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江波 著
第八章：持久之謎
第一節 叛軍根基
至德二年（757年）正月，當安慶緒在洛陽皇宮的廢墟中繼位時，他面臨著一個致命問題：父親安祿山留下的叛亂集團，究竟靠什么支撐了整整三年？答案不在洛陽的宮殿里，而在河北廣袤田野間的兩萬多個村落中。那里埋藏著這場叛亂最深的根系——一種被后世稱為“河北特殊性”的地域認同。
安祿山起兵時打出的“清君側”旗號，在關中、中原被視為笑話，但在河北卻有驚人號召力。這個地區自北朝以來便是胡漢混居之地，民風彪悍，對長安朝廷的離心力始終存在。《河北風土記》記載了當地民諺：“長安天子，不如幽州節使。”更關鍵的是經濟利益——作為唐朝最主要的絲綢產區和騎兵馬場，河北貢獻了全國三成的賦稅，卻因地處邊防，賦稅多留本地，形成了相對獨立的經濟體系。
叛亂集團的組織結構遠比朝廷想象的牢固。安祿山的智慧在于構建了多層效忠體系：核心是八千“曳落河”胡人武士，賜姓安氏，形同宗族；中層是史思明、蔡希德等漢族邊將，通過聯姻、結拜形成利益共同體；外圍則是數十萬河北府兵，他們效忠的不是“大燕皇帝”，而是能帶來戰利品的軍事首領。這種類似部落聯盟的結構，比唐朝的官僚體系更適應戰亂環境。
經濟基礎同樣出人意料。叛軍控制區包括河北二十四州、河東大部，這些地區有完善的農業和手工業體系。常山太守顏杲卿曾驚嘆：“賊據河北，如虎添翼。幽州鐵冶，日產生鐵萬斤；定州織坊，月出錦緞千匹；魏州鹽池，歲產鹽百萬石。”更可怕的是叛軍的掠奪經濟——他們將唐朝的漕運系統反向利用，把河北物資通過永濟渠運往河南前線，形成了可持續的戰爭補給。
社會動員機制更是唐朝無法企及。安祿山創造性地將軍事組織與社會治理結合：每占一地，即實行“軍戶制”，士兵家庭免稅，戰死者子弟繼承軍籍；對平民則推行“保甲法”，十戶一保，互相監督，舉報唐軍間諜者重賞。這套制度雖然殘酷，卻有效控制了占領區。詩人元結在淮西觀察后寫道：“賊之所至，必先置官署，設稅卡，頒律令。其治雖暴，然條理井然，非烏合之眾。”
文化認同的構建尤其值得玩味。安祿山尊奉祆教，在洛陽建立祆祠，自封“光明使者”；同時又祭祀孔子，開科取士，拉攏士人。他創造的“大燕”意識形態是奇特的混合體：既有草原民族的薩滿色彩，又有漢地王朝的禮制元素，還有對唐朝制度的模仿。這種雜糅看似不倫不類，卻在河北胡漢雜居的社會土壤中意外地有生命力。
至德二年十一月，當唐軍收復洛陽時，他們發現了叛軍持久的另一個秘密：龐大的地下財政網絡。安慶緒逃跑時來不及帶走的賬冊顯示，叛軍在江淮、蜀中、甚至嶺南都有秘密商隊，通過走私茶葉、絲綢、瓷器換取軍需物資。這些商隊多由粟特商人運作，他們縱橫歐亞的貿易網絡，成了叛亂的經濟血管。唐朝的官僚體系永遠無法理解，為何一群“叛賊”能建立比朝廷更靈活的跨國補給線。
乾元元年（758年），史思明在范陽重新舉起叛旗時，只用了三個月就集結了八萬軍隊。這些士兵不是被脅迫的農民，而是自愿追隨的“老部下”——他們在安祿山時代獲得了土地、戰利品和地位，不愿回到唐朝的統治下。當李光弼質問俘虜為何從賊時，一個老兵回答得樸實而殘酷：“跟安帥有肉吃，跟朝廷只有鞭子。”這句話揭示了叛亂持久化的根本：它不僅是政治叛亂，更是一場社會階層和地方勢力對中央集權的集體反抗。
第二節 河北形勢
