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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文淵│澳門科技大學管理學博士、經濟師與ESG策略師
2025年12月16日，廣州高校科技成果交易會上，一場意義深遠的事件引爆科技圈：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17家高水平大學，聯合8家科技領軍企業和科研機構，共同發起的人工智能開放聯盟正式成立。標志著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邁出協同創新的關鍵一步。
聯盟以“國家使命牽引、真實應用導向”為原則，旨在打造自主可控的AI基礎設施、培育高層次人才、推進教育應用，并建設開源社區，成為“人工智能+”行動的戰略支點。這一舉措不僅是一次合作簽約，其背后交織的治理智慧、技術路線選擇、區域戰略考量與國際規則博弈，遠比簡單的“強強聯合”更為深遠。
協同治理的創新效應
聯盟最引人注目的亮點，是其獨特的治理結構：在教育部科學技術與信息化司指導下，高校與企業自愿結成非營利性戰略平臺，秘書處設立在清華大學。這種“政府-學術-產業”三方協同模式，堪稱中國科技治理的一次創新嘗試。
傳統上，中國科技項目多由政府主導，但聯盟以自愿協作形式，賦予了高校和企業更多自主權。清華大學校長李路明作為理事長，代表聯盟理事會運作，體現了以頂尖研究型大學為樞紐的“軟性”治理思維，這可能更靈活地整合資源，加速從基礎研究到產業應用的轉化。例如，高校提供前沿理論支撐，企業注入商業化場景，政府則通過政策引導確保國家戰略對齊，形成創新閉環。
自主可控與開源生態
在技術內核方面，聯盟旗幟鮮明地提出“共同打造基于自主可控技術的人工智能基礎設施體系”，同時“共同建設人工智能開源技術社區”。這看似矛盾的雙重目標，實則映射了中國在全球科技競爭中的深層戰略考量。在中美科技脫鉤加劇的背景下，自主可控已成為國家安全的生命線。
中國AI產業雖在應用層領先，但底層芯片、框架等領域仍部分依賴國外技術，聯盟旨在通過協同攻關，突破“卡脖子”環節，構建從硬件到軟件的國產化鏈條，確保數字經濟主權。例如，基于國產芯片的AI算力平臺、自研深度學習框架，都可能成為聯盟重點。
廣州北京聯動的區域“雙循環”
聯盟的成立地點和架構設計，也具有區域戰略意圖。選擇廣州作為發布地，秘書處卻設在北京清華大學，這絕非偶然，而是國家“雙循環”發展格局在科技領域的生動實踐。
廣州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擁有騰訊、華為等科技企業集群和活躍的市場環境，是AI應用落地的理想試驗場。聯盟在此成立，可快速對接產業需求，推動“人工智能+”在教育、醫療等場景的融合，助力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而北京作為全國政治和文化中心，清華大學等高校匯聚頂尖智力資源，秘書處設于此，有利于整合政策與科研優勢，形成頂層設計牽引。
這種“南北雙核”聯動，實質上是國內大循環的強化：北京提供基礎研究和政策導向，廣州驅動應用創新和產業轉化，形成從研發到市場的完整內循環鏈條。同時，聯盟的國際性定位（香港高校的參與）又鏈接著國際外循環，通過高水平交流吸引全球人才和技術。
倫理治理的國際挑戰與融合
在技術迅猛發展的同時，AI倫理治理成為全球焦點，聯盟特別設立由香港中文大學牽頭的“人工智能倫理與治理”專業委員會，這凸顯了中國在倫理維度上的國際化考量。
香港與國際深度接軌，熟悉歐盟《人工智能法案》、美國倫理準則等西方規范，同時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天然成為中西對話的橋梁。香港高校牽頭倫理工作，可借鑒國際最佳實踐（如算法公平、隱私保護），幫助聯盟建立符合全球標準的倫理框架，提升中國AI的國際可信度。
然而，倫理治理的融合之路充滿挑戰。國際與本土的價值觀沖突是核心難題：西方強調個人隱私和算法透明，中國則更注重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例如在教育監控、社會信用等領域，AI應用可能引發倫理爭議。聯盟需在“內外聯動”體系下，找到調和點。
香港的橋梁作用至關重要——它既能將國際倫理準則本土化，避免生硬套用；又能向世界解釋中國語境下的倫理選擇（如數據治理為公共安全服務），減少誤解。通過香港的國際網絡，聯盟可參與全球倫理治理討論，推動多邊合作，使中國不僅成為技術輸出者，更是規則貢獻者。
人工智能開放聯盟的成立，是中國科技自立自強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它不僅是“人工智能+”的行動支點，更是中國在百年變局中，以開放姿態應對挑戰、以協作精神驅動創新的縮影。這場匯聚國家意志、學術智慧與產業力量的實驗，已為中國乃至全球AI發展投下一枚關鍵棋子，其每一步動向，都值得世界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