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一日，袁良財對我說：“我準備出書了！”其興奮之情透過冷冰冰的手機屏幕溢于言表，我真為他感到高興，身在東莞的我似乎看到千里之外的他正手舞之，足蹈之，歡欣雀躍，像個小孩子似的。我很理解這種心情，感同身受，作為已經自費出版四本文學書籍的我有著切膚之痛，創作難，籌錢難，出版難，賣書更難，難！難！難！簡直難于上青天，豈是一個“難”字了得？可是，接下來他卻話鋒一轉，他對我說：“請頌翔編輯（我并非編輯）斧正，并作序！”這溫柔一刀式的綿綿話語讓我好生為難，說實話，我很想委婉地拒絕他，但終究說不出口，我怕拂逆了他的一片真情，我怕沒有勇氣回到家鄉桂陽，我怕今后沒有顏面再與他飲酒，我怕……如此而已，我且硬著頭皮允諾下來，畢竟我和他是有交集的人。
起初想婉拒他，自是有緣由的，在此不妨和盤托出。原因有三：其一，袁兄是我的文友，亦是朋友。“兄”是文友之間彼此唱和酬答的一種敬詞，亦多少彰顯了情誼的深淺與濃淡，誠如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但是，袁兄比我大七歲，你如今囑我寫序，豈不折煞我也？我一介草民何德何能為兄長觍臉撰文歟？我下意識想起《周易·系辭下》中的那句話：“德不配位,必有災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如此一來，倍感誠惶誠恐，膽顫心驚，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其二，他即將出版的這本書是一本關于格律詩的結集，是他活在美好人間整整52年的心血之作，文學門類眾多，隔行如隔山，而格律詩恰恰是我的短板，承蒙袁兄如此抬愛，可是你要我寫序，是不是有“夏蟲不可以語冰,井蛙不可以語海,凡夫不可以語道”之嫌呢？此時此刻，我仿佛成了那個“三季人”；其三，我遠離廟堂，在民間恣意游走，詩意棲居，“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赍送”。我的意思是我沒有官方頭銜，譬如某地區作家協會主席，譬如某文學獎項獲得者，我生怕對不起袁兄，我生怕不能給你增添一丁點世俗層面上的榮耀，恐有負于你啊！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袁兄既是我的老鄉，又是我的朋友，更是我的老師，至少在格律詩這一領域，毋庸置疑，他肯定是我的老師。盡管我之前也寫過若干首格律詩，但不登大雅之堂，上不了席面，“宗廟犬名羹獻，犬肥者以獻之”，自慚形穢。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也就是說君子的自我修養就像加工骨器,切了還要磋；就像加工玉器,琢了還得磨。往后余生，我們一起同修可好？
我與袁兄是有故事的，他出生于桂陽縣太和鎮灣塘村紅杏遠組，而我的姑姑正好嫁到了灣塘村張家組。小時候，或暑假，或春節，我去姑姑家玩，從神下村步行前往灣塘村，總會經過紅杏遠。他在灣塘小學讀過書，那是我小時候經常嬉戲的地方。此外，他在太和中心完小、桂陽縣第一中學讀過書，我也在這兩所學校讀過書，算是校友吧。諸此種種，鄉情加文友情加校友情，自是感到十分親切，情愫這種細膩的東西有時很難說得清，我一時也解釋不透。當然，更重要的是，截止今日，我有幸與他喝過三次酒，所以對他有足夠的感官印象。甫次見面，我驚嘆于他的外形與我何曾相似哉，他戴著一副玻璃片厚得像啤酒瓶一樣的眼鏡，將近一千度，眼睛如此之近視，令我備感詫異。他面龐清癯，身高與我相仿，與魁梧無緣，且文質羸弱，手無縛雞之力。面對眼前的這個雙面人，我很難將他與法律工作者聯系起來，一邊是使用縝密嚴謹、枯燥乏味、規則無情的法律術語，一邊是創作天馬行空、溫情脈脈、意象繁復的古體詩歌，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切換這種互相對立的思維的？難道他是現實生活中的煉金術士？能夠在理性和感性、現實和虛無兩者之間隨心所欲自由切換頻道？明末清初散文家張岱在《陶庵夢憶》一書中寫道：“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他都是值得我交往一輩子的朋友。
英國作家奧斯卡·王爾德曾經說過：“我們都生活在陰溝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袁兄雖然是法律工作者，但他具有文人的特質、性情與風骨，他顯然是那個仰望星空的人，慶幸的是，他所謂的“陰溝”不失為一種體面的好職業，至少在國外，律師是一種受人尊敬和羨慕的職業，也就是說，他安身立命的工具確保他在工作之余有足夠的閑情逸致去創作格律詩，從而獲得了文人在經濟層面上的人格獨立、社會尊嚴及創作自主性，而不必捉襟見肘，亦不必仰人鼻息。因為國學大師王國維曾經說過：“文學者,游戲的事業也。人之勢力用于生存競爭而有馀,于是發而為游戲。”鑒于此，恭喜袁兄做到了！
