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頂山香山寺塔和碑是列入《中國名勝詞典》的享譽海內外一處名勝、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唐代著名美術家范瓊在香山寺留下的千手千眼觀音化身自作塑像、蔡京碑，和香山寺塔被專家譽為平頂山香山寺“鎮寺三寶”。
△平頂山香山寺（網圖）
筆者曾作《在香山寺尋找蘇東坡》在頂端2024年10月15 日刊發，受到讀者關注并引起反響。今作再尋，探覓東坡與在香山寺“鎮寺三寶”之一的范瓊千手千眼觀音化身自作塑像的歷史“留痕”，以饗讀者之愿。
一、東坡好友趙令畤收藏范瓊的香山寺大悲觀音畫稿
有著“宋代宗室文學第一人”之稱的趙令畤，是宋太祖趙匡胤次子燕王趙德昭的玄孫，初字景貺，自號聊復翁，家有藏書三萬多部、書畫數十函，其隨身攜帶22件書畫珍品。其中就有唐代著名書畫家范瓊的大悲觀音像畫稿。乾隆八年《寶豐縣志》卷五載：“唐大中年（847）范瓊為汝州香山寺觀音化身作塑像”。
蘇東坡、趙令畤兩人交往始于元祐六年。元祐六年，東坡請任地方終于得到朝廷的允許任潁州知州，當時任簽署潁州節度使判官聽公事的趙令畤得知蘇軾遷任潁州，便派人前往杭州迎接，并同時致書信表達敬意。東坡對趙令畤的這種“禮意兼重”的舉動十分的感動，并表示能“得親宗彥”而感到慶幸。
元祐六年十二月，蘇東坡為趙令畤改其字景貺為德麟，作《趙德麟字說》并闡釋其意。《趙德麟字說》中將漢武帝有幸獲得的“符瑞”麒麟跟趙令畤作比，稱贊其“學道觀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為浮云，而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馳之”，贊揚趙令畤的才能與美德。此外，蘇軾還為趙令畤寫了《秋陽賦》、《洞庭春色賦》二賦。東坡的“兩賦”與《字說》擴大了趙令畤在士林中的名聲。僅在潁州呆了半年的蘇軾，元祐七年二月改知揚州，東坡離開潁州時向朝廷上奏《薦宗室令畤狀》。東坡知任揚州后，與潁州的趙令畤交往未斷，時時有唱和之作，如《軾在潁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其韻》《次韻德麟西湖新成見懷絕句》《再次韻德麟新開西湖》。
元祐七年八月，蘇東坡被召還京，趙令畤潁州簽判亦任滿到京候職。同年十一月，蘇軾上《再薦宗室趙令畤札子》和《再薦趙令時狀》，再一次向朝廷舉薦了趙令畤。這次朝廷接受了東坡的推薦，于次年五月，任命趙令畤為光祿寺丞。東坡與趙令畤又在京城一起共事。在《蘇軾文集》卷五十二中，收錄有與趙令畤的尺牘有十七首。東坡與詩友趙令畤等在潁州的詩文唱和，有《汝陰唱和集》傳世。
蘇東坡被貶導致與其交好的人受到了牽累。趙令畤也被處罰金且“閑廢且十年”（書趙令畤字說后：張耒集卷五十四）。他對此不僅沒有怨言，還將東坡的遺墨余稿珍藏了起來，沒有迫于時局的壓力而舍棄。張耒問他這樣做的緣故，他回答道:“此文章之傳者也，不可使后人致恨于我。”張耒稱贊其“篤行而剛信”（（書趙令畤字說后：《張耒集》卷五十四，庫本）。宋人葉寘《愛日齋叢談》卷二，中華書局2010年1月第1版）記載：蘇軾晚年被流放到蠻荒之地的海南時常思念中原，期待能有返回的時日。一天，他“乃滌硯焚香，默寫平生所作較為得意的《洞庭春色賦》當不脫誤一字以卜之”，預測自己北歸之期。蘇軾以趙德麟書賦卜人生，足見對他的喜愛和眷戀。
東坡葬郟后的第三年，即崇寧三年(1104年)六月，趙令畤被定為“為臣不忠”的罪名，列入元祐黨籍，成為元祐黨人碑上的309人之一。趙令畤一生不忘感念蘇軾的知遇之恩與提攜。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蘇軾在遇赦北歸時不幸在常州病逝。東坡病逝后，趙令畤完成了他的專著《侯鯖錄》，其中關于蘇軾的趣聞佚事就達39條，從多方面記述和反映了蘇軾為官為人的言行風采，為我們留下了蘇軾自適達觀、詼諧睿智的生活態度和人格形象,足以可見趙令畤對蘇軾的深切懷念之情。
二、“蘇門六君子”李廌在趙令畤襄陽官邸品鑒范瓊畫稿
在中國文學史和文化史上 ，躋入“蘇門六君子”之列的李廌，元符元年七月開啟“襄州之旅”，在蘇東坡的同事兼好友時任襄陽從事的趙德麟處“留連馀半年”，品鑒趙德麟從京城府邸帶往襄陽館舍的22件名畫，著成《畫品》，收入四庫全書。
“德隅堂”即趙德麟襄陽官舍之隅(屋隅)堂，亦即他的藏畫之所，故《宋史》藝文志稱李廌的《畫品》為《德隅堂畫品》。其首篇《大悲觀音像》：
唐大中年范瓊所作，像軀不盈尺，而三十六臂皆端重安穏，如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襄陽東津大悲化身自作畫像，意韻相若。蓋臂手雖多，左右對偶，其意相應，混然天成，不見其有余。所執諸物，各盡其妙。筆跡如縷，而精勁溫潤，妙窮毫厘，其盧楞伽、曹仲宣之徒歟?
