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 柳白
美國發布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又一次在大西洋彼岸掀起軒然大波。特別是其中對歐洲當前發展道路的根本性否定，引發歐洲盟友集體聲討，歐盟高官直呼不能接受美國威脅干預歐洲政治。
“特朗普并非在攻擊歐洲。他在攻擊另一種東西。”12月11日，《紐約時報》以此為題發表了特約評論員克里斯托弗·考德威爾（Christopher Caldwell）的文章，指出特朗普政府其實并非在“攻擊歐洲”，而是在攻擊其眼中導致歐洲衰落的歐洲一體化路線與自由國際主義秩序。
在考德威爾看來，特朗普政府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將歐盟視作削弱歐洲國家經濟、軍事實力和文化凝聚力的因素，尤其強調大規模移民、人口結構變化與文明認同瓦解，對跨大西洋聯盟的長期威脅。文章稱，特朗普政府并非敵視歐洲，而是試圖支持歐洲內部反對歐盟一體化的 “愛國力量”，重塑大西洋同盟的基礎。至于歐洲當前的憤怒，部分源于一個事實：正是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推動了歐洲如今的制度和社會轉型。
這篇文章提到，法國《世界報》最近把一篇題為“一場離婚的終結”的文章掛上頭條。德國《南德意志報》則打出了“特朗普向歐洲宣戰”的標題。
特朗普上周發布的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向歐洲大陸傳遞了一條震驚世界的信息。文件稱，歐洲的古老國家深陷大規模移民危機，被歐盟領導人管理失當且肆意擺布，生育率持續低迷，它們不僅面臨經濟衰退，還存在迫在眉睫的“文明消亡”風險。文件補充道，“在不久的將來，某些歐洲國家是否仍有足夠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成為可靠盟友，這一點遠非顯而易見。”
文件措辭之犀利，很快引發軒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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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兩岸的特朗普批評者指責他破壞北約同盟，并涉足與國防無關的領域，如移民、文化和人口結構問題，而這些被認為是種族主義者和排外者的議題范疇。
但考德威爾認為，這些都是對這份戰略文件的錯誤解讀。
事實上，仔細研讀就會發現，有關歐洲的段落聽起來更像是對這片大陸的捍衛。其中將歐洲描述為對美國“具有戰略和文化層面的至關重要性”。很少有對該文件感到憤怒的人費心區分“歐洲”與“歐盟”的區別。前者是一個地理區域，同時也是數個世紀以來由希臘理性主義和中東一神信仰融合而成的文化的簡稱 ，而后者是一個已有33年歷史的嘗試，旨在以布魯塞爾為中心，用一種新型跨國治理形式取代歐洲的民族國家。
在某些圈子里，歐盟已成為后民主時代由監管者和官僚組成的永久統治階層的代名詞。事實證明，歐盟在使巴黎、羅馬等地的國民政府失去合法性方面更為成功，卻未能將這些國家在國防、預算和邊境警務方面的責任轉移到布魯塞爾。這是因為歐洲選民并未賦予歐盟這樣做的合法性。布魯塞爾所攫取的權力，都是在選民被歐元危機、新冠疫情、烏克蘭戰爭及其他緊急事件分散注意力時，一點一點竊取的。
特朗普政府正是這樣看待問題的。該戰略文件將歐盟視為對美國的威脅——盡管危險源于其無能，而非敵意。布魯塞爾在聲稱要團結和強化歐洲盟友的同時，實則在削弱它們的經濟實力和士氣。更嚴重的是，它將27個國家融合成一個基本無邊界的區域，在這個區域內，大規模移民幾乎無法遏制。
戰略文件直言不諱地將這種人口結構變化與國民特質的改變聯系起來。“最遲在幾十年內，某些北約成員國很可能成為非歐洲人占多數的國家，”文件稱，“因此，它們是否會像簽署《北約憲章》的那些國家一樣看待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與美國的同盟關系，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由于這一主張引發了批評者的極大憤怒，值得注意的是其措辭的克制。
考德威爾表示，（特朗普）政府并非在辯稱某個國籍的人比其他國籍的人更優越，其主張的是，人們已經走到了“白板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blank slate）的盡頭：歐洲的各個國家是實實在在的地方，擁有獨特的文化和文明特質，它們基于這些特質締造和平、發動戰爭。它們并非可以任意劃定的區域，也不可能在無論居住者是誰的情況下始終保持不變。
