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日報客戶端記者 張體義
在日前進行的中國考古博物館“中華文明溯源系列學術講座”第六十四期講座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岳占偉研究員以《偉大的商文明——以殷墟考古發現來實證》為題，系統闡述了商文明的歷史地位、文化內涵及其在中國古代文明以及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意義。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中國考古博物館館長劉國祥研究員主持本次講座。
岳占偉研究員結合殷墟考古發現，圍繞城市、青銅、文字、玉石等商文明的四個核心維度進行系統闡釋。
商文明是繁榮的城市文明。殷墟作為商代晚期都城，其城市結構具有鮮明的開放性特征。殷墟存在雙重城圈結構，除小屯宮殿區外，1999年在殷墟東北部發現的洹北商城可能為盤庚至武丁前期的都城所在，其性質雖存爭議，卻拓展了殷墟的時空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殷墟暫未發現城墻遺跡，經近百年系統勘探，可推斷其為一座不設城墻的都城。這與早商、晚商時期其他都城如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形成鮮明對比，反映出商代晚期在政治、軍事與意識形態方面的獨特選擇。
殷墟的聚落布局呈現“聚族而居”的形態。王族居于宮殿區核心，其他族邑分布周邊，形成“眾星拱月”的分布模式。外圍族邑如邵家棚、辛店等遺址，不僅拓展了殷墟的時空范圍，更承擔著手工業與防御職能。辛店遺址發現的大型鑄銅作坊，面積達百萬平方米，說明殷墟的工業布局具有明確的功能分區。此外，殷墟的道路系統修筑考究，結構包括土層、石子、陶片與獸骨，并摻入沙粒以增強硬度，體現出都城市政建設的高水平。
宮殿區作為都城核心，其布局已初步形成“前朝后寢，左祖右社”的雛形，與后世北京城的宮城理念一脈相承。近年發現的宮殿區西側大型池苑，面積達五萬余平方米，設有進、排水系統與人工島臺，兼具實用與禮儀功能。池苑在殷墟各聚落中普遍存在，既是建筑取土的結果，也承擔著排水與景觀功能，構成都城水網系統的核心節點。此外，2004年殷墟發現的大司空四合院式建筑群，進一步證實殷墟各族邑均采用高臺建筑與院落布局，體現了商代建筑技術的成熟與禮制秩序的初步建立。
商文明是燦爛的青銅文明，商代青銅文明代表了中國青銅文化的第一個高峰。青銅器器形莊重渾厚，紋飾繁縟，尤其是多層花紋的范鑄工藝，體現了商代工匠的卓越技藝。王陵區出土的牛鼎、鹿鼎等重器，是商代青銅藝術的典范。青銅文明的興盛，其內在動因在于禮制社會的需求。商代雖未如周代及以后形成系統著錄的禮制文本，卻通過青銅禮器具象化了身份等級與社會秩序。
禮制的核心載體集中體現在青銅器上。觚、爵組合與圓鼎體量成為身份標識的重要標準。商人重酒，酒器在禮器中占據核心地位；而周人禁酒，轉向以食器為重。在商代，圓鼎的體量直接反映所有者地位，如“亞弜大圓鼎”通高逾70厘米，屬王室專屬。觚、爵套數更是等級體系的直觀體現：一套屬低等貴族，三套為中等，五至八套屬中等偏上，九到十套則為高級貴族或王室配置。同時也存在不同情況，以郭家莊M26為例，其出土兩套觚、爵，表明墓主屬中等偏下貴族，但隨葬的 “大銅鉞”、車軎軸飾及來自長江流域的硬陶、北方草原風格的器物，暗示墓主可能是戰功顯赫的將領，其社會地位因功績超越出身身份，反映了商代“身份”與“地位”的差異。
