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清杰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對擴大內需作出戰略部署，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堅持內需主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列為明年經濟工作要抓好的八項重點任務之首，并提出要在大局中把握明年經濟工作的關鍵著力點，圍繞做強國內大循環，拓展內需增長新空間。這些重要部署，都凸顯了擴大內需、做強國內市場的重要性。
從大國經濟特征認識擴大內需
擴大內需是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戰略之舉。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并反復強調要“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深刻闡明了擴大內需對發展全局的基礎支撐作用，彰顯了我們黨對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
大國經濟的特征都是內需為主導、內部可循環。美國是最典型的例證，依托其約占經濟總量七成的龐大消費市場，奠定了經濟穩定的基石，并以此維系全球影響力。大國經濟要達到更高發展水平，必然要經歷從依賴外需到內需主導的深刻轉型。改革開放后，我國融入國際大循環快速提升了經濟實力，通過擴大內需有效應對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積累了成功經驗，但也使我們清醒認識到，作為一個超大規模經濟體，絕不能將發展的基礎建立在不可控且多變的外部市場之上，只有建立強大而完整的內需體系，才能為暢通的經濟運行提供穩定支撐。
全方位擴大內需，是保持我國經濟長期持續健康發展的需要，也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未來一個時期，我國國內市場主導國民經濟循環的特征將更為明顯。在內外部發展環境更趨嚴峻復雜的大背景下，只有堅持立足國內，全方位擴大內需、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增強發展主動性，才能夠在國際風云變幻中牢牢把握發展主動權。
從穩增長角度理解擴大內需戰略
回顧最近幾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擴大內需的戰略地位不斷提升。在“十五五”規劃建議中，“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同樣居于重要地位。
我國強調擴大內需戰略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減少特殊情形下外需風險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沖擊。從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或防止經濟劇烈下跌的角度考慮，以國內需求為主，減少外部因素的負面沖擊將是一個必然的選擇。因此，要優化政策舉措，大力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充分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和投資的關鍵作用，使社會再生產實現良性循環。
擴大內需既關系經濟穩定，也關系經濟安全，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戰略之舉。據統計，2021年至2024年，內需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86.4%，其中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56.2%，比“十三五”時期提高8.6個百分點。今年前三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53.5%，比上年全年提升9個百分點。在世界范圍內，中國穩居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第一大網絡零售市場、第二大進口市場。可以說，內需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和穩定錨。擴大內需戰略不僅符合我國經濟增長的實際情況，也契合改善民生的社會發展目標。
準確把握提振消費需求的基本邏輯
從本質上說，市場的底層邏輯是供給方、需求者之間自發開展的商品買賣與服務交易活動。在當前我國產能相對過剩、需求疲軟的背景下，更應關注需求方的購買力和購買意愿。
做大國內市場的第一要務是聚焦百姓的消費，因為消費是市場需求的核心主體，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近年來，我國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波動較大，多數年份低于60%，與發達經濟體存在明顯差距。
分析原因。首先，從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情況看，2013年以來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長期穩定在42%至45%之間，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因此，要通過系統性改革，優化初次收入分配體制，不斷提高普通百姓分享經濟成果的比例，提升其獲得感。與此同時，增加居民的財產收入、優化個人所得稅、提升最低工資水平等措施也有助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其次，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仍存在不完善之處，對居民消費信心產生消極影響。例如，生育、教育、看病、養老、購房以及收入穩定性等問題仍在制約居民的消費意愿，導致居民的預防性儲蓄率偏高。從某種程度上講，這是當前我國居民“不敢”將更大比例收入用于短期消費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從收入統計的角度看，相當一部分城市居民每月定期支付的按揭貸款相當于直接吞噬了居民的收入，擠占了他們在居住服務之外的其他消費空間。再次，三年疫情給國人帶來了心理沖擊，打擊了消費的積極性。“十五五”期間，如何讓居民理性對待外部不可控風險，盡快修復消費信心，也是全社會必須面對的一個新問題。最后，從人口基數看，我國需要進一步優化生育支持政策，倡導積極婚育觀，努力穩定新出生人口規模。
