于對古典的浪漫懷想，其浪漫主義之風也是郭輝由現實觀看所抵達的一種詩美境界。在時間帶來的深度融合中，詞語既關乎現實，也指涉特殊的美學結構，“時間中最美的那部分, 往往歷久而彌新”（《圣西羅咖啡廳》），這正是歷史與文化所顯現出來的美學本質，詩人通過這樣的書寫，在懷舊中向時間致敬，同時也建構了“詩與思”的話語秩序。
也許秩序是郭輝詩歌更為內在的一種精神，這種精神是強烈的，雄性的，正契合了詩人的浪漫主義情懷。他曾經寫到過石頭，這種剛硬之物就有著內外的秩序：在外部，它是底層的、無聲的，但在內部，它又有著“閃電”和“火焰”，一敲打，就會“血脈僨張”（《石頭》）。石頭外部的寂靜與內部的瘋狂，就象征著某種情感的奔涌，其內外的反差，雖然是一種秩序，但也恰恰構成了石頭所具有的規則。在另一首詩里，郭輝從一個人敲破石頭開始，深入到人與石頭之關系的內部，以移情的方式道出了更隱秘的人生體驗。“他敲破一塊塊鵝卵石/其實，只是把一些固化已久的/波濤，浪花，驅趕出來/顯影一條河流的造化之功……他對/人間說----/我只是把做不到的，化為虛無/而能做到的，是讓無序/在暴力之下成為規則”（《規則》）。“他”敲破了石頭，打破了石頭內部的有序，讓無序也成為一種規則。在彌漫著“堅硬”色彩的主題書寫中，郭輝無意于建構一種體系，但是他在對石頭的內在闡釋中又激活了更多不為人知的經驗，它們并非慣常的，而是隱含著更具歷史感的秩序。
從故鄉書寫到打破秩序，郭輝看似沒有規則，實際上，他也是在遵循某種隱秘的規則，并為這種規則賦予古典性。當然，這些都是基于詩人對詩歌多年自如的錘煉與把握，他以鄉風民俗作為起點，在對故鄉不斷的離開與返回中切近了精神的現場，最終還是回到故鄉，并為益陽和桃江進行歷史定格。當那些現實與超現實主義的畫面映入眼簾，當那些蕪雜的聲音與旋律和著詞語的節奏出現在字里行間，我們能真切地感受到詩人調動所有感官參與書寫的激情，那是他不斷實驗與精進的佐證，也是其探索故鄉書寫之神秘感的創造。
（劉波，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