盡管中國進入青銅時代晚于埃及、兩河流域，但商代范鑄工藝的復雜性與禮制傳統的延續性，推動了中國青銅文明的獨立發展與技術超越。青銅器不僅是禮儀用具，更是文明傳承的載體，其工藝與形制的演變，為周代青銅文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商文明是成熟的文字文明。甲骨文作為中國古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統，雖非中國最早的文字，卻在武丁時期實現質的飛躍。武丁可能進行過文字的統一與整合，形成包含象形、形聲、會意等構字法的完整體系，為后世篆、隸、楷、行、草諸體演變奠定基礎。甲骨文內容涵蓋商王世系、戰爭、天文、歷法、祭祀等，是研究商代社會與思想的第一手資料。
除甲骨文外，殷墟還發現鑄于青銅器上的金文。后岡祭祀坑出土的青銅器銘文長達三十余字，記載賞賜、冊命等內容，開周代長銘之先河。商代晚期已掌握刻銘技術，雖數量不多，卻證實了文字載體的多樣性。“冊”與“典”二字的形象，反映出商代已形成簡冊文書制度，只因北方氣候難以保存，而甲骨、青銅上的文字得以傳世。此外，殷墟出土的三枚青銅璽印，將中國印章史從春秋推前至商代，體現了商代文書與符信制度的成熟。
商文明是發達的玉石文明。玉器在商代延續并發展了新石器時代的禮制功能。甲骨文中“寶”字從“玉”從“貝”，可見玉與貝同等珍貴，并在宮室與禮儀中有著重要地位。商代已初步形成“六瑞”體系，圭、璋、璧、琮等均為貴族身份象征。此外，玉戈長度直接關聯等級，如王陵所出玉戈最長者達46厘米，而54號墓玉戈約20厘米，體現“玉戈尺寸標示身份”的禮制原則。
商代玉雕技藝高超，俏色玉鱉充分利用玉料天然色澤，生動逼真；玉燕造型簡潔傳神，被視為“玄鳥”原型。此外，陜西寨溝遺址出土大量典型殷墟風格的青銅車馬器、兵器、金器、玉器、骨器，其中出土一件鑲嵌綠松石的銅燕，佐證了商文化的影響力遠播四方。玉器不僅是禮制載體，更是商代審美與工藝的集中體現。
岳占偉研究員認為，商文明在中華文明演進歷程中占據承前啟后的關鍵地位，其制度體系與技術成就不僅奠定了華夏文明的基本格局，也對世界文明進程作出了重要貢獻。商代已形成明確疆域與多民族國家雛形，禮制和技術體系高度成熟。國家制度上，宮殿“前朝后寢、左祖右社”格局、王陵隍濠與四條墓道規制，分別開創后世宮城、帝王陵寢制度范式；宗法制度從“兄終弟及”轉向“嫡長子繼承制”，管理制度實行“內服外服”與分封雛形結合的雙軌體制，配套系統化官職體系。
禮樂文明層面，商代構建含禮器組合、樂器配置、祭祀儀軌的完整制度，筮卦與數字卦彰顯占卜體系成熟，周祭制度與戰爭拓疆、戰俘祭祀，構成國家治理與信仰核心。科技文化上，推行陰陽合歷，記錄天象；出現針灸等醫療手段；通過法令與考古遺存印證公共環境管理意識。手工業成就突出，青銅鑄造達到世界頂尖水平，四合院建筑形制成熟、營建流程嚴謹，漆器運用螺鈿技術，造車技術發達，車兵、步兵分野明確且武器完備。文字系統以甲骨文、金文為核心，構字法成熟；軍事秉持“慎戰”思想，軍隊編制組織化程度高。
在世界文明視域中，晚商殷墟文明作為中國躋身四大文明古國的重要實證，其都城布局開創了中國開放性都邑的先河；青銅文化以禮器為核心，構建起以等級秩序為特征的禮制體系，形成獨具特色的東方文明范式；甲骨文作為漢字源頭，經過三千余年演變至今仍為億萬民眾所使用，在世界文字史上絕無僅有，展現出非凡的文化生命力；科技方面，晚商在手工業諸多領域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尤以青銅鑄造技術為最，其工藝復雜性與藝術表現力均代表當時的極高成就。商文明不僅在中華文明譜系中具有奠基與啟后的重大意義，更以其制度、技術與文化成就，在世界文明史上書寫了輝煌篇章。（圖片由中國考古博物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