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每個展品前駐足半分鐘，看完300件作品需要近三小時，在一些作品邊，還能讀到優美的詩句，這是一個需要花時間慢慢欣賞的展覽——來自盧浮宮的“圖案的奇跡: 盧浮宮印度、伊朗與奧斯曼的藝術杰作”12月13日起在上海浦東美術館對公眾開放。
《藝術澎湃》在開幕現場看到，通過這些展品，不僅得以看到這些帝國在藝術領域的驚人復雜性，也能感受到這幾個國家與文明之間生動而活躍的文化往來，中國藝術對伊斯蘭藝術的影響亦清晰可見。
視頻：“圖案的奇跡: 盧浮宮印度、伊朗與奧斯曼的藝術杰作”展覽現場。 編輯 陸林漢(02:34)
本次展覽遴選300余件館藏精品。展現了近代印度、伊朗、土耳其世界蓬勃的創造力。展覽聚焦16至19世紀曾統治這三片疆域的重要政權——印度的莫臥兒王朝、伊朗的薩法維王朝與卡扎爾王朝，以及土耳其的奧斯曼帝國，著重呈現帝國間活躍的商貿往來，為藝術帶來的影響力。
展覽現場，此為奧斯曼展廳，位于四樓。
開幕式現場，位于三樓鏡廳。
呈現圖案之美，一秒穿越
“本次展覽突出了植物紋樣、幾何紋樣、裝飾紋樣在時空中的流動與傳播，也呈現了這些紋樣所蘊含的深厚意象與象征含義。”盧浮宮博物館展覽與出版部主任阿利娜·弗朗索瓦-科朗（Aline Fran?ois-Colin）對《藝術澎湃》說：“藝術家的無窮創造力、詩意的表達，以及對形式創新的不懈追求，體現在獨創的幾何紋樣，色彩與明暗之間的微妙互動以及精細絕倫的工藝中。通過這些展品，我們不僅得以看到這些帝國在藝術領域的驚人復雜性，也能意識到這幾個國家之間生動而活躍的文化往來。”
印度展廳以赭石色為基調
據悉，展廳設計由此前法國奧賽大展展陳設計師塞西爾·德戈（Cécile Degos）再度操刀，“但設計風格和奧賽完全不一樣了。”浦東美術館館長李旻坤說，“我們在討論展陳方案的時候進行了多次的研究，這些展品應該和當時的歷史和當時的建筑、生活環境結合。所以從這些國度的一些典型的非常有特色的元素中做了一些抓取 ，把一些非常精美的建筑的元素運用在了展廳里邊 ，并且根據三個國度不同的特點進行了顏色的區分。用截然不同但是又相互連貫的設計去展示，讓大家有非常沉浸的感受，好像一秒就穿越到了那個年代的國家。”
伊朗展廳
“藝術是互通的，希望能呈現出藝術間的對話。從空間設計上，我們也是凸顯了這三個政權各自的特色。三個廳以三種顏色進行了區隔，引導觀眾情緒，強化對三大文明區的直觀區分。”伊斯蘭藝術部主任蘇拉亞·努賈伊姆（ Souraya Noujaim）說。在步入展廳的走廊上放置了巨大的地理示意圖，不僅標識了印度、伊朗、奧斯曼的疆域，還特別標注了中國的于闐（今和田）與景德鎮這兩個坐標。策展人朱迪思·赫農-雷諾（Judith Henon-Raynaud）形容展覽像“給不同的作品制作了不同的珠寶盒”。
記者在現場看到，不少觀眾已經找到了適合打卡拍照的角度。
三個廳，三大文明各具特色
展覽以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珍藏的部分藏品拉開序幕。步入以赭石色為主題的印度廳，精美的玉器匕首與帶有浮雕的鏤空窗屏吸引著觀眾駐足。窗屏上繁復而充滿幾何美感的圖案，成為合影的熱點。
帶馬首柄的匕首 印度，17世紀
窗屏 印度北部，17世紀 砂巖