廣德元年（763年）春，當史朝義的首級被送到長安時，朝堂上一片歡騰。但李光弼的軍報卻給這喜悅澆了冷水：“河北諸將，雖表歸順，然各擁強兵，政令不行。魏博田承嗣、成德李寶臣、盧龍李懷仙，皆據地自雄，恐非朝廷所能制。”這份預警精確預言了未來兩百年的歷史——河北，這片叛亂的策源地，將永遠游離在中央控制之外。
河北的“特殊化”始于安史之亂前。這片土地經歷了北魏六鎮、東魏北齊、隋末竇建德等多輪割據政權的統治，形成了獨特的政治文化。《隋書·地理志》精準概括：“河北之人，勇悍尚氣，輕死重義，有燕趙遺風。然亦多叛戾，難羈縻。”唐太宗曾試圖通過遷入關隴士族、推行均田來改造河北，但收效甚微——到開元年間，河北仍是“胡風彌漫，漢禮不彰”。
安祿山巧妙地利用了這種地域意識。他在范陽節度使任上，刻意塑造“河北保護者”形象：減免賦稅、興修水利、提拔本地將領。天寶十載（751年），當關中發生饑荒時，安祿山調運河北糧食入京賑濟，卻在民間宣傳“朝廷奪河北之糧養關中之民”。這種輿論操作，將中央與地方的矛盾轉化為地域對立。
叛亂爆發后，河北的反應呈現驚人一致性。除顏真卿、顏杲卿兄弟控制的十七州外，其余州縣幾乎望風而降。更值得玩味的是降而復叛的循環：至德元年（756年），郭子儀一度收復河北大部，但唐軍一走，各地又歸附叛軍。深州刺史張興的奏報揭示了原因：“河北之民，非樂從賊，實畏賊報復。且言‘唐軍終要西歸，賊軍常在’，故不敢不從。”
地理環境強化了割據基礎。河北東臨渤海，西靠太行，南有大河，北接草原，形成天然堡壘區。境內永濟渠縱貫南北，串聯起幽州（北京）、恒州（正定）、魏州（大名）三大中心，物資調配便捷。而唐朝核心區在關中，要控制河北需跨越黃河天險、太行險道，后勤壓力巨大。安祿山起兵前就看清了這點：“吾據河北，進可取中原，退可守幽燕，唐軍雖眾，其奈我何？”
社會結構的韌性同樣驚人。河北盛行“莊園部曲制”，豪強控制大量依附人口，形成半獨立的軍事經濟單元。這些豪強在叛亂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他們提供私兵、糧草，換取政治特權。史思明能在安慶緒敗亡后迅速重整旗鼓，正是依靠這批地方勢力。投降唐朝后，他們搖身一變成為節度使，實現了“叛亂時的訴求通過歸順獲得”的詭異結果。
文化心理的隔閡最為持久。長安光復后，唐代宗派文官往河北宣撫，回報的情況令人憂心：“河北士子，仍習安史所頒歷法；民間婚喪，多循胡俗；市井言語，雜糅蕃語。”更嚴重的是歷史記憶的改寫——當地流傳的《燕王傳奇》把安祿山描繪成反抗暴政的英雄，把唐朝平定說成“關中人欺壓河北人”。這種敘事在民間口耳相傳，代代不絕。
元和七年（812年），當白居易撰寫《新樂府·河北戍》時，筆下仍是這樣的景象：“河北土，河北民，生兒個個學騎射。老農指渠笑相語，此是當年燕王路。燕王去后百余年，猶說燕王能保邊。”此時距離安史之亂平定已半個世紀，但河北人的心中，“燕王”仍是比長安皇帝更親近的存在。這場叛亂最深的根基，不是軍隊，不是財富，而是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們，用幾百年時間養成的、永不馴服的靈魂。
第三節 朔方崛起
至德元年九月，靈武城外校場上，五萬朔方軍士卒齊聲高呼：“愿隨郭公，再造大唐！”聲音震落胡楊枯葉。郭子儀站在將臺上，這位六十一歲的老將軍須發皆白，眼中卻燃燒著年輕人般的火焰。他身后，李光弼、仆固懷恩等將領按劍肅立——這些名字將在此后八年中，成為大唐帝國最后的支柱。