高度重視消費市場的供給優化
我國消費市場發展面臨的首要問題是需求不足，但并不意味著僅僅提供商品和服務就萬事大吉。事實上，消費市場的供給端也存在結構不合理、供需適配性不高等問題。例如，這些年備受關注的境外搶購潮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國內市場高端消費品和優質服務的相對匱乏。境外掃貨之所以盛行，主要是一些消費者因國內商品質量參差不齊，通過出境旅游或海外代購購買奢侈品、奶粉、保健品、電子產品等商品。事實上，我國的消費品工業并非做不出好產品，而是這些好產品把國際市場作為主要目的地，導致國內消費者無緣這些好產品。近些年來，不少外向型企業在商務部門的協助下，依托電商平臺，積極開拓國內市場，把眾多外貿優品推向國內普通家庭。這種市場結構的調整一方面順應了居民消費升級的需求，減少購買力外流，另一方面也能助推消費品工業借擴大內需的政策加快實現高質量發展。
此外，我國的服務性消費供給具有很大的優化空間。2024年，我國居民服務性消費支出占人均消費支出的比重為46.1%，較2020年提高了3.5個百分點。服務市場的發展潛力不僅表現在養老、托育等剛需服務的穩步增長，以及營養膳食、健康護理、家庭教育等專業化家政服務需求的不斷融合，也表現在隨著文旅、體育領域出現的沉浸式、體驗式消費的迭代創新，以及數字與智能服務消費的快速崛起催生出服務創新的新空間。我國服務產業應順應居民消費演進趨勢，及時應對消費變化，融合新技術、新場景，加大服務產品創新力度，為百姓提供更加豐富、更加優質的服務產品，讓消費者享受高品質服務，獲得更高的情緒價值。
制度和市場雙向發力提振民間投資
投資既是當期需求，也是未來供給。要優化政府投資結構，推動投資止跌回穩，適當增加中央預算內投資規模，優化實施國家重大戰略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項目建設，優化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用途管理，發揮好政府投資的帶動放大作用。要繼續發揮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有效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完善民營企業參與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系統性打通制約民間投資的堵點、難點、痛點，讓社會資本“愿投、敢投、能投”。
民營企業的投資需求是內需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也是擴大內需的重點領域。2024年，我國全社會固定投資達到51.44萬億元，其中民間投資25.76萬億元，占比為50.1%，是我國投資領域的半壁江山。不可忽視的是，民間投資信心不足問題較為突出。2023年和2024年我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分別下滑0.4%和0.1%，部分民營企業面臨“不敢投、不愿投、不能投”的現實困境。這些表明，一些針對民營經濟的制度約束尚未完全消除，在項目投資、招投標等領域，競爭中性政策尚未真正落地，民營企業可能會遭遇身份歧視，存在“卷簾門”“玻璃門”“旋轉門”三重系統性障礙。民營經濟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至今未得到有效破解，金融領域的隱性壁壘仍在困擾一些民營企業的發展。
讓人欣慰的是，近期民間投資的制度環境已經出現明顯好轉。今年5月20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可以看作是這一領域最重要的一項制度安排。國務院辦公廳在上個月剛剛印發了《關于進一步促進民間投資發展的若干措施》，民間資本將有更多機會參與鐵路、核電、水電、跨省跨區直流輸電通道、油氣管道、進口液化天然氣接收和儲運設施、供水等領域項目，新興的低空經濟領域基礎設施建設民間資本也可以有序參與。同時還提出，支持民間資本更多投向工業設計、共性技術服務、檢驗檢測、質量認證、數字化轉型等生產性服務業領域。
隨著民間投資新政的落地，民間投資的發展疲態有望得到改善。從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增強供需適配性的角度看，激活民間投資益處多多。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企業在選擇賽道、技術創新、品牌塑造等方面有著強大的內生動力。消費品生產領域和生活性服務業的民營企業能更敏銳捕捉市場變化，在豐富產品供給、引領消費趨勢等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從供給側為擴大內需作出貢獻。
著眼明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做強國內大循環，建設強大國內市場，以國內循環的穩定性對沖國際循環的不確定性，必須堅持內需的主導地位。提升擴大內需戰略的政策效果，就消費市場而言需要從需求和供給兩端發力，以提升購買力和增強購買意愿為突破口。同時，應規范消費市場秩序，打擊假冒偽劣產品、虛假宣傳、價格欺詐等侵犯消費者權益的不法行為，并盡快廢除限制住房、汽車等大宗消費的地方政策，將購買選擇權歸還市場。對民間投資需求的提振不僅要打破制度環境中的各種障礙，優化營商環境，同時還需要改善供需失衡狀況，提升市場效率，讓民營企業在寬松的制度環境和向上的市場環境中敢于投資，樂于投資。
（作者系北京工商大學新商業經濟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