自1526年建立開始，莫臥兒帝國在鼎盛時期疆域幾乎覆蓋整個印度次大陸。自古以來，印度憑借地緣優勢，將本土文化和藝術廣泛傳播至各地。建筑師們在融合本土風格與伊朗、中亞藝術影響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嶄新的建筑美學。莫臥兒建筑往往蘊含著對神圣秩序的隱喻，其具體形式與意義又隨地域和背景不同而演變。在建筑中，對光線的過濾與擴散不僅出于實用，也兼具審美與象征意義。無論是融合了伊朗與中亞影響的賈利窗、體現本土與波斯傳統交融的珍貴玉器和金屬制品，還是歐洲與本地風格“混搭”的各式出口器物，無不彰顯出莫臥兒帝國傳承本源、融匯創新的藝術魅力。
伊朗廳
賽詩會飾板 伊朗，17世紀中葉 釉陶 這塊陶板描繪了兩名男青年斗詩的場景。
“玫瑰與夜鶯”圖案的書籍裝幀，伊朗，1775-1825年。內刻薩迪《果園》詩句。
進入伊朗廳，青花瓷的影響清晰可見。沙阿阿巴斯統治時期，內政穩定推動了貿易繁榮，帝國與歐洲的交流日益密切。他授予歐洲商人關稅豁免權，并打破葡萄牙的海上壟斷，支持英國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發展。來自歐洲和遠東的貨物深刻影響了薩法維王朝的生產，尤其是陶瓷業——當地工匠努力仿制并超越進口的青花瓷與青瓷。當時，掌控香料貿易的荷蘭人將中國瓷器作為重要貨品，稱其為“克拉克瓷”，其名可能源于運輸瓷器的葡萄牙克拉克帆船。17世紀中葉，隨著中國港口關閉，荷蘭轉而從伊朗的克爾曼等地獲取青花瓷，以填補供應鏈缺口。
奧斯曼廳
在四樓的奧斯曼廳，觀眾可以看到帝國早期的陶瓷延續了前朝傳統，風格上仍以中國青花瓷的藍白二色為主，裝飾多以葉紋、幾何形狀及源自中國陶瓷的蓮花、牡丹等花卉圖案構成——這些元素在15世紀的土耳其與伊朗藝術中已不鮮見。
孔雀紋盤 土耳其，伊茲尼克，約1540-1555年。釉陶，透明釉下化妝土上彩繪。
孔雀紋盤是一件重點展品，盤面大部分植物紋飾及色彩搭配在 16世紀40和50年代奧斯曼陶瓷作品中亦屬常見，但存世器皿中鳥類紋飾極為罕見。因此，孔雀紋樣或許別有深意。奧斯曼宮廷受到波斯文化的影響，而在波斯文化中，孔雀是王權與威儀的象征。
自16世紀30年代起，陶瓷用色逐漸豐富，構圖更富活力，細長的鋸齒狀葉紋成為主流，并開始引入郁金香、康乃馨、玫瑰等真實花卉。到了16世紀下半葉，色彩愈發明亮，新元素更加突出。奧斯曼陶工常常游走于“寫實”與“風格化”之間。他們依據整體對稱的布局或底層的幾何網格（尤其在釉面陶磚中），對自然形態進行藝術調整，使圖案在滿足裝飾需求的同時，有時更趨近于抽象的表達。
策展方解讀：紋樣如何交融
得益于文化互鑒與交流，異域元素經過重新詮釋與改造，對本土創作產生影響，最終孕育出復合風格的藝術佳作。“一個是書法藝術 ，第二個是植物紋樣 ，比如說自然主義的風格 ，還有就是幾何圖案。”伊斯蘭藝術部主任蘇拉亞·努賈伊姆（ Souraya Noujaim）提到了牡丹、蓮花，以及動物紋樣，比如龍、鳥等，“這些都是東方語匯進入伊斯蘭世界的例證”。
中式紋飾盆，土耳其，約1480年。此盆內部以鉆藍底留白裝飾，器壁裝飾效仿元代(1271-1368年)青花瓷。其風格化的植物紋與中式花卉紋融為一體。
牡丹紋盆 伊朗，15世紀
另外，“商貿往來，特別是絲綢之路以及海陸商貿，對伊斯蘭藝術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她希望觀眾在奧斯曼部分的展廳仔細觀察展品上的云紋、海波紋，很多都是來自東方，它們會出現在珍貴的材質上，比如玉器，從中可以看到圖案的挪用和借鑒。而在伊朗的一些陶器中，用藍色、白色來描繪圖案的手法，與中國瓷器的樣式也是一脈相承。