朔方軍的崛起是安史之亂中最具戲劇性的轉折。這支部隊本是為防御突厥、吐蕃而設的邊防軍，駐扎在貧瘠的河套地區。天寶年間，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安祿山族兄）統兵七萬，是朝廷防范的對象。然而歷史的吊詭在于：當安祿山叛亂時，接替安思順的正是他最忌憚的對手——郭子儀和李光弼，兩位注定要拯救唐朝的將軍。
郭子儀的治軍之道融合了胡漢智慧。他保留了朔方軍的胡人騎兵傳統——全軍三萬騎兵，多由黨項、沙陀部落組成，騎射精湛；同時強化漢軍步兵的紀律訓練，創造了“車步騎協同”的新戰術。更關鍵的是他的人格魅力：與士卒同食同寢，賞罰分明，甚至為陣亡士兵撫養遺孤。詩人戎昱在《塞下曲》中描述：“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只因郭公能愛士，誓掃匈奴不顧身。”
李光弼則代表了另一種風格。這位契丹族將領以嚴酷著稱，他的軍營“聞鼓而進，聞金而退，有違令者立斬”。但他同時是戰術天才，尤擅防守。至德二年（757年）的太原保衛戰，他以萬人抵擋史思明十萬大軍，創造了冷兵器時代的防守奇跡。戰后清理戰場時，士兵發現李光弼的營帳里堆滿沙盤，這位將軍三個月未解甲，每晚推演戰局到天明。
朔方軍的戰略價值在于其位置和獨立性。駐地靈武（今寧夏靈武）遠離主戰場，未受叛軍沖擊；控制著河套糧倉和河西牧場，后勤自給；更關鍵的是，當玄宗逃往蜀中、太子在靈武即位時，朔方軍成了唯一完整的中央直屬武力。肅宗李亨的皇位合法性，一半來自血統，一半來自這五萬鐵騎的支持。
財政自主性讓朔方軍免于朝廷官僚體系的掣肘。郭子儀兼任鹽池使，掌握著寧夏鹽池的專賣權；又設“軍市司”，與回紇、黨項進行茶馬貿易。這些收入不經過朝廷度支，直接用于軍需。戶部侍郎第五琦曾想收回財權，郭子儀一封信讓他噤聲：“將士效死，日費千金。若待長安糧餉，賊已入蜀矣。”亂世中，槍桿子自然掌握了錢袋子。
戰術創新是朔方軍制勝的關鍵。郭子儀發明的“車城陣”，將糧車首尾相連構成移動堡壘，專克叛軍騎兵；李光弼的“地道戰”，在太原城墻下挖掘迷宮般的地道，讓叛軍的攻城塔一次次陷入地坑。這些戰法被編纂成《朔方武經》，成為后世兵家必讀。但最厲害的還是心理戰——乾元元年（758年），郭子儀單騎入回紇大營，說服藥葛羅可汗反戈一擊，堪稱古代外交史上的神作。
然而朔方軍的崛起也埋下了新隱患。隨著戰功積累，這支軍隊逐漸“藩鎮化”：將領世襲，財政獨立，士兵只知有節度使不知有朝廷。仆固懷恩后來反叛時，麾下多是朔方舊部；李光弼晚年遭猜忌，抑郁而終；郭子儀雖善終，但七子八婿皆居要職，郭家勢力盤根錯節。朝廷用朔方軍平定了安史之亂，卻也創造了新的軍事集團。
永泰元年（765年），當吐蕃十萬大軍逼近長安時，代宗急召郭子儀。此時老將軍已罷兵權多年，手中親兵不過數十。他單騎至吐蕃陣前，脫去頭盔喊道：“諸君還記得郭令公否？”吐蕃軍中許多將領曾是朔方軍降卒，聞言竟下馬跪拜，大軍不戰而退。這一幕是朔方軍威名的最后輝煌，也是大唐軍事史的悲涼注解——曾經拯救帝國的力量，最終成了帝國唯一能依賴的、也最需防范的力量。
第四節 回紇介入
乾元元年（758年）秋，長安西郊的渭水河畔，三千回紇騎兵正在洗劫村莊。他們不是叛軍，而是唐朝請來的“援軍”。一個老農抱著被搶走的糧食袋哭喊：“這和大燕賊有何區別？”帶隊的回紇王子葉護大笑：“我們是你家皇帝請來的客人，這些是‘稿軍之禮’！”這一幕揭示了安史之亂中最屈辱的篇章——借兵平叛的代價，有時比叛亂本身更沉重。
