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大安全大應急框架
推動森林草原防滅火治理模式轉型
中共中央黨校應急管理研究院副書記 鐘雯彬
近日，《森林草原防滅火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正式公布。《條例》結合近年來全球進入森林草原火災高發期以及我國森林草原防滅火面臨的嚴峻形勢，總結我國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經驗，整合優化了《森林防火條例》和《草原防火條例》。《條例》明確森林草原防滅火責任、統一指揮體系、分級預警機制、技術應用創新和責任追究，對完善應急管理法律體系、筑牢國家生態安全屏障、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推進應急管理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條例》圍繞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的“建立大安全大應急框架”的定位，在以下幾個方面突出強調了推動治理模式轉型的立法價值取向。
一是提高“預防”的質量，強化源頭治理，推動治理模式向事前預防轉型。
預防火災的發生是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的首要任務。《條例》堅持風險前置化治理，進一步強調了預防工作的重要性。《條例》規定建立森林草原火險區劃等級管理制度，規范火災防治方案和應急預案編制工作，加強防滅火裝備和基礎設施建設，提高了火災防控的科學性和精準性，推動從災后應對向風險前置管理的轉變。《條例》明確規定防火區、高火險區以及防火期和高火險期的要求，并通過強化落實火源管控、開展防火檢查、加強火災隱患排查整治等預防性措施，減少火災發生概率，從源頭上降低災害風險。
“防”與“救”在森林草原防滅火實際工作中密不可分。為做到防中有救，救中有防，《條例》通過量化預警標準，建立國家森林草原火險分級預警制度，按緊急程度分為四級（紅、橙、黃、藍），提高了預警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整合運用現代化火災感知方式和多渠道信息加強火災監測預警，為人員疏散和財產轉移爭取寶貴時間，最大限度減少災害損失。
二是強化“滅火”的能力，強化協同聯動，加強防滅火力量建設。
《條例》構建了集中統一的指揮體系，明確火災分級處置主體以及指揮層級。《條例》規定，火場前線指揮部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負責人擔任總指揮，同時應當設置專業指揮；明確指揮調配各類森林草原防滅火隊伍的要求，大幅提升了撲救效率和安全性。
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是一個綜合性強的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多部門多方面協同努力，合力推動。《條例》堅持全面推進防滅火一體化建設的工作思路，通過多種機制設計強化協同聯動。強化部門協同，明確森林草原防滅火指揮機構牽頭抓總作用，應急管理、林草、公安、消防救援等部門按照職責分工做好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形成工作合力；強化區域協同，建立跨區域聯防聯控機制，提高區域協同防控能力，既保證了指揮權威，又保持了必要靈活性；增強軍地協同，明確軍隊和民兵組織依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執行撲救任務；加強社會協同，建立健全社會力量和公眾參與機制，提高社會化水平。此外，《條例》通過信息共享機制、聯防聯訓聯戰機制等制度設計，確保協同聯動落到實處、發揮實效。
三是夯實“保障”的基礎，統籌規劃部署，引導科技賦能。
基礎設施建設是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的硬實力。《條例》強化基礎能力建設，要求國務院有關部門、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建立防滅火物資儲備保障體系，及時補充更新防滅火物資；要求有關森林草原防滅火設施與建設項目同步規劃、同步設計、同步施工、同步驗收。針對我國航空消防建設現狀，《條例》明確國務院和省級人民政府根據實際需要開展航空消防建設，充分利用衛星遙感技術和現有軍用、民用航空基礎設施，建立相關單位參與的森林草原防滅火航空協作機制。
科學技術是實現防滅火現代化的重要支撐。《條例》強化科技賦能，突出對科技信息化、智能化發展的引導與創新，提出加強科學研究、技術創新和裝備研發的要求，強調提升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加快裝備轉型升級，加強人才培養。
四是構建“扎實”的責任體系，細化責任清單，強化責任追究。