唐貞觀年間，隨沙門智通譯印度密教經典《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大慈悲心陀羅尼經》和千手千眼觀音像傳入中國，“大悲”成為觀音的特指。英國劍橋大學、牛津大學中文講座教授杜德橋在他《觀音菩薩緣起考》一書中特別指出：“香山大悲觀音像吸引了李廌的注意。李廌(1059-1109)乃北宋文人、書畫家、東坡門人。他對大悲像的杰出藝術，留下明確的見證。”“從他所著的《畫品》中所說，“我們知道在十一世紀末十二世紀初，李廌不僅熟悉香山大悲觀音像乃一無可比擬的藝術作品，也熟悉“大悲化身自作塑像”這種傳說。”
“蘇門六君子”是中國文學史上六位以突出的文學成就和君子之德為士人典范的特殊群體。李廌又是蘇門六君子中唯一一位因布衣免于黨禍、始終與蘇軾同浮沉的標志性人物，其傳記入《宋史?文苑》。據《宋史》載，位于嵩山之麓小峨眉山坳的蘇軾墓地就是由李廌“奔走許、汝間，相地卜兆授其子”的。
李廌，東坡同年李憲仲之子，初名豸。李廌家從祖先便傳以家法，家教比較嚴格。李廌從小便能自覺刻苦學習，年齡稍大一點，就因為有學問在鄉里小有名氣。蘇軾查閱《五經》《左傳》《周禮》發現豸為“蟲之豸”，蘇軾為其改豸為廌。“豸”“廌”兩個字發音相同，廌是神獸，能辨是非曲直，東漢時期的杰出思想家王充《論衡》中有被奉為"中國司法鼻祖"--皋陶曾用它來決斷疑獄的記載。由此可見蘇軾對他溺愛和厚望。
在蘇東坡遭難貶謫黃州之時，李廌不顧世情險惡前去探望。元豐八年，蘇軾“量移”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改為“常州居住”，李廌在陽翟（今河南禹州）出發，在南京（今河南商丘)與趕赴常州的蘇軾途相見，當蘇軾得知其父病故的噩耗，又因家貧他的祖母邊氏、母親馬氏、前母張氏和同年李憲仲未能入土為安，蘇軾隨將好友捐助其常州安家用的十匹絹、百兩絲轉贈，助其安排后事。蘇軾作《哀詞》悼念同年，并請范鎮為同年撰墓志銘。（東坡全集卷十五）。
元祐元年東坡還朝，蘇門得以確立，李廌遂成為蘇門重要成員。元祐三年，李廌參加省試。當時正是東坡作為主考官，同為蘇門弟子的黃庭堅為點校官，張耒為參詳官。可是，直至科舉結果出來，卻名落五百零八名之外。東坡愧失李鷹，作詩感嘆“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時漫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李鷹自己也和詩自嘲“平生功名眾所料，數奇辜負師友責”。欲歸耕陽翟，東坡憐其貧困，將御賜名馬玉鼻骍送給李廌，并立馬券為之增值。后來，東坡與范祖禹相謀:“鷹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棄奇寶于路隅，昔人所嘆，我曹得無意哉!”將同薦于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元祐期間，與東坡往來甚多，通簡頻繁，東坡對其文章才學多有贊賞和指導。對于元祐期間游蘇軾門師友言談，李廌寫《師友談記》記之。《四庫全書》提要評價“所載多名言格論。非小說瑣錄之比。”李廌有《濟南集》《德隅堂畫品》傳世，傳入《宋史》卷四百四十四卷
三、范瓊大悲觀音畫稿隨故宮國寶南遷
被譽為“中國抗戰史上保護中華文脈的一場壯舉”的故宮國寶南遷。在南遷國寶中其中就有東坡瞻拜的畫像、乾隆收藏在乾清宮鑒賞的范瓊畫稿。
范瓊是繼大中元年為香山寺大悲觀音化身塑像之后的第三年，即大中四年在成都圣興寺所畫。據宋代黃休復《益州名畫錄》載，大中四年范瓊在成都大慈寺大悲閣和壽圣寺、圣興寺、凈眾寺、中興寺分別創作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壁畫，唯大悲閣的得以保存。大悲閣范瓊創作的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壁畫位于大門一旁。22歲的蘇軾在至和二年（公元 1055 年），首次在大悲閣瞻拜，后作《成都大悲閣記》有如下記載：
昔吾嘗觀于此，吾頭發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發而頭為之動，撥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發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雁而耳節鳴鼓，首肯傍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蘇軾文集》卷十二）