回紇的介入始于至德元年（756年）。肅宗在靈武即位后，面對的是一個殘酷現實：唐軍主力在靈寶覆沒，朔方軍雖勇但兵力有限。謀士李泌提出“借兵回紇，共擊叛軍”的策略，這步棋看似高明，實則飲鴆止渴。回紇可汗磨延啜開出的條件是：收復兩京后，土地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
至德二年九月，長安光復之戰成了回紇騎兵的表演舞臺。四千回紇輕騎從香積寺側翼切入，如尖刀剖開叛軍陣型。唐軍主力趁勢猛攻，一舉收復長安。然而勝利的喜悅很快被恐懼取代——回紇兵要求兌現承諾，在長安城內“大索三日”。《舊唐書》記載了這場合法化的暴行：“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
更深遠的影響在于地緣格局的重塑。作為酬謝，唐朝每年贈回紇絹二萬匹；開放邊境五市，馬一匹換絹四十匹（回紇馬多病弱，實為變相納貢）；嫁公主和親，肅宗將親生女兒寧國公主嫁于回紇可汗。這些條款開創了惡例：此后吐蕃、南詔紛紛效仿，以武力威脅索取歲賜，唐朝的“天可汗”威嚴蕩然無存。
軍事上，回紇的介入改變了戰爭形態。叛軍最強大的是騎兵，而回紇騎兵更勝一籌。史思明在相州之戰中吃盡苦頭：“回紇騎射精絕，賊騎望之輒潰。”但這也帶來了副作用——唐軍逐漸喪失野戰能力，遇敵則“待回紇兵至方敢戰”。李光弼曾痛心疾首：“借兵于夷，如飲鴆止渴。今三軍皆無戰心，唯望回紇，此非國之福也。”
經濟掠奪更是觸目驚心。回紇商隊憑借特權，壟斷了戰后絲綢之路貿易。《唐會要》記載了畸形現象：“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偽服而雜居者倍之。殖資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他們用戰馬換取茶葉、絲綢，轉手賣給西域獲利數倍。唐朝為支付馬價，不得不加重江南賦稅，引發方清、袁晁等農民起義。
文化沖擊同樣深刻。回紇摩尼教隨之傳入，在長安、洛陽建立寺院。粟特商人借回紇勢力卷土重來，他們的祆教祭祀、胡旋舞重新流行，引發漢人士大夫的強烈反感。韓愈在《諫迎佛骨表》中隱晦批評：“自亂華以來，夷狄之教日盛，先王之道浸微。”這里的“夷狄之教”不僅指佛教，也暗指隨回紇而來的各種胡教。
最諷刺的是，回紇自身也因介入唐朝內戰而衰落。寶應元年（762年），回紇應唐代宗之請再次出兵，協助收復洛陽。但這次他們遇到了疫病，“軍中大疫，死者過半”。回國途中又遭吐蕃截擊，精銳損失慘重。不過三十年，曾經雄踞漠北的回紇汗國在內亂外患中崩潰，部分部落西遷新疆，成為后世維吾爾族的先祖之一。
大歷七年（772年），當最后一批回紇“援軍”撤離河北時，他們留下了兩個遺產：一是遍布北中國的“回紇營”遺址——這些曾經的軍營后來演變為坊市，如汴州的“回紈巷”、幽州的“韃靼營”；二是一代唐人矛盾的心理記憶——既感激他們幫助平定叛亂，又痛恨他們的暴行和勒索。這種矛盾體現在當時的詩歌中：杜甫寫“陰風西北來，慘淡隨回紇”，是直白的批評；而郎士元寫“雙旌漢飛將，萬里授橫戈。春色臨邊盡，黃云出塞多”，則是委婉的感謝。
