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五千年的文明長卷中，行政區劃猶如縱橫交織的脈絡，將地理空間、政治制度、經濟生活與文化傳承緊密連接。這些看似簡單的邊界線，實則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更是政治治理與文化傳承的完美融合。從《尚書·禹貢》九州的古老構想到今日的省縣鄉體系，中國的行政區劃不僅構建了國家的治理框架，更塑造了獨特的文化景觀，成為解讀中華文明的重要密碼。
政區沿革：文明發展的空間敘事
▲遼寧省沈陽市清昭陵。
中國行政區劃的演變史，就是一部中華文明的發展史。根據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中華文明經歷一萬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年進入文明階段、四千年前后建立王朝。約在距今四千年左右，夏王朝已然建立，標志著中華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從各地獨具特色的區域文明——古國文明和邦國文明階段，邁入中原地區以夏、商、周王朝為中心的王國文明階段。
早在夏商時期，便出現了“方國”。這些以城邑為中心的政區雛形，奠定了華夏文明的最初格局。西周推行的分封制，創造性地將血緣關系與地域管理相結合，通過“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的方式，構建起層級分明的政治體系。
秦朝的統一帶來了劃時代的變革。秦始皇廢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縣制，開創了中央集權制度下行政區劃的新紀元。這一開創性的制度設計，為“書同文、車同軌”的實現提供了可能，也為“大一統”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礎。漢代在秦制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設立十三刺史部，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監察區體系。
唐宋時期，唐太宗劃分十道，宋太祖設置路制，這些創新既考慮地理因素，又兼顧經濟聯系，體現了古人對區域管理的深刻思考。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確立的“山川形便”原則，讓政區邊界與自然地理相協調，這種尊重自然的人文理念至今仍具啟示意義。
元明清三代，中國的行政區劃制度更趨完善。元朝創立行省制度，打破傳統的自然地理界限，采用“犬牙相入”的劃界方式。這一方式既加強了中央集權，又促進了不同區域間的交流融合。明清的“三司分治”和督撫制度，則進一步豐富了地方治理的實踐經驗。
政區名稱：中華文化的集體記憶
▲北京市永定門。
中國的行政區劃名稱，堪稱一部鮮活的文明史詩。政區名稱的命名本身就是區劃歷史文化的組成部分，這些鐫刻在大地上的名字，承載著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和文化基因。古都之名如北京、南京、長安，延續著千年帝都的輝煌歷史；方位地名如河南、山東、陜西，記錄著先民對地理空間的樸素認知；而敦煌、蓬萊、瑯琊等充滿詩意的命名，則寄托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有近1/3的縣級政區名稱沿用已超過千年。山東省的千年古縣有74個，數量居全國第二位。河北邯鄲、陜西咸陽、四川成都、浙江紹興這些古老的地名，宛如文化的活化石，保存著中華民族的共同記憶，也構成了中華文明連續性的最佳證明。
另外，有些政區名稱雖發生變化，卻同樣是歷史文化的體現。以沈陽為例，其曾用名盛京、奉天各有深意：后金時期命名“盛京”，取“興盛之都”之意；清朝定名“奉天”，源自“奉天承運”，彰顯皇權正統性；民國時期恢復沈陽古稱，回歸地理本位（因位于沈水之陽）。
山東省會濟南的名稱變遷亦具代表性：西漢設“濟南郡”，因地處濟水之南得名；隋唐改稱“齊州”，凸顯齊國文化影響；宋政和六年（1116年）升為“濟南府”，名稱沿用至今。青島地區在明代隸屬膠州、即墨，清末被稱作“膠澳”，因其位于膠州灣；1898年始稱“青島”，1929年正式設市，名稱延續至今。類似的政區名稱變化，在華夏大地還有很多。
這種變遷并非簡單更替，而是不同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記錄著時代發展的脈搏。它不是文化的斷裂，而是文化基因的適應性表達。政區名稱的變化是歷史寫在大地上的注腳，每個更名節點都對應著重要的社會轉型。科學的政區文化保護，既要守護穩定的核心符號，也要尊重合理的歷史變遷，在變與不變的辯證中，完整呈現文明發展的脈絡。
民族地區的政區命名同樣蘊含深意。西藏的“拉薩”意為“圣地”，新疆的“喀什”是“玉石集中之地”。這些名稱既保留了民族語言特色，又與其他地區的地名系統和諧共存，體現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
治理智慧：多元一體的制度創新
▲山東省濟南市大明湖。
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在行政區劃設置上展現出高超的智慧。清朝的治理實踐尤為值得一提：在東北、新疆設將軍轄區、晚清建行省，在西藏派駐藏大臣，在西南推行改土歸流。這種“因俗而治”的靈活政策，既維護了國家統一，又尊重了地方特色，為多民族國家的治理提供了典范。
新中國成立后，行政區劃制度迎來新的發展。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建立，通過設立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保障了各民族的合法權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行政區劃調整始終服務于國家發展大局。經濟特區的設立、計劃單列市的出現、副省級城市的規劃，都是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制度創新。這些調整既保持了歷史延續性，又體現了時代創新性，展現出中國治理體系的強大生命力。
當代價值：文化認同的重要載體
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中國的行政區劃繼續發揮著獨特作用。近年來實施的長三角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發展戰略，既是對傳統政區界限的超越，又是對區域文化共性的尊重。這種新型區域協調機制，開創了高質量發展的新格局。
歷史文化保護工作與行政區劃緊密結合。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評定、傳統村落的保護，都通過政區手段守護著文化的根脈。北京中軸線申遺、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等項目，更是將分散的文物點串聯成有機整體，展現了行政區劃在文化傳承中的整合功能。
近些年的行政區劃調整，在保持穩定的前提下，著眼于優化城鎮體系結構。通過撤縣設區、合并鄉鎮等措施，促進了城鄉融合發展。這些調整既考慮經濟發展需要，又注重歷史文化傳承，體現了新時代的治理智慧。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的行政區劃將繼續見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些鐫刻在大地上的文化符號和歷史坐標，既守護著傳統的根脈，又孕育著創新的活力。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中國的行政區劃實踐，正是這種“和而不同”智慧的生動體現。
隨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推進，中國的行政區劃必將在守正創新中書寫新的篇章。這些穿越時空的文明密碼，將繼續指引著我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征程，讓中華文明為世界貢獻更多智慧。
來源：《中國社會報》
作者：郭曉琳（山東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