《條例》重視責任落實，規定森林、林木、林地、草原經營單位和個人在其經營區域內承擔森林草原防滅火責任，明確承擔電力、通信線路、石油天然氣管道的森林草原防滅火責任的經營單位以及鐵路、公路的經營管理單位的森林草原防滅火責任。在強化問責追責方面，《條例》加大追責問責力度，嚴肅追究違反《條例》相關規定的單位與個人法律責任，同時對防滅火工作中的失職失責行為，依法追究地方政府、有關部門、經營單位及有關人員的責任，倒逼各方落實責任。
五是做好“生態”的文章，重視恢復，彰顯筑牢國家生態安全屏障的價值取向。
“草木植成，國之富也。”森林和草原作為重要的陸地生態系統，其防滅火安全直接關系到國家生態安全大局。《條例》將生態環境影響納入火災調查評估工作，為災后生態修復提供科學依據。《條例》明確更新造林、恢復植被等措施，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
更加重視筑牢
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安全底線
國家消防救援局一級指揮長 馬玉春
近日，新制定的《森林草原防滅火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正式公布，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這是繼《國家森林草原火災應急預案》修訂出臺和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全面加強新形勢下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的意見》之后，國家層面以行政法規的形式對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進行的總體性制度安排。《條例》以《森林防火條例》《草原防火條例》為基礎，充分汲取近年來森林草原防滅火方面的實踐經驗教訓和改革成果，作了系統的補充完善優化，特別是關于防滅火安全的內容得到進一步充實和明確，體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為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和滅火人員自身安全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指導。
一、在立法目的中強調安全
新形勢下，隨著安全發展理念和生態文明建設深入人心，社會各界更加關注森林草原火災對人民生命財產和公共安全的極大危害，對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生態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脅。為此，《條例》繼續把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和維護生態安全列入立法目的，既是對《森林防火條例》《草原防火條例》成熟適用內容的保留和傳承，更是適應新形勢新體制新機制新任務的重要舉措。無論是在森林草原火災的預防還是撲救工作中，都要把保護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同時，森林草原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再生性資源，不僅能夠提供大量林牧產品，還具有改良環境、涵養水源、防風固沙、保持水土、調節氣候、凈化大氣、維持生態平衡等功能，對國家生態安全具有基礎性作用，直接關乎人民群眾的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
二、在防滅火工作方針和原則中凸顯安全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我國森林防火工作的方針一直都是“預防為主、積極消滅”，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證明，這個方針是正確的、有效的。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全面加強新形勢下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的意見》，提出了新形勢下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的基本方針，將原來的“預防為主、積極消滅”擴充為“預防為主、積極消滅、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由過去主要強調“防”和“滅”拓展為“防+滅+安全”于一體。“預防為主、積極消滅”本身也含有安全之義，以預防為主，防患于未然，不發生火災就是最大的安全，少發生火災就是降低安全風險；一旦發生火災，積極組織撲救，打早打小打了，既有利于避免人員傷亡，又能防止小火釀成大災。