回紇的介入最終證明了一個殘酷的歷史定律：在生存危機面前，道德和尊嚴往往是第一件被典當的物品。唐朝用金帛子女換來了暫時的和平，卻失去了帝國的尊嚴和經濟的獨立。而更大的代價在幾十年后才完全顯現——當回紇衰落后，失去制約的吐蕃長驅直入，于廣德元年（763年）攻占長安，讓唐朝遭遇了比安史之亂更恥辱的都城陷落。借兵平叛，如同與虎謀皮，最終傷痕累累的，永遠是那個引狼入室的人。
第五節 內部傾軋
上元二年（761年）二月，洛陽城外的叛軍大營里，史朝義勒死了重病的父親史思明。當他提著滴血的頭顱走出帳篷時，帳外將領跪倒一片，但許多人的眼中不是恐懼，而是解脫——這已經是“大燕”第三位死于非命的皇帝了。從安祿山被宦官李豬兒刺腹，到安慶緒被史思明縊殺，再到史思明被兒子所弒，這個叛亂集團用最血腥的方式詮釋了什么叫“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叛軍的內斗始于權力結構的設計缺陷。安祿山模仿突厥汗國建立“二元體制”：自己稱帝，封安慶緒為晉王、史思明為懷王，形成三角制衡。但這套體系依賴強人統治，一旦安祿山病重（他早在起兵前就患眼疾和疽病），平衡立即打破。至德二年（757年）正月，當安慶緒聯合宦官李豬兒弒父時，叛亂的性質已經改變——從“清君側”的政治運動，退化成了軍閥間的血腥廝殺。
利益分配不均激化了矛盾。安祿山起兵時，擄掠財富“盡歸范陽舊部”，引起河北新附將領不滿；史思明復叛后，又將財富集中到幽州，導致河南諸將離心。最典型的是田承嗣，這位后來開創魏博鎮的大將，在安慶緒時期就“陰蓄異志，私擴部曲”。當史朝義敗亡時，他第一時間降唐，保住了自己的地盤和軍隊。
種族矛盾始終是暗流。叛軍核心是“曳落河”胡人武士，但中下層多是漢人士兵。安祿山時代還能維持表面和諧，到安慶緒時，漢將開始遭受排擠。乾元元年（758年），大將蔡希德因是漢人被猜忌處死，其部下一萬余人憤而投唐。史思明更極端，他為拉攏漢人，屠殺蕃將數十人，結果胡人離心，漢人也不領情——典型的左右失據。
戰略分歧讓裂痕公開化。安祿山堅持“直取長安，滅亡唐朝”的激進戰略；史思明主張“鞏固河北，徐圖中原”的保守戰略；安慶緒則搖擺不定。這導致叛軍力量始終無法集中：安祿山在關中，史思明在幽州，安慶緒在洛陽，三方各自為戰。九節度使圍攻相州時，史思明坐視不救，等安慶緒耗盡實力才出手“救援”，實為吞并。
唐朝方面的內斗同樣精彩。肅宗靈武即位后，形成了“靈武朝廷”與“成都朝廷”的微妙對峙。太上皇玄宗每遣使送物，必附問：“汝父安否？”實為試探肅宗態度。而肅宗身邊，宦官李輔國與宰相李揆爭權，武將郭子儀與魚朝恩斗法。最荒唐的是九節度使圍攻相州，竟不設統帥，只派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結果六十萬大軍號令不一，被史思明各個擊破。
宦官勢力的崛起是戰亂中最詭異的副產品。肅宗因倚重李輔國掌禁軍，開創了宦官典兵先例；代宗時程元振、魚朝恩更甚，竟能逼死宰相、廢立節度使。廣德元年（763年）吐蕃入侵長安，代宗出逃，原因竟是程元振隱瞞軍情——這位宦官害怕將領立功威脅自己權勢。詩人杜甫在《傷春五首》中悲嘆：“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西京疲百戰，北闕任群兇。”這里的“群兇”明指吐蕃，暗指亂政的宦官。