看看法國吧，那里不斷增長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人口正變得越來越直言不諱，且政治影響力日益增強。“不屈法國”黨領導的聯盟在2024年贏得了全國大選，盡管其席位優勢不足以讓它掌權。在讓-呂克·梅朗雄的領導下，該黨信奉一種本土化的“曼達尼主義”，代表穆斯林和非歐洲移民發聲，其綱領包括財富再分配以及對以色列的激烈批評。
紐約市長當選人曼達尼在競選中提出了一系列以社會公平為核心的政策，這些政策常被概括為具有“社會主義”色彩，其主張主要包括：推動財富再分配，強調反猶太主義與反猶太復國主義的區別，承諾維護紐約市的多元文化包容性等。
文章接著寫道，法國這么做并無不當之處。但如果法國保持民主制度，它將日益成為一個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國家。合理的預期是，這將使其成為美國兼容性更低、可靠性更差的盟友。承認這一點，并不意味著認為所有穆斯林都無法被說服，或他們比曾主導法國文化的基督徒更糟。這只是睜開眼睛承認：支撐聯盟的共同基礎正在縮小。
人們可以認同特朗普的診斷，卻對他的解決方案感到反感。
考德威爾指出，特朗普提議通過“在歐洲國家內部培養對當前發展趨勢的抵抗力量”來重建大西洋同盟的基礎。這意味著支持反對進一步歐盟一體化的“愛國”力量，其中顯然包括德國的民族民粹政黨“德國選擇黨”，而德國一些傳統政黨人士正提議以極端主義為由取締該黨。
在戰略文件發布后，紐約州民主黨眾議員格雷戈里·米克斯哀嘆稱，該戰略“拋棄了數十年來以價值觀為基礎的美國領導力，轉而擁抱一種怯懦而無原則的世界觀”。
但事實并非如此。它只是闡述了一套不同的價值和原則。特朗普確實在選邊站，但他反對歐盟的程度，并不比他的前任支持歐盟的程度更甚。2016年，奧巴馬總統曾為反對英國脫歐而奔走，威脅稱如果英國選擇退出歐盟，將在貿易協議上被排到“隊伍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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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更早的《國家安全戰略》就會發現，移民、文化和人口問題在塑造美國的聯盟政策方面，與特朗普時代一樣重要，只是立場不同而已。奧巴馬在2010年宣稱，“多樣性是我們力量的一部分”，并認為美國與全球經濟“密不可分”。
全球經濟如今仍有捍衛者，但它帶來的社會負面影響在15年前并不明顯，或者至少沒有被廣泛討論。
如今的國家安全戰略必然會呈現出不同的面貌。特朗普指責前任們在全球主義和所謂的“自由貿易”上做出了極具誤導性和破壞性的賭注，掏空了美國經濟和軍事優勢所依賴的中產階級和工業基礎。奧巴馬希望保護普世準則，而特朗普則希望確保美國及志同道合國家的存續及其生活方式。
這其中似乎存在矛盾。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呼吁“靈活的現實主義”，反對將美國拖入太多失敗對外干預的錯誤理想主義。但如果你現在為了維持良好關系而遷就沙特的部落主義，那為何不能同樣遷就歐洲對跨國治理和免護照過境的偏好？忽視沙特的價值觀，卻對歐洲的價值觀吹毛求疵，這若非虛偽又是什么？
考德威爾說，這個問題有兩個答案。首先，傳統意義上理解的歐洲文明價值觀，是美國 1949 年成立北約時承諾捍衛的重要部分。這種傳統理解不僅提供了目標，還提供了凝聚力的源泉，使同盟得以存續。相比之下，無論你認為我們與沙特的同盟有多重要，其縱容一夫多妻、實施伊斯蘭教法的瓦哈比君主制的價值觀，與美國建立該同盟的初衷毫無關系。
其次，關于特朗普政府如今為何優先引導歐洲回歸對自身更傳統的認知，還有一個更簡單的答案：因為美國與歐洲的衰落息息相關。歐洲此前經歷過許多頹廢時期，但不知何故都挺了過來。它在普瓦捷阻止了摩爾人，在維也納擊退了土耳其人，經受住了一系列瘟疫，熬過了拿破侖、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統治。但在這些事件中，沒有任何一件能像過去三十五年以“來吧，現在的人們，對你的兄弟展露微笑”為旗號的美國式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那樣，徹底侵蝕其文化、削弱其筋骨并威脅其歷史延續性。
歐洲人看到美國為他們正在消亡的文明哀悼而感到憤怒，原因或許正在于此：當初正是在美國的敦促下，他們才開始了這場自我毀滅的進程。
來源|觀察者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