在方針中增加“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更加明晰地將安全目標提出來，使防和滅的工作要求統一于安全目標，實現了工作方針的進一步升華。《條例》將新形勢下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方針以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將“安全高效”作為新增加的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原則之一，“安全”在前，“高效”在后，在安全的基礎上追求高效；同時還在加強防滅火宣傳教育的條款中增加了提高公民“安全意識”。這都是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把保護人民群眾和滅火人員的生命安全放在最高位置的最直接體現，反映出國家層面對防滅火安全的高度重視。
三、著力建強專業力量夯實滅火安全基礎
撲救森林草原火災危險性大，對滅火裝備的操作和滅火技戰術運用有很高的要求，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撲救人員傷亡，主要是安全意識不強、滅火技術不足、避險技能缺失所導致。建強專業力量，組織專業撲救，是安全高效滅火的基礎，也是《條例》著重充實和規范的內容。
一是優化力量體系。《條例》重點對國家綜合性消防救援隊伍承擔的撲救和預防職責、地方隊伍的建設主體和職業資格、社會力量的引導和規范作了規定。軍隊和武警部隊作為撲救參與力量在附則有關條款中也作了體現。同時，《條例》還明確規定撲救森林草原火災，應當以各類森林草原防滅火隊伍為主，必要時可以組織干部群眾協助撲救，但不得安排未經相關專業培訓的人員直接滅火，不得動員殘疾人、孕婦和未成年人以及其他不適宜的人員參加滅火，最大限度避免非專業人員參加滅火導致傷亡。
二是規范力量調配。我國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歷來強調早發現、早出動、早撲滅，減少火災損失，降低撲救風險，避免人員傷亡。《條例》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按照規定及時調配力量開展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撲救森林草原火災時，相關地方人民政府應當立即就地就近組織地方森林草原消防隊伍、國家綜合性消防救援隊伍等力量參與撲救。無論是“及時調配”還是“立即就地就近組織”，都是突出強調反應要快、到位要快、處置要快，打早打小打了。特別是“就地就近”的規定，就是要求地方政府不管是地方隊還是國家隊，哪支力量在當地、哪支力量離得近，就優先調集哪支力量。當前，國家綜合性消防救援隊伍正在組織修訂力量調動相關規定，優化接警方式和調動程序，積極為地方政府高效調動使用創造條件。
三是強化安全建設。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全面加強新形勢下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的意見》，在森林草原防滅火領域提出了安全建設的概念，強調安全建設注重抓在平時、關鍵嚴在戰時。《條例》在相關條款中對平時和戰時的安全建設分別作出了明確規定。一方面，在預防部分專列條款規定，各類森林草原防滅火隊伍應當建立防滅火安全制度，按照有關標準配備個人防護裝備，定期進行培訓和演練，并組織撲救安全教育和安全避險演練，建立聯防聯訓聯戰機制，加強銜接配合。涵蓋了安全制度、安全防護、安全培訓、安全教育、安全避險各個方面，著重強調平時就要打牢安全基礎。另一方面，在撲救部分同樣專列條款規定，撲救森林草原火災，應當及時解救、疏散、撤離受火災威脅的群眾，并做好火災撲救人員的管理和安全防護，保障撲救人員安全，盡最大可能避免人員傷亡。包括規范現場指揮、落實專業指揮、要求直接滅火人員必須經過專業培訓等相關規定，都是強調在滅火作戰中要把安全工作抓嚴抓實抓到位，牢牢守住滅火安全底線。
四、突出規范現場指揮降低滅火安全風險
森林草原防滅火是一項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撲救森林草原火災更是人與自然災害斗爭的高危行動，科學精準的組織指揮是制勝關鍵、安全之本。《條例》在規范建立國家和地方各級森林草原防滅火指揮機構（機制）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火災現場指揮機制，與《森林防火條例》《草原防火條例》相比，定位更加準確、內容更加全面、要求更加明確，指導性、適應性、可操作性也更強，為科學組織指揮、安全高效滅火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是規范前線指揮部設立。主要從“怎么設”“由誰指揮”“指揮誰”三個層面統住整個前線指揮工作，保證滅火的效率和安全。其中，“怎么設”明確撲救森林草原火災應當根據需要及時設立火場前線指揮部，設立時機、級別、規模等由相應的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確定，強制性與靈活性相統一，充分體現屬地為主原則；“由誰指揮”一方面明確火場前線指揮部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負責人擔任總指揮，而不是政府的部門領導、鄉鎮領導以及其他領導擔任，保證滅火指揮協調和資源統籌調配能力；另一方面明確同時應當設置專業指揮，保證權威性與專業性相統一。“指揮誰”明確各類參與火災撲救的救援力量應當接受火場前線指揮部的統一指揮，賦予了火場前線指揮部在火災撲救當中的最高指揮權，實施統一指揮，避免各行其是打亂仗影響滅火全局和安全。