蘇軾認為觀音菩薩“千手異執而千目異視”是不可思議的。依據俗情常理，乃是牽一發而動全身，顧首而不能顧尾，當一個人手足耳目全部派上用場時，即使再聰明，也必然“有所不暇矣”，何況觀音像還是千手千目，那就更應接不暇。由此誕生出成語“牽一發而動全身”，豐富了中華民族的語言寶庫。
乾隆鑒藏范瓊畫稿收藏在乾清宮，嘉慶年間由吏部尚書英和主持編纂《秘殿珠林三編》卷五對范瓊畫稿的質地、流傳有詳細記載：
唐范瓊畫大悲觀音像-軸 本幅絹本，縱二尺一寸、橫一尺二寸四。分設色畫蓮座，千手觀音分執法寶。款：大唐大中四年庚午歲正月吉旦 范瓊敬畫于蜀郡圣興寺中。泥金書 [右方標綾］舊題簽：大悲觀音像唐范瓊真跡，邗上查士標題簽。[左方標綾]題識：范瓊阿彌陀佛向見于金陵沈氏，今爾宰詞兄出此大悲觀音像，筆法悉與相似，遂定為真跡無疑爾，宰寶之，清河張丑謹題。鈐印二：張丑之印、張青父氏。[軸內分鈐高宗純皇帝寶璽]：乾隆御覽之寶、乾隆鑒賞[鑒藏寶璽]五璽全 珠林三編。謹案：范瓊，開成時人。善畫人物、佛像、天王羅漢，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
文中的“舊題簽”者“邗上查士標”：查士標，清初著名畫家、鑒賞家和詩人，曾寓居揚州，故自稱“邗上查士標”。“題識”者張丑，晚明著名書畫鑒藏家，有《清河書畫舫》書畫鑒賞名著，其“清河”是張氏之郡望，“書畫舫”取意于黃庭堅“米家書畫船”詩句。其鑒藏印著名的有“張丑之印”、“張青父氏”。“五璽全”，系指嘉慶御覽之寶，嘉慶鑒賞，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秘殿珠林五璽。
《秘殿珠林》是一部著錄清代宮廷專門收藏釋、道書畫的巨著，分初編、續編、三編三部。負責編纂之人員均為當時書畫大家或書畫研究專家，并參與宮廷書畫之鑒定活動。代表著當時的最高學術水平。初編之纂輯始自乾隆八年(1743)十二月，成于乾隆九年(1744)五月。三編始纂于嘉慶二十年(1815）二月，至嘉慶二十一年(1816)閏六月編纂完成。編纂地點在懋勤殿，懋勤殿在乾清宮之西廊。主持者為吏部尚書英和。《秘殿珠林》初、續、三編僅有稿本和抄寫本兩種。稿本為編纂過程中形成之本；抄寫本為待書成之后由大臣謄寫之本，為內府朱絲欄寫本。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接著，“七·七”盧溝橋事變、上海“八·一三“”事變先后爆發，為了故宮藏品的安全，被譽為“中國抗戰史上保護中華文脈的一場壯舉”全面拉開。它歷時20余載、橫跨10余省市的遷徙，最終牽動13000余箱國寶踏上征途。據故宮老職員向斯先生撰文回憶：古物館所選擇的南遷國寶，是宮廷珍寶的精品，全部裝箱，都是按照英文順序進行編號，從A到F共2585箱; 其中B類是書畫類，共128 箱，其中就包括乾隆收藏在乾清宮鑒賞的范瓊畫稿。這批“國寶”文物經平漢鐵路南下，轉隴海線東行，再循津浦路抵浦口，遇戰火又分三路西遷川黔，沿途躲過轟炸、洪水與山匪，每一道路線拐點都刻著驚心動魄。中路文物向樂山轉移時，32歲的故宮職工朱學侃為查看艙位失足身亡，成為“護寶獻身第一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國寶分批返回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館。1948年12月至1949年2月，存放在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文物保管文物又分三批運往臺灣。其中，記載范瓊畫稿《秘殿珠林三編》放置在臺北故宮藏品庫第56排架，編號為“故殿 000144-000255”。1956年4月，臺北故宮在運臺全部書畫中遴選精品，編為《故宮書畫圖錄》。所謂精品，在其編纂“凡例”中提出三條標準，即歷代名跡其作者之真實性無疑問者；歷代名跡其作者雖未易確定，而作品木身自具價值，或流傳有緒者；明清諸家作品之真而精者。乾隆收藏在乾清宮鑒賞的范瓊畫稿就收錄在臺北《故宮書畫圖錄》卷五之中。今香山寺塔外壁二、三層尚保存有305尊佛龕，其中僅千手千眼觀音像壁龕就有35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