藩鎮與中央的矛盾在平叛中孕育。朔方軍郭子儀、李光弼功高震主，遭朝廷猜忌；平盧軍侯希逸、淮西軍來瑱，在戰爭中壯大后逐漸自立；而投降的叛將田承嗣、李寶臣等，更是明目張膽割據。朝廷的應對進退失據：一方面需要他們平叛，不得不授以節度使之職；另一方面又怕他們坐大，千方百計削弱。這種矛盾心理催生了“以藩制藩”的短視政策，埋下了中晚唐藩鎮割據的禍根。
思想領域的撕裂同樣深刻。以元載為代表的實務派，主張“先平賊，后談道”；以李泌為代表的理想派，提出“緩收復，困賊自潰”；而以劉晏為代表的理財派，則關注“籌糧餉，固根本”。各種主張在朝堂爭吵不休，政策朝令夕改。最受害者是前線將士——今天令進攻，明天令防守；今天許以重賞，明天克扣糧餉。軍心在反復無常中逐漸渙散。
寶應元年（762年），當史朝義窮途末路時，他麾下還有五萬兵馬。但這些部隊已無心作戰——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成德節度使李寶臣、相衛節度使薛嵩等，紛紛暗中與唐軍聯絡，準備“賣主求榮”。史朝義逃到溫泉柵時，身邊只剩數十騎，他自縊前對親兵說：“非戰之罪，人盡負我。”這句話道出了所有敗亡者的哀鳴，也揭示了安史之亂持久化的另一面：當信任全面崩塌，無論是叛軍還是唐軍，都不過是無數個互相猜忌、互相算計的利益集團。內部的傾軋，往往比外部的刀劍更能摧毀一個政權。
第六節 戰局延宕
廣德元年（763年）正月，當史朝義的首級在長安太廟前示眾時，圍觀的人群中沒有歡呼，只有麻木的沉默。這場持續了七年零兩個月的戰爭，已經耗盡了所有人的情感。一個老吏低聲對同伴說：“終于結束了。”同伴苦笑：“結束？你看那些節度使的兵，可有一點要解甲歸田的樣子？”這番對話無意中道破了真相：安史之亂的結束，不過是另一種亂局的開始。
戰爭長期化的第一個原因是軍事上的“僵持均衡”。靈寶之戰后，唐朝失去了速勝能力，但叛軍也無力徹底滅唐。雙方形成了詭異的平衡線：叛軍控制河北、河南大部，唐朝控制關中、江淮、蜀中；叛軍騎兵強悍但缺乏水軍，唐朝水軍強大但騎兵薄弱；叛軍擅長野戰，唐軍善于守城。這種互補性的缺陷，讓任何一方都無法給對方致命一擊。
地理因素極大延長了戰爭。中國的地形特征決定了，從河北進攻關中必須突破三道天險：黃河、潼關、秦嶺。安祿山突破了前兩道，但始終無法逾越第三道——當他占領長安后，發現面對的是“蜀道難，難于上青天”。同樣，唐朝要平定河北，也必須跨越太行山、黃河天險。這些自然屏障讓進攻方付出巨大代價，乾元元年（758年）郭子儀圍攻相州失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糧道過長，補給不繼”。
經濟耐力的比拼決定了戰爭節奏。安史之亂本質上是兩個經濟體系的對抗：叛軍的“河北—河東”經濟區 vs 唐朝的“江淮—蜀中”經濟區。河北雖然富庶但體量較小，唐朝控制區更大但需要時間整合。戰爭前三年，叛軍靠掠奪積累的優勢明顯；但到乾元年間（758-760年），劉晏重建漕運、第五琦改革鹽政后，唐朝的經濟潛力開始發揮。這種經濟力量的緩慢轉化，注定了戰爭是持久戰。
國際環境的復雜化牽扯了雙方精力。吐蕃看到唐朝內亂，趁機占領河西走廊；南詔在云南獨立，威脅劍南道；回紇雖助唐但索求無度。唐朝不得不三線作戰：東線平叛，西線防吐蕃，南線鎮南詔。而叛軍同樣面臨外部壓力——契丹、奚族看到安祿山主力南下，在幽州后方蠢蠢欲動。史思明多次從河南前線回師，就是為了鎮壓部落叛亂。