二是突出現場專業指揮。某種意義上講，打火就是打仗，面對復雜多變、稍縱即逝、人命關天的撲救行動，現場指揮的臨機處置、科學決斷至關重要，對現場指揮員的專業能力要求極高。為此，《條例》明確規定在火場前線指揮部應當設置專業指揮，國家綜合性消防救援隊伍執行森林草原火災撲救任務時，其現場最高指揮員進入火場前線指揮部，負責專業指揮工作，參與決策和組織現場指揮。具體落實當中，結合國家森防指印發的《撲救森林草原火災現場指揮機制》，火場前線指揮部總指揮主要負責統籌火場的指揮協調和組織撲救工作，專業指揮（專業副總指揮）除由國家綜合性消防救援隊伍現場最高指揮員擔任外，在沒有國家隊參與撲救的火災現場，還可以由精通滅火指揮、實戰經驗豐富的領導和行業專家擔任，負責全面掌握火災情況，分析火情發展態勢，制定撲救方案，具體指導撲救行動組織實施。
三是明確指揮基本要求。森林草原火災屬于開放式燃燒，受氣象、植被、地形等條件影響，火勢發展瞬息萬變，極易造成人員傷害。《條例》規定，火場前線指揮部應當在核實火災準確位置、范圍以及風力、風向、火勢的基礎上，根據火災現場天氣、地理等條件，合理確定撲救方案、劃分撲救地段、確定撲救責任人，科學防范和處置險情。這既是對前線指揮部的要求，也是對所有一線指揮員的要求，先偵察再行動，把握最佳時段，選擇最佳地段，運用最佳手段，科學穩妥撲救。同時，專門新增了對受森林草原火災威脅的重要目標進行保護的要求，強調應當在專業人員指導下消除威脅、科學施救，防止救援不當造成更大損失。
法治保障 社會協同 科技賦能
一體推進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高質量發展
中國消防救援學院副院長 齊方忠
制定《森林草原防滅火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是落實中辦、國辦《關于全面加強新形勢下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的意見》的重要舉措，標志著我國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邁入法治化、科學化、專業化的新階段。
當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進入關鍵時期，森林草原作為重要的生態屏障，其防滅火工作面臨全球氣候變暖、極端天氣頻發、人為活動干擾加劇等新形勢新挑戰。對《森林防火條例》《草原防火條例》進行整合，制定《條例》，是適應新時代防滅火工作的重大制度創新。《條例》立足國情、面向未來，堅持問題導向，系統性地推進制度創新，其改革深度、覆蓋廣度與執行力度前所未有。《條例》順應國家應急管理體制改革趨勢，回應林草深度融合現實需要，將實踐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為法律制度，為構建現代化防災減災救災體系提供有力支撐。
一、以法治化重構筑牢森林草原防滅火制度基石
《條例》制定是應對當前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所面臨的嚴峻形勢與挑戰的現實需要。近年來，全球氣候變暖引發極端天氣頻發，隨著生態旅游、林下經濟等新業態發展，林區人員流動性增強，火源管控難度進一步加大，我國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進入“多災種疊加、多風險交織”復雜局面，呈現“自然火險增高、人為風險突出”雙重壓力，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亟需推出《條例》適應新形勢發展。
《條例》在國家治理層面實現重要突破，核心在于通過法治化手段明確防滅火管理體制，有效解決以往條塊分割、多頭管理問題。《條例》明確國家森林草原防滅火指揮機構的日常工作由國務院應急管理部門承擔，并要求地方層面建立的指揮機構（機制）由應急管理部門承擔日常工作。這精準對接了《關于全面加強新形勢下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的意見》中關于“優化體制機制，建強組織指揮體系”要求，是基于新時代“大應急”框架的決策。其次，《條例》首次以行政法規形式明確國家綜合性消防救援隊伍在火災撲救中的核心職責與主力軍地位，按相關規定參加火場前線指揮部，負責專業指揮工作和參與決策，這為構建中國特色應急指揮體系提供了法治保障。此外，《條例》明確提出邊境火防控問題，更加適應新形勢，明確提出與有關國家政府簽訂協定或部門間合作開展撲救工作，通過國際合作機制處理跨境火災，這也要求應急管理部門會同林草部門指導聯防聯控工作，彌補跨境火撲救協調的不足，充分彰顯我國參與全球生態治理的大國擔當。
