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遺簪承舊念，剖竹授新官“，元和十三年十二月，謫居江州近四年的白居易，終于收到朝廷下發的詔令：由江州司馬改任忠州刺史。
從”只領俸祿，不授實權“的閑職“司馬“，到官秩四品的一州最高長官“刺史”，此次升遷雖是“量移”，但也的確是其政治境遇的改善。
”鄉覺前程近，心隨外事寬“，猶如困鳥辭籠，重獲任用的白居易，因來日可期，心境也變得開闊起來，對重返朝堂亦是充滿期待。
”乘潮發湓口，帶雪別廬山”，接到詔令后，白居易便帶著家人和弟弟白行簡從江州出發，溯長江而上前往忠州赴任。
這是一趟艱難的旅途，直到第二年暮春，一行人才風塵仆仆地抵達任所，那是一個春日的黃昏，前任刺史李景儉在江邊迎接了他們。
忠州在唐代屬于“下州”，《元和郡縣圖志》載其曰“山重復、江水險”，范成大在《吳船錄》中更是直言“忠州臨江，山壁峭拔，城郭殘破”。
“吏人生梗都如鹿，市井荒疏只抵村”，而彼時，在白居易的眼中，忠州地僻人窮的荒涼景象，已經遠遠地超出了他的想象。
“山束邑居窄，峽牽氣候偏。林巒少平地，霧雨多陰天”，空間狹窄，氣候獨特，交通不便，這座閉塞荒涼的小城，令白居易感到十分壓抑。
而且，即便是城中，也沒有平坦的道路，“一只蘭船當驛路，百級石蹬上州門”，自幼在北方長大的白居易，一時很難適應這里的環境，甚是沮喪。
但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深知自己此行的使命，所以，他很快就調整好了心態，接受現實、主動適應新環境。
他不再執著于地理意義上的故鄉（長安），而是將內心的安寧作為歸屬感的來源，從而展現出一種超脫仕途沉浮、擁抱當下生活的豁達。
路遠誰能念鄉曲，年深兼欲忘京華。
忠州且作三年計，種杏栽桃擬待花。
忠州距長安城二千二百余里，在那個車馬都慢的年代，真可以稱得上是天涯海角，山高水遠，歸期未定，思之何益？
所以，并非詩人真正忘記了鄉曲，而是能夠保持內心安定，能夠坦然接納現狀，于其而言也是自我寬慰。
白居易在京城為官時，一心想要施展政治抱負，但卻遭遇貶謫，離京多年，曾經心心念念的“京華”，在其心中的分量也沒那么重了。
“東澗種柳，東坡種花”，所以，他不再視自己為過客，而是重新規劃生活，以主人的姿態投入到忠州的發展建設中，以待花開，而這也是他對忠州的認同。
秦漢以來，地方官員“三年一任”已成為慣例，唐朝沿襲了這一傳統，并將其制度化，《唐六典》中就明確規定：“州刺史、縣令，三年一遷。”
所以，白居易為自己在忠州的職業生涯做了三年規劃，也從側面反映了他從“獨善其身”到“兼濟天下”的達觀心態。
不再沉溺于仕途失意，而是通過“種桃杏”等具體行動，展現對地方治理的參與和對民生改善的關注，從而體現了儒家士大夫“達則兼濟天下”的擔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