社會心理的疲憊是無形殺手。戰爭進入第五年后，無論將領還是士兵，都出現了嚴重的厭戰情緒。唐軍中出現“功成不愿受賞，但求解甲歸田”的現象；叛軍則普遍“戰則觀望，逃則爭先”。寶應元年（762年）洛陽決戰時，雙方士兵甚至出現了非正式停火——在陣前交換食物、傳遞家書。這種戰場奇觀，說明戰爭已經失去了最初的“主義”，退化成了純粹的生存游戲。
指揮體系的混亂讓勝利變得遙不可及。唐朝方面，肅宗、代宗兩朝換了七個宰相、十一個元帥；叛軍方面，四年換了四個“皇帝”。頻繁的權力更迭導致戰略無法連貫。典型例子是相州之戰：郭子儀圍城十月即將破城，魚朝恩突然下令撤退；史思明正要追擊，又被兒子史朝義牽制。這種“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鬧劇，讓戰爭變成了消耗比賽。
技術瓶頸限制了戰爭的突破。冷兵器時代，攻城技術遠落后于守城技術。叛軍雖強，但面對睢陽、太原這樣的堅城，往往圍攻數月不克；唐軍雖有回紇騎兵相助，但對幽州、范陽等叛軍老巢也無可奈何。雙方都缺乏決定性的攻堅能力，只能通過野戰消耗對方兵力。但野戰的傷亡又太大，打幾場就要休整——戰爭就這樣打打停停，拖了七年。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戰爭性質的蛻變。安祿山起兵時是“政治叛亂”，目標明確：推翻唐朝，建立新朝。但到史思明時期，已經變成“軍閥割據戰爭”——各方勢力不再追求統一，而是謀求控制一塊地盤。這種轉變讓“徹底平定”失去了意義：因為即使消滅了史朝義，還有田承嗣、李寶臣、薛嵩等降將控制的藩鎮。他們名義上歸順，實際上自治，朝廷根本無力改變。
所以當史朝義的首級懸掛在長安城頭時，有識之士看到的不是勝利，而是無奈。杜甫在《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中喜極而泣，但緊接著寫的《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就充滿憂慮：“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錯相干。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后代看。”他已經預感到，那些“入朝”的節度使，不過是暫時低頭的老虎。
安史之亂持續七年，不是因為雙方勢均力敵，而是因為舊秩序已經崩塌，新秩序尚未建立。戰爭延宕的過程，其實就是中國社會從“大一統帝國”向“藩鎮體系”轉型的陣痛期。當硝煙散盡時，人們發現戰場上的勝負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個曾經“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大唐，已經永遠地留在了天寶十四載以前的記憶中。而活下來的人們，還要在一個權力碎片化、軍閥林立、邊防洞開的新世界里，艱難地尋找生存之道。這場戰爭的持久，最終證明的不是誰的強大，而是那個輝煌時代的脆弱——它像一件精美的瓷器，看起來堅不可摧，其實輕輕一推，就碎了滿地，而且永遠無法復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