《條例》通過法治手段優化防滅火制度體系，形成以法治為核心、統籌為關鍵的治理新路徑，為國家生態安全屏障構建奠定堅實制度基礎。
二、以共治共享提升全民防火意識與參與效能
森林草原火災的防控本質是一項“全民工程”——火情的早期發現依靠基層群眾的警惕性，隱患的日常排查需要各個單位的責任心，防火意識的提升更離不開公眾的廣泛參與。《條例》在社會層面構建了多元共治的防火新格局，通過強化宣傳教育、社會動員與責任分配，推動防火工作從政府主導走向全民參與。《條例》明確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加強森林草原防滅火宣傳教育，普及防滅火知識，這不僅提升了公眾的防火意識，更培育了防火宣傳工作“從我做起，人人有責”和諧氛圍。《條例》引入社會力量參與機制，一方面鼓勵通過市場化手段分散火災風險，另一方面借助社會資源彌補政府滅火力量不足。在責任機制上，《條例》確立經營單位和個人的防火責任，并提升違法處罰標準，引入拒不改正加重處罰條款，通過法律威懾倒逼責任落實。尤為重要的是，《條例》明確了護林員、草管員巡護職責，并授權相關機構可設立臨時防火檢查站，這些規定將防火觸角延伸至基層末梢，形成了“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網格化治理網絡。
《條例》通過明確政府引導職責、激勵社會參與、強化公眾責任，構建起“政府引導、社會協同、公眾盡責”的共治體系，進而形成“全民動員、全域防控”的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新格局。
三、以科技賦能驅動防滅火工作的現代化轉型
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涉及火情監測、裝備研發、隊伍撲救、災后評估與處置等多個環節，專業化水平直接影響防滅火工作的效率與安全。《條例》在行業層面聚焦能力建設與技術創新，通過強化航空救援、專業培訓與監督考核，推動防滅火工作向科技型轉變。在航空救援領域，《條例》明確，國務院和省級人民政府建立相關單位參與的航空協作機制，整合利用衛星遙感技術和現有航空基礎設施，這一規定不僅解決了以往航空消防資源分散、協調不暢的問題，更將高空監測、快速投送、精準撲救融為一體，大幅提升撲火效率與安全性。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條例》首次將航空消防建設納入法治軌道，為未來無人機、遙感監測等新技術應用預留了空間，體現了立法的前瞻性。在專業培訓方面，《條例》明確提出國家鼓勵和支持防滅火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并要求地方森林草原消防隊伍相關人員取得職業資格并定期培訓，從制度上杜絕了“業余化”撲救現象，為打造專業化隊伍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時，《條例》強調科學撲救原則，禁止人員未經相關專業培訓直接參與滅火，并要求做好火災撲救人員的管理和安全防護，彰顯了“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價值導向。在監督機制上，《條例》建立檢查整改制度，要求有關部門對檢查中發現的隱患及時下達整改通知書并責令限期消除，有關單位和個人整改不力將被追究法律責任，形成了“檢查—整改—追責”閉環管理。《條例》以法治方式推動防滅火工作向“科學驅動、技術賦能”轉型，通過強化隊伍培訓、推動技術創新、完善管理規范，為發展指明專業化、標準化、現代化新方向。
《條例》的頒布實施將為維護國家生態安全、保障人民生命財產提供堅實法治基礎，也為全球生態安全治理貢獻中國方案。
強化科技支撐構建現代化
森林草原防滅火體系
東北林業大學教授 孫龍
近日，《森林草原防滅火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正式公布。制定《條例》是我國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的一個重大里程碑，必將對全面提升我國森林草原火災綜合防控能力、維護國家生態安全與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產生深刻而積極的影響。縱觀《條例》，對科技支撐、信息化建設、智能化應用的強化與深化，構成了最鮮明的特色，為構筑更加穩固、高效和智慧的生態安全屏障注入了強勁的科技動能。
一、拓展科技支撐維度，筑牢防滅火根基
與《森林防火條例》《草原防火條例》相比，《條例》在“科技支撐”部分實現了從原則性倡導到系統性部署的跨越，明確將“科學研究、技術創新和裝備研發”三者并舉，并具體指向“加強人才培養”、“制定和完善標準”、“提高監測預警能力”等關鍵環節。這一轉變，標志著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的驅動力量正從經驗主導、人力密集型，向更加倚重科技引領和創新驅動的新型模式轉化，是推進防滅火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舉措。
