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地緣政治沖突、技術革命、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以及全球南方等因素正在重塑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在此大背景下，北京大學發展研究院聯合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拉賈瓦利（Rajawali）基金會亞洲研究所、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東亞研究所共同發起系列研討會，為來自中國、美國東南亞及其它地區的智庫、高校、企業、政府與國際組織的專家提供一個交流與辯論的平臺，判斷大勢、化解分歧、達成共識。黃益平、托尼·賽奇（Anthony Saich）和席睿德（Alfred Schipke）教授分別代表三家主辦機構共同負責組織與協調工作。
第一次研討會“駕馭變局：產業政策、競爭力與發展”于2025年1月8-10日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成功舉行。
第二次研討會“激變世界：技術、數字化改造和地緣政治重塑”于2025年12月9-11在哈佛大學舉行。新加坡總統尚達曼在8日的歡迎晚宴上發表演講，并參加9日上午的研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李波做主旨演講并全程參加會議。哈佛大學副教務長Mark E.Elliott作為校方代表做開場致辭。
曾任奧巴馬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教授Jason Furman，與哈佛肯尼迪學院教授Dani Rodrik、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主任Mark Wu、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Meg Rithmire、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牛津大學Blavatnic政府學院教授Yeling Tan，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及研究團隊的黃益平、沈艷、李力行、梅亮、伍曉鷹，以及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師繆延亮、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執行院長郭凱等來自中國、美國、新加坡、德國、英國等國家的50位專家學者出席會議。
參會者一致認為，未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將由中美之間的博弈決定，因此，中美雙方保持合作、管控沖突，對中美有利，對世界也有利。有參會者指出，作為當前國際秩序的主要締造者，美國尚未面對強有力的挑戰者，但在最近的中美博弈中，美國似乎已經處于下風，這源于其在一些國際事務中的后退、經濟政策決策的不確定性和與傳統盟友的疏離。同時，這反而凸顯了中國作為世界穩定力量的形象。
未來，如果美國選擇缺席，世界其他國家可以共同維持現行多邊、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但前提是中國、歐盟、東盟等有著共同利益、共同立場的國家緊密合作。有參會者建議，中國應加強與國際社會的溝通，傳遞出統一、清晰的政策信息，尤其是對參與國際事務的態度。同時也應高度關注其經濟伙伴在參與國際經濟交易時對就業、收入與不平等等問題的擔憂，真正做到合作共贏。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李波做主旨演講
有專家提醒，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同樣將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雖然美元依然是全球最為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但美國政府的一些作為，包括削弱美聯儲的獨立性、放任公共債務的風險以及與傳統盟友疏離，都有可能動搖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根基。同時，隨著地緣政治沖突的升級和數字技術創新的應用，跨境支付體系也出現了多渠道、多形態的碎片化傾向，這可能會增加國際金融體系的風險。有專家建議中國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特別是利用中國制造強國的優勢，增強人民幣在跨境交易總的計價功能。
地緣政治風險也對中美科技創新格局帶來了重大影響。目前看來，兩大體系完全融合的可能性已經非常低，將來會形成“兩個完全獨立”還是“保持一定程度獨立”的創新體系，目前還不清楚。有參會者注意到，中國的“十五五”規劃特別重視獨立自主地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能力，而其他參會者則認為這主要是指那些有可能被“卡脖子”的領域，而不是要在所有的領域追求自給自足。還有參會者提到，中美技術創新的博弈給東盟這樣的國家帶來不少困擾。美國是傳統的戰略盟友，技術創新方面全球領先；中國是重要的經濟伙伴，其技術產品更質優價廉，問題是中美系統往往不能互操作，這就使東盟國家困擾在“二選一”之中。
有參會者還注意到，美國企業界在中美經濟關系中的行為發生了較大的改變。早期大多數美國公司會向著中國說話，后來不太積極發聲，可能是因為其在華業務遭遇了一些困難，但現在美國企業也不再抱怨，據說是發現現在政府之間的對話對于解決實際問題的作用不大，企業就轉而從微觀層面去處理問題，大部分企業并未從中國市場撤離。在中國，很多企業都在出海，但這種“中國+N”的新格局并非完全是由美國政策造成的，也是國內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體現，甚至是中國供應鏈全球布局的舉措。
2025年1月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一次聯合研討會上，產業政策是聚焦話題之一，本次討論會也涉及這一話題，依然有不少爭議，爭議點包含要不要產業政策、邊界劃在哪里。有參會者提到，因為有市場失靈，比如自由市場并不能很好地解決國防或氣候變化等方面的問題，產業政策因而有發揮作用的空間，但具體情況要具體分析，最好是看成本效益分析的結果。另有參會者指出，對產業政策不滿意，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產業政策往往沒有達到預定的目標，二是“以鄰為壑”實際效果。觀察中國發展綠色能源產業的效果，雖然政策有進一步改進的空間，但那些發展起來的綠色能源產業相當于是為全球提供了一種公共品，對全球綠色能源轉型是有益的。而且，產業政策也不必然會終結經濟全球化。
多位參會者也注意到中國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在促進經濟創新中的獨特作用。有參會者認為地方政府支持創新，這包括提供資金和協調一些政策，所以可能效果更好。還有參會者的研究發現，地方政府的創投基金更多地集中在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地區，同時會投資那些初始表現弱一些的創新企業，五年以后卻發現這些企業的成長空間更大。另一些參會者則提出，從過去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到現在支持科技創新，這意味著地方政府有關財政風險的流量很難畫一個清晰的句號，也許在不遠的將來，這會再次成為需要解決的風險問題之一。
會議還討論了人工智能（AI）創新對經濟包括對生產率和就業的影響。目前看，AI似乎確實尚未對全要素生產率帶來顯著的促進作用，也就是存在所謂的“索羅悖論”，當然這并不意味著AI創新沒有意義，它更多地不僅反映在生產率測算和對AI的制度適應上的滯后，也反映出產業政策可能會產生生產率成本。更準確的評估還有賴大量的數據工作和實證研究。更值得關注的是AI創新對職業與就業市場的影響，這些都呼喚更為積極、有力的公共政策，以化解不平等、總需求等方面的問題，確保AI創新可以更好、更可持續地造福人類。
會議的最后，黃益平教授代表三位協調人宣布，第三次聯合研討會將于2026年6月初在北京大學召開，初步將主題定為聚焦“駕馭金融變遷與改革全球治理”。三家主辦機構一致同意擴大邀請來自歐洲、非洲、拉美等地區的權威專家參會，以進一步增強研討會的全球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