“滿地都是六便士，思特里克蘭德卻抬頭看見了月亮。”這是英國作家威廉·薩默塞特·毛姆在其長篇小說《月亮和六便士》中寫下的一句話。站在詩歌學的藝術角度，其“月亮”和“六便士”就是一個高超的意象，毛姆對“月亮”和“六便士”的意象進行了充分解讀，使其帶上了特殊的象征意義，充滿了神秘色彩。“月亮”既象征著塔希堤島的自由生活，也象征著對真摯愛情的追求，更象征著人們對理想生活的向往。“六便士”則象征著在物欲橫流的社會人們為追求物質而不惜犧牲愛情和理想。在此，順便補充一點常識，便士（Pence)是一種貨幣單位。舊時的英國認為六便士銀幣是一種辟邪、吉祥的東西，結婚時的新娘一般都會佩戴它，類似于一種祝福。1971年之前，英國貨幣采用12進制，1英鎊相當于20先令，也就是240便士，那么6便士才值半先令，連1先令都不到，6便士是英國價值最低的銀幣，因此常常用來表示那些微不足道的東西。換言之，“六便士”代表現實與卑微，而月亮則象征著理想與崇高，兩者皆圓形，且閃閃發亮，但本質卻迥然不同。而在文學領域，象征主義強調的是用象征的方法暗示作品的思想、事物的發展和抽象的哲理，尤其是作者內心深處隱蔽的思緒。在文學作品中，作者如果使用象征手法，可以讓文章變得更有深意，更加神秘，也更通俗易懂。袁兄雖然不是高等院校的專業學者，但我粗略閱讀過他的諸多格律詩，發現他有扎實的文學素質，擅長運用詩歌意象和文學象征藝術手法，限于篇幅，不便贅述。作為一個業余的詩歌愛好者，精神可嘉，難能可貴。較之于他，我無地自容，因為我將“月亮”當成了“六便士”，顛倒主次，融為一體。
當然，囿于中西文化差異，月亮的意象小有區別，至少在中國，月亮還有鄉愁的意象，還有世事更迭的意象，譬如李白筆下的“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譬如李白筆下的“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譬如張若虛筆下的“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為此，我很好奇，袁兄為什么喜歡穿越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去仰望那輪飽滿而圓潤的月亮，下次晤面我得向他好好討教一番。諸君且莫忘了，這里的“唐代”和“月亮”是一個借代手法，是一種隱喻，畢竟唐代是格律詩發展的巔峰時期，誕生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維、岑參、孟浩然等諸多偉大的詩人。
格律詩，又稱為近體詩、今體詩，是一種講究平仄、對仗和押韻的詩歌體裁，為區別于古體詩，而有近體詩之名，主要是指初唐之后形成的另一種形式的詩歌體裁。關于對仗和押韻，明末清初著名戲曲家李漁的《笠翁對韻》就是一本很好的啟蒙讀物。而格律詩發展到今天，因為文化的嬗變，在押韻方面，又有通韻、新韻和平水韻三套標準。所謂押韻，又為壓韻、諧韻，它是一種詩文創作的修飾技巧，即將韻母互相諧音的文字放在詩文的句尾，讓詩文讀起來產生一種順口、悅耳的做法。古人為格律詩制定了如此嚴苛的標準，相當于將文科當成理科來檢測啊，站在這層角度，所以說格律詩的創作是一門難高相當高的技術活，入門容易，但寫好殊為不易，如若創作出一篇流傳后世的經典之作，可能要耗盡一生的時光。畢竟文學藝術之道，玄之又玄，炮制精品本就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凡事順其自然，盡人事，聽天命，豈不快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文學藝術從來都是藝無止境，我們還得回歸庸常，興趣不減，開心就好，活著就行。我個人從來就不提倡為了純粹的藝術去鉆牛角尖，弄得自己瘋瘋癲癲，神經紊亂，人不人，鬼不鬼，一切交給天賦、機遇和時間去仲裁。
即將出版的這本書一共收錄了袁兄平生所創作的近300首格律詩，恕我斗膽芻議：總體來說，他對平仄、對仗和押韻肯定是有講究和考量的，否則他也不會創作格律詩，而且，其題材廣泛，信手拈來，或節氣假日，或親朋好友，或歷史事件，或電影觀感，或旖旎風光，或心靈感悟……，只要他愿意凝神屏氣書寫，幾乎倚馬可待，援筆立成。至于其創作動機，不外乎幾種情況，要么詠物傷懷，要么悲春憫秋，要么感時傷世，要么應人之請……，這是文人的共性，無可厚非。至于其藝術高度，“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于我看來，創作水準遠在及格線之上，就拿《鄉村夏晨》《立夏》《江南四季》《詠槐花》《農家》這五篇格律詩來說，我比較認同桂陽籍本土詩人雷曉明的點評，茲引用如下：這幾首格律詩清新流暢，以活潑明快的筆觸和白描的手法借景抒情，去挖掘現實生活中的事情，捕捉那些心靈微妙的顫動，映射出社會理性的光亮，亦物亦人，意境恬靜安詳，充滿生活情趣。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袁兄是一個仰望唐代月亮的人，愿你繼續葆有創作格律詩的興趣和熱情，提升思想，冥思領悟，精進技藝，在余生漫長而綿遠的歲月里能夠像張若虛那樣寫出一篇孤篇蓋全唐的《春江花月夜》來，也不枉你來世走一遭。
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