技術創新與裝備研發是提升防控效能的核心引擎。面對復雜多變的山林草原地理環境、日趨頻繁的極端干旱大風天氣以及林下可燃物大量積累等帶來的嚴峻挑戰，單純依賴“人海戰術”和風力滅火機等傳統裝備已難以應對大規模、高強度的森林草原火災。《條例》鼓勵和支持技術創新和裝備研發,旨在提升滅火行動的精準性、高效性與安全性，最大限度地保障一線撲救人員的生命安全，降低災害損失。落實好《條例》的規定，需要建立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的機制，引導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和高新技術企業聚焦防滅火實戰需求，進行聯合攻關。
專業化人才培養與標準化體系建設是科技落地的堅實保障。再先進的技術與裝備，也需要專業化的人才隊伍來掌握、應用和維護。《條例》強調加強防滅火人才培養，這需要通過完善院校教育、在職培訓、實戰演練等多途徑，著力培育一批既深刻理解森林草原防滅火業務規律，又熟練掌握現代信息通信技術、智能裝備操作、大數據分析等技能的復合型人才。同時，標準化是確保各類科技手段規范、協同、高效運行的基石。《條例》要求制定和完善森林草原防滅火標準。統一的標準化體系能夠有效打通技術應用中的“腸梗阻”，確保從監測預警到指揮調度，再到后期評估的各個環節無縫銜接、高效聯動。
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的核心在于防患于未然，打早、打小、打了的前提是早發現。《條例》明確要求提高監測預警能力，推動防火關口前移。通過科技手段實現對火險的精準評估和對火情的早期識別，能夠為部署防范力量、組織早期撲救贏得寶貴時間，是實現從被動撲救向主動預防轉變的支點。
二、強化信息融合共享，構建智慧中樞
《條例》對信息化建設作了專門規定，充分體現了對現代信息技術正在深刻重塑應急管理體系這一趨勢的敏銳把握。《條例》明確要求提升防滅火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實現信息共享、互聯互通。這實質上是要求構建一個覆蓋全域、貫通全程、統一高效的“森林草原防滅火智慧大腦”。
打破信息孤島是關鍵。《條例》強調整合與共享，旨在打通不同部門間的信息數據壁壘，匯聚衛星遙感、航空偵察、視頻監控、地面巡護、物聯感知、氣象預報、社情民意等多元數據，形成對森林草原資源與火險狀況的“一張圖”式全景感知，為科學決策提供統一、權威的數據底板。
深化智能應用是根本路徑。在整合數據的基礎上，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技術，對海量信息進行深度挖掘、智能分析和模擬推演，可以實現火險等級精準評估、火情發展趨勢智能預測、最優撲救路徑規劃、救援力量科學調度，從而顯著提升指揮決策的科學性、精準性和前瞻性。
構建一體化智慧防控體系是最終目標。通過全方位的信息化建設和深度的智能化改造，最終目標是構建起“空天地”一體化的監測預警網絡和“智慧化”的應急指揮體系。大幅提升森林草原火災風險洞察、預警發布、應急響應、救援處置和災后評估的整體效能，全面實現森林草原防滅火治理能力現代化。
三、升級預警監測手段，構筑立體化監測網絡
《條例》明確，綜合運用現代化火災感知方式和多渠道信息加強監測預警。這標志著森林草原火災監測正從傳統的人工瞭望、地面巡護向多技術融合、智能化感知和全天候覆蓋的現代化模式轉型，包括利用衛星遙感進行大范圍、周期性的火點監測，依托高點視頻監控進行實時、連續的可視監測，運用無人機進行靈活機動的巡護與監測，部署物聯網傳感器（如紅外傳感、煙感設備）進行局部精準感知等。多種感知手段結合，構成了點、線、面、體相結合的立體化監測網絡。除了直接的火災感知信息，氣象數據、地形地貌數據、可燃物數據、社情信息等，都是進行火險綜合研判不可或缺的要素。《條例》鼓勵融合多渠道信息，更早、更準地識別高風險區域和潛在火點，實現從被動應對到主動預防的轉變。
結語
《條例》的制定，是我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升自然災害防治能力的關鍵一環，是森林草原防滅火領域治理理念與實踐的一次深刻變革。它順應了科技發展大勢，精準契合了新時期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的內在需求與客觀規律。藍圖已經繪就，關鍵在于落實。我們應緊抓歷史機遇，以《條例》為行動指南和法治保障，凝聚各方力量，大力推動科技創新與森林草原防滅火工作的深度融合，加快建設科學高效智慧的現代化防滅火體系，筑牢生態安全“防火墻”，為守護好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綠水青山、保障國家生態安全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提供更加堅實、可靠的支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