帶有龍紋圖案的盤子
但她同時指出，在描繪的流暢性方面還是有所區別，這些圖案流傳到伊斯蘭之后線條更硬一些，這從現場展示的多件龍形圖案上可以看到這種差異。
奧斯曼廳中的盤子，最左邊為孔雀紋盤。
奧斯曼廳中的盤子圖案，植物紋樣。
梅枝、郁金香、康乃馨與云紋磚 土耳其，伊茲尼克，約1540-1545年。釉陶，透明釉下化妝土上彩繪。
據介紹，展品多數誕生于帝國疆域的交叉地帶，這些地區與歐亞兩大洲都有著深刻的聯結。當展品同臺呈現時，觀眾仿佛可以聽到它們在樣式、技藝與精神層面的對話，并從中領略材料、典籍與紋飾的流入，如何在這些互聯的帝國內催生美學革新。歐洲植物版畫引入莫臥兒帝國，影響了當地的植物紋飾設計；中國瓷器從歐洲和遠東傳入薩法維王朝，為薩法維匠人提供創作靈感。這些跨越大洲的藝術互聯，都將在展覽中得到呈現。
安靜的角落：書法與文具盒
現場還有一套文具被放置在安靜的角落。“書法在裝幀中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可以看到兩種風格，一種類似行書，另一種是幾何形的。從裝飾性和傳承性來說，也許是與中國書法的一種‘相遇’，但它們的技巧是不一樣的，中國書法用的是毛筆，伊斯蘭書法用的是蘆葦筆。現在也成為很多研究的主題，2020年-2021年，盧浮宮在阿布扎比做過一個展覽，名為‘龍與鳳’，就呈現了亞洲書法藝術和伊斯蘭書法藝術的聯系。”伊斯蘭藝術部主任蘇拉亞說。
帶有蘇丹馬哈茂德一世花押的可攜式筆盒與墨水瓶 土耳其，約1730-1754年 銀合金、金、石榴石
書法用具:小刀、用于削蘆葦筆的金屬板、匙、剪刀。土耳其，18-19世紀。鐵、銅、金、象牙、珊瑚、鋼、銀。部分展品為盧浮宮博物館藏品，部分屬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現長期寄存于盧浮宮。
《古蘭經》抄本 土耳其，16世紀 皮革、墨、金、紙
書寫是一種重要的藝術表現形式。銘文內容曾使用奧斯曼土耳其語、阿拉伯語或波斯語書寫。作為行政語言的奧斯曼土耳其語，常用于官方銘文，其中詩歌體比散文體更受青睞。在諸藝術門類中，書法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由于其獨特的規則和風格，書法講求師承，法度嚴謹。除抄本外，書法常以銘文的形式，依循特定組合方式，呈現于各類創作中，尤其常用于宗教語境。銘文飾帶與幾何圖案或裝飾紋樣結合，為建筑、陶瓷、金屬器皿、玻璃器皿、紡織品錦上添花。除實用性外，書法還兼具裝飾作用，有時更能凸顯象征意義。
復原場景展現昔日生活
伊斯坦布爾的宮廷生活場景復原
右側陳列的一組杯具
在四樓，展覽借鑒了伊斯坦布爾托普卡帕宮等建筑中遺留的裝飾元素，在展廳復原了一間17世紀的宮廷廳堂，陳設包含原始文物，比如陶磚、地毯、展柜中的器物，還有彩繪玻璃窗。左側矮桌用于擺放書寫工具，右側陳列的一組杯具與煙斗，讓人聯想到當時咖啡與煙草的消費，一旁配有盛放多類飲品的容器。背景處則擺放著凈手用的執壺與托盤。
在展覽尾聲部分也有一間復原房間，展現了富裕之家的日常生活場景。據介紹，像地毯之類的藝術品，因為其脆弱性，展覽結束之后要進行六年的休眠，有些可能也很難有機會再次展出。
展覽將持續至2026年5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