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藍鯨新聞12月12日訊（記者 李丹萍 王婉瑩）2026年是“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做好經濟工作至關重要。剛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在政策取向上，要堅持穩中求進、提質增效，發揮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應，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力度，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要繼續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健全預期管理機制，提振社會信心。
如何更好理解“十五五”規劃建議？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又會有怎樣的具體體現？要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哪些產業在這一輪浪潮中更值得關注和期待？在地方產業的培育與發展壯大過程中，券商的研究能力如何賦能？
圍繞這些核心議題，近日，藍鯨新聞專訪到國聯民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陶川。綜合當前政策導向與市場分析，陶川對2026年中國宏觀經濟的整體判斷概括為“出口進、消費穩、投資緩”三大關鍵詞。其認為，在這一宏觀圖景下，財政與貨幣政策將協同護航，財政政策將呈現“小步慢走”的擴張，貨幣政策總量寬松的節奏和幅度會更為審慎。
在“金融強國”和“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戰略背景下，陶川指出，券商的研究能力可以超越傳統的二級市場分析，成為賦能地方產業的“戰略顧問”、“價值發現者”以及“資源連接器”，更好服務于實體經濟。
國聯民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陶川
2026年宏觀圖景：“出口進、消費穩、投資緩”
藍鯨新聞：復盤2025年，我國在經濟增長、消費復蘇、科技創新等方面，均有不少亮點。對于2026年您有何展望？是否有一些關鍵詞可以概括？明年財政和貨幣政策是否會繼續保持寬松態勢？
陶川：綜合當前的政策導向與市場分析，我們對2026年中國宏觀經濟的整體判斷可以概括為 “出口進、消費穩、投資緩” 這三大關鍵詞。
所謂“出口進”，是指出口將繼續展現超預期的韌性，成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外力。這并非傳統動能的簡單重復，而是動力結構的深刻變化：隨著中美貿易博弈進入階段性緩和，周期性壓力緩解，而中國企業加速“出海”布局產業鏈、開拓“一帶一路”及非洲等新興市場，將形成更可持續的結構性支撐。
“消費穩”，意味著消費引擎將實現“穩中有進”的切換。政策重點將從2025年依賴“以舊換新”等短期刺激，轉向構建更具持續性的增長體系，核心在于拓展與深化服務消費。同時，“十五五”規劃首次明確設定 “居民消費率明顯提高” 的目標，消費在內需中的基礎性作用將得到制度性加強。
“投資緩”，則是對三類投資更趨理性增長的描述。制造業投資因企業出海加速，增速中樞可能溫和下行；基建投資在財政資源更多向民生和化債傾斜的背景下，難以回到過去的高增長；房地產投資則處于“防風險”和“高質量發展”的雙重導向下，其對經濟的直接拖累幅度預計將繼續收窄。
在這一宏觀圖景下，財政與貨幣政策將協同護航。財政政策將呈現“小步慢走”的擴張，核心從“加力”轉向“提效” ，更多“投資于人”，即向教育、醫療、社保等民生消費領域傾斜。貨幣政策的關鍵詞將是“金融強國”與“跨周期調節”，這意味著其獨立性增強（更加“以我為主”），并更注重運用結構性工具應對中長期問題，總量寬松的節奏和幅度會更為審慎。
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將是中國提升全球產業競爭力的核心抓手
藍鯨新聞：“十五五”規劃提出要優化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且“產業”這一關鍵詞放在“科技”之前，應該如何理解？您有觀點提出，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搶占全球陣地的關鍵，哪些產業可能在這一輪浪潮中更值得關注和期待？
陶川：這是一個非常關鍵且務實的信號調整。它清晰地表明，國家發展的重心正從追求單一的科技指標，回歸到以實體經濟為本、以產業繁榮和經濟增長為最終目的的系統性路線上來，核心目標是“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全要素生產率穩步提升”。也就是說，單純的科技自立自強不代表經濟就好了，更加關鍵的是“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讓傳統產業“新質+”，并在此基礎上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這體現了一種“先立后破”、梯次推進的務實智慧。
關于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本身指明了兩個清晰的方向：其一，是旨在成為經濟新支柱的“新興產業”，例如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經濟等，它們將是新舊動能轉換的主力軍。其二，是旨在搶得先機、占據主動的“未來產業”，如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腦機接口、6G等，這些領域關乎我們能否贏得長遠的科技競爭和戰略安全。這兩大方向共同構成了中國提升全球產業競爭力的核心抓手。
政策的首要任務是快速“解凍”被抑制的購買力
藍鯨新聞：提高居民消費率，是“十五五”時期暢通國內大循環、構建新發展格局以及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抓手之一。但從實際情況看，居民可能面臨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的階段性不匹配，“提升意愿”、“增強能力”兩條路徑上，可能需要如何平衡？
陶川：提升我國居民消費率的關鍵在于，采取“短期以提升意愿為核心突破口，中長期以增強能力為根本保障”的階段性策略。這一判斷基于對我國現狀和國際經驗的深入分析后得出。
當前我國消費的主要矛盾是意愿不足，我國居民消費傾向（即居民消費占收入比）約65%，遠低于發達國家90%以上的水平。因此，政策的首要任務是快速“解凍”被抑制的購買力。亞洲經驗給我們提供了正反兩面的鏡鑒：日本通過構建極致完善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網絡，有效消除了居民后顧之憂，激發了消費意愿；而新加坡則因高生活成本（尤其房價）和強制高儲蓄制度，抑制了當期消費。
因此，短期政策應優先聚焦“提升意愿”：加快補齊社保短板、控制關鍵生活成本、優化消費場景與假期制度。這些措施更具普惠性和速效性。
當然，消費意愿的提升有天花板，消費率的持續躍升最終還是要依賴于消費能力（即居民收入）的持續增長。這涉及深層次的收入分配改革和產業升級，是一個中長期過程。所以，在提振意愿的同時，也需要啟動旨在“增強能力”的改革，如優化稅制、通過“金融強國”戰略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推動產業升級創造更高收入崗位等。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在實施所有政策前，一項基礎性工作是完善“全口徑消費統計 。只有把更多服務消費（如自有住房虛擬租金、金融服務等）科學地納入統計，擠掉國際對比的“水分”，我們才能真正看清短板，確保政策精準發力。
券商研究能力可超越傳統二級市場分析賦能地方產業
藍鯨新聞：國聯民生證券研究所提出，將依托股東生態圈的深度賦能與戰略區位優勢的疊加效應，聚焦新質生產力發展主航道，強化“行業研究+產業研究”雙輪驅動。在您看來，券商的研究能力如何賦能、服務于地方產業發展？
陶川：在“金融強國”和“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戰略背景下，券商的研究能力可以超越傳統的二級市場分析，成為賦能地方產業的“戰略顧問”、“價值發現者”和“資源連接器”。
首先，作為“戰略顧問”，券商能運用產業研究能力，為地方政府繪制精細的產業地圖，剖析本地主導產業在全球鏈條中的位置、短板與突圍方向，并將行業研究對技術趨勢和資本偏好的洞察，轉化為地方布局未來產業的具體規劃。
其次，作為“價值發現者”，這是其最獨特的賦能方式。券商可以通過深度研究報告、組織路演與調研，發掘地方的“隱形冠軍”，并將優勢產業集群系統性地推向全國資本市場，提升區域產業的“能見度”。更重要的是，它們能幫助資本市場理解科技企業的技術壁壘和成長邏輯，推動估值體系從傳統市盈率轉向更注重創新能力的維度，從而引導更多“耐心資本”精準注入本地早期的硬科技企業。
最后，作為“資源連接器”，券商能依托其股東生態與機構網絡，鏈接起地方產業龍頭、技術源頭和高端人才，促成合